文 | 洞主
这部豆瓣 9.5 分的华语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即便你没看过，想必也已经听过。
里面有一段，很震撼，不只是感人。
杀人犯李晓明，因随机杀人 9 人，被定死罪。被害者中，不乏儿童和少年，这让被害者家属、媒体和舆论大众，毫不犹豫地称李晓明是“变态杀人魔”，甚至强烈要求马上处死他。
原本，距离死刑还有一段时间，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王赦，正辗转于李晓明和他的亲人之间，试图探寻他的犯罪原因，不曾想，法院为平息民怨，越过排在前面的 52 位死刑犯，提前枪决。
得知此事，一向心存公正的王赦，伤感而愤怒。他认为这是无视司法程序，无视最基本的公平原则，无视杀人犯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这就是作恶。
屠刀提前落下，背后推手，是受害者家属，是媒体，是所谓“民意”。
应该说，每一个发声让李晓明赶快死的民众，都在作恶，因为，没有这些民众的声音，李晓明就很可能不会被提前处死。他们与恶之间，没有距离。尽管，对于他们每个人的行为本身而言，可以说是小恶。
然而，小恶也是恶，在科技发达的网络时代，一个个分散在各地的网民，他们最初的一点猎奇心和窥探欲，有时就会演变为恶语与诅咒，然后通过网络积少成多，最终成为杀人的帮凶。英剧《黑镜》第三季最后一集，深刻呈现出这种罪恶链条。
这也正如犹太人被屠杀的一个侧面：大部分参与大屠杀的人，往往只是在进行电话会议，或是交谈火车调动事宜，又或是安排货物的运转方式……
这些人，都处于大屠杀“流水线”上的某一个环节中，他们没有直接杀害犹太人，却是整个屠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个螺丝钉。可以说，没有他们，犹太人绝不会死那么多。
他们间接杀害着犹太人，可是，其中有人会说：我只是在做我分内的工作，敬业，有错吗？事实上，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真心如此认为。这是目光狭隘？是笨？是蠢？还是因为恐惧，不敢防抗，才违心这样说？没人知道。
用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话说，他们这种只顾自身工作而忽略了整体恶果的行为，就是“平庸的罪恶”。
作家刘瑜在《恶之平庸》一文中，也写过类似的话：
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
比起直接作恶，间接的恶行，固然会大大减轻作恶者的负罪感，这是人性使然。可是，这不代表做点恶也无妨。
那些间接杀害犹太人的工作者，可以辩解说，自己是在工作；在《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间接让李晓明提前枪决的民众，也可以辩解说，自己发声，要求处死李晓明，只是为了娱乐消遣。
人做的每件事，都有多个侧面。同一件事，可能既是工作，也是恶行，可能既是消遣，也是罪愆。强调其中某一面，刻意回避另一面，很没意思。而在现实中，许多人正是如此。
比作恶更可怕的，是作恶后还要诡辩。
回到《我们与恶的距离》，网络当然允许个人言论，当然可以说些怨言，发发牢骚，但是这不代表能够随意说、或诱发旁人说“想让谁死”“谁最好赶快死”。这里面的度，很重要。
我们应该看到，自己的言论，很可能引发哪些后果。在道德伦理上，言论是有边界的，至于界限在哪，就要问问自己的良心了。
当然，对于那些迫切想要杀死李晓明的被害者家属，情感上，很值得理解，很值得同情，可理性而言，他们确实也在作恶。
我们不是受害者家属，没有承受极大的悲痛，所以没资格跟他们讲理性。可要知道，情感是一件事，作恶与否，对错与否，是另一件事。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自是情理之中，可这种行为，总在把人拉入野蛮时代。
我突然想到并不久远的“刘鑫江歌案”，想起某个知名大 V，直指刘鑫是躲在暗处的恶魔，引发众多网民要求处死刘鑫。
最基本的道理是，现代社会，一个人该不该死，什么时候死，应有法律裁决，而非由所谓“民意”来决定。
诚然，刨根究底会发现，人的每个行为，都会或轻或重地勾连起其他事情发生，严格意义上，很多行为都包含恶的因素。
就比如，早上和许多人一起挤地铁，可能会间接使得某人挤不上去而迟到，导致 TA 被领导骂，甚至丢掉工作。不能否认，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
虽说有些恶，难以被意识到，但只要是能意识到的恶行，就不要做。
《增一阿含经》里有句很著名的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确实，永远与恶保持距离，可能只是一种理想，但正如，人无法成为完美的善人，还是要一心向善。
人与恶的关系，只有两种：有距离或者零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