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看到我，诧异得很，“你怎么还过来，不应该带着钱跑路吗？”我没好气地说，“我看起来像是那种人吗？”他笑了起来，说，“像。”
一
我是在采访时认识刘军的。他是一个年轻的残疾人。
当天是512助残日，小组同学约好在火车站拍作业。到火车站时，上午十点。同组的几个成员对这个题材的作业显然提不起劲。五月的太阳晒得人都酥了。我们转了一圈，拍一些画面，准备回去交差。
到集合地点时，我注意到一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他坐在轮椅上，尝试几次想上一个台阶，临到最终，都从半截上跌下去。像卡住的齿轮。
我走过去帮他推上台阶，年轻人连声跟我道谢。刚答谢完，他又推着轮椅小心翼翼地下台阶。我以为他是在跟来往的陌生人开玩笑。
他却说，“别介意，这是，我每天的娱乐。”
“所以，你，不想上去？”我不自觉地学他的口吻。
“我说话，慢，但不傻。”我被他逗乐了，干脆坐在台阶上跟他闲扯。
他说他叫刘军，在火车站逗留三个多月了。几乎每说一两个字，他就会停顿一下，头总是向左偏过去，眼球猛烈颤动，双手也止不住地抖动。
很快，他发现了角落的镜头，不再说话。我解释说是学校的作业，不作商用，也不会外传。他依旧固执地用手指着它。较真的神情像个孩子。
“关掉吧，之前的素材差不多够了。”我冲组员招手，他们走过来，目光聚集在我俩身上，有一个组员递给我两瓶饮料，我给了刘军一瓶。
“我跟这个帅哥聊会儿天！”我朝他们招手，示意他们回去。当时我很想做一个救助所的报道专题，觉得刘军是一个突破口。至于是否能说服他，我心里也十分忐忑。
等人走后，刘军让我帮他推到树荫底下，太阳立在头顶，南方的中午渐渐变得炎热。我脱下外套，披在身上倒不觉得热。刘军穿着看起来挺厚的运动套装，四季通用，脸上已经开始出汗。
虽然刘军看起来很瘦弱，但我没想到轮椅推久了，还是很吃力。经过上坡时，我躬腰压低身子使劲，一股味道迎面扑来。我没忍住，咳嗽了两声。刘军尴尬笑了笑，说他快一年半没洗过澡。我本想揶揄他，想了想，忍住了。
二
刘军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皮肤白皙，鼻梁上还架着副眼镜，不细看，察觉不到他是一个流浪汉。
我们到树荫下后，我本就干瘪的肚子，使完劲后更加饿了。正好碰到吆喝卖盒饭的。我买了两份，问刘军想吃什么，他说他不挑。吃饭时，刘军吃得很慢，手一直在抖，好几次筷子都掉在裤腿上。
饭还剩一大半，他就没再吃了，默默看着我吃。我以为是盒饭不合他胃口，又觉得他实在有些挑，心底嘀咕，有的吃就不错了。
等我吃完后，我伸手准备将他的饭盒一起扔掉，刘军把手压在上面，冲我摇头，“晚上还可以吃的。”说完他有些难为情。坐在轮椅上的他，没人帮助就很难上厕所。所以他每天进食很少，基本只喝点水。
为了感谢我的午餐，刘军提议请我吃冰淇淋。我推却不过，嬉皮笑脸地伸手向他索钱。刘军戏谑地看着我，“钱都在我裤裆里，你不嫌脏？”
我的脸瞬间涨红了。他说的是实话，在外面流浪一年多，他的手机、钱包、换洗衣服，甚至脚上的袜子都被偷了，只能想出这么个藏钱的方法。
他慢吞吞地伸手掏裤裆，我避开眼神，他一边掏一边说，“后来我不睡觉了，只要一睡着，身上的东西就会被摸走。有一次，我熬了两天，实在顶不住，迷迷糊糊感觉有人在扒我裤子。我冲他破口大骂，那个人也被我吓到了，推了我一把就跑了。明明轮椅就在我边上，费了四五个小时我才爬上去……”
听他说完，吃冰激凌的心情也没了，虽然我算是一个自来熟的人，但面对一个陌生的流浪汉，我不知道该不该在听到他的遭遇时，假装熟识地安慰他。
现在刘军知道其中的门道。哪怕流浪汉、乞丐，这些看起来流动性很大的人群，也有自己的小团体。在火车站的这段时间，刘军学会跟人结伴，每天晚上轮流睡觉，就算遇到人欺生，找墙角的老头说一声，也能把东西找回来。
“那你为什么不去救助站？”我表露出自己的目的，终于顺台阶地说出口。
刘军又缩回礼貌而抗拒的姿态，没有回话。
三
跟刘军道别时，他已进入半瞌睡状态，压根没搭理我。我想着拍救助站的纪录片估计得黄，有些不舍，步子也慢了一些。
“你明天，还来不来？”刘军突然在我身后发问。
我回头看他，他继续说，“你来，我们做个交易。”
我几乎是飞快地奔向去公交站的，内心一片雀跃。等我快跑到公交站时，我突然刹住了，刘军应该在我身后看着我，我突然想起一句话，“你不能在一个不能走路的人面前奔跑。”
第二天，我下午没课，按照约定时间来到火车站。刘军又在做他的“游戏”。
我们达成一致，他帮我去救助站走一趟，偷拍点素材。之后我再接他出来，帮他实现去北京的愿望。
这就是他说的交易。
“只一点，”刘军告诫我，“你不能拍我，我不想，出现在镜头里。”
我向他保证，他想了很久，给了我他家里的电话。拨过去时，对面的声音有些疑惑，提到刘军，那头惊诧地叫出声来。随即电话被一个男人夺过去，对方有些语无伦次，“小军？小军在哪！”
我开着免提，刘军的反应异常淡漠。他让他父亲打一万块钱到我卡上，帮他添置新手机，再买一些换洗衣服。
钱很快就收到了，我让他在火车站等着，我去取钱。
作为一个穷学生，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现金。我胡乱装进书包，两手紧紧抱着，一路跑回去，生怕被人抢劫。
刘军看到我，诧异得很，“你怎么还过来，不应该带着钱跑路吗？”我没好气地说，“我看起来像是那种人吗？”他笑了起来，说，“像。”
我选了火车站附近一家不小的商场，进了商场，我推着刘军在行人中穿梭。他左看看右看看，眼睛都不够用了。我只好尽量推得慢些。
买衣服前，我问刘军，多高的尺码适合他。他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回道，“高三那年我178，现在应该长高了吧。”我不置可否。
为了减少排队换衣服的时间，我们进了一家人少的男装店。营业员误以为我俩是情侣，看我们的眼神有种说不出的怪异。年长一点的店长过来招待我们，口口声声地称你男朋友适合这件，适合那件。我懒得解释，刘军听到不再看我，也不回应店长的询问，脸上烧得绯红。
我没有选店长推荐的那几款，挑了几件价格实惠的，店长看起来有些不高兴，撇下我们，假装要去招待其他顾客。
我推着刘军准备去试衣间，心里开始犯难，寻思着店里除了店长其他都是女生，到底要不要开口让店长帮忙。刘军似乎察觉到我的窘迫，按住了轮椅，说，“不试了，买了直接走吧。”
从店里出来后，刘军的脸色恢复平静，我也松了一口气。出了商场，刘军说，“你帮我开个房间，有浴缸的那种，我要洗澡。”
酒店的一次性牙刷质量很差，刘军抖着手使劲捉住牙刷柄，笨拙地往嘴里捅，只听到牙刷柄“咔”的一声断了，殷红的血从嘴里流出来。这一幕被刚从楼下买完毛巾回来的我撞见。
他旁若无人地缓缓放下剩的半截牙刷，仿佛它的重量足够压垮梳妆台，吞了一口水，又缓缓吐出来。我走过去帮他脱掉身上的衣服，脱到只剩一件内裤，我半抱半扶着他到浴缸里。他脸上带着愧疚，嘴里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
当热水浸泡他的整个身子后，刘军忽然垂下头，佝着背，双手环住膝盖，身体微微在颤抖。他很瘦，裸露的脊椎骨看起来像一排珠子。
“你出去一下吧，对不起，对不起……”他的喉腔里已经带着哭腔。
我把水龙头打开，走出卫生间掩上门，又走到房间的另一角，离卫生间最远的位置，打开窗户。楼下的街道在堵车，汽车发出一连串鸣笛声。即使这样，我还是听到了刘军在卫生间里极力掩饰的恸哭声。
四
刘军以前是不坐轮椅的。
他说他喜欢打篮球，会玩滑板，上课总偷看金庸的小说，父母从不苛责他，家里还有一个很疼他的姐姐。这种快活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高三那年，他摔了一跤。
那天下午跟任何一个下午般稀疏平常。下课后，刘军抱着球往操场跑，招呼球友们“来一场”。在路上，他摔了一跤，球跌出去老远，球友们当时还朝他哈哈大笑。他双手撑地，来了个漂亮的鲤鱼打挺，大家来不及喝彩，他又摔倒了。
他的身体一贯不错，平时连感冒都很少，他以为是没休息好，毕竟头天晚上还熬夜看小说。为此，晚餐时他还特意给自己加了鸡腿。
但刘军摔跤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他一脚踏空从楼梯滚下来，摔折了胳膊。去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脊髓小脑萎缩症。”
这是一种家族显性遗传神经系统疾病。刘军的父母坚信两个人的家庭都没出现过这种病例，一定是误诊。后来，去医院检查的次数越多，获知的信息越糟糕。等他们彻底接受这个结果时，刘军已经无法站立走路。
刘军对身体的主控权，是一点点失去的。从一开始走路摔跤，到摇摇摆摆，最后完全无法站立，只能靠轮椅代步。他没办法清晰地发音，控制不了自己的音调，手也抖得厉害，失去了书写能力。连自己最喜爱的小说，他也没法读，只要一看到字，就头晕得厉害。
病后的他，性情大变，有时候无缘无故地暴怒，冲着空气大吼大叫，扔东西，用头撞墙。母亲死死抱住他的头，手背全蹭破了。等事后情绪平稳了，刘军又会愧疚不已。
父母为了避免他看到自己病后的样子，把家里所有的镜子都砸掉了。家里的自行车、滑板和篮球也都被藏起来。餐桌、洗手台、书桌全都换成低矮款，楼道改成斜坡，每一面墙壁都装上扶手。一切生活都以他为主。
学校也不能去了，刘军每天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一开始还有朋友跟同学来探望他，后来只剩下他自己和坐在客厅里随时待命的母亲。
家中开始频繁出没各种做理疗、针灸的中医，刘军大把大把地吃药，同时吃下父母从全国各地搜集的各种偏方。最绝望的时候，父母到找各个地方的寺庙，一家一家地捐钱。。
“病久了，再科学的人，也会变迷信。我爸妈听信童子尿做药引的方子，让我喝了整整一年。妈的。”骂完他又不好意思地笑笑。
五
洗完澡，我帮刘军换上新买的衣服，他看起来清爽许多。看向镜中的自己，他收了笑意，喃喃自语，“要是喝尿吃屎能好，再恶心我也会吃下去的。”
“等我病好了，到时每天骑自行车，脚上绑两个沙包，跑步，练成钢铁飞人，哈哈哈……”刘军的神情满怀憧憬。
说了很多，刘军也没有告诉我他流浪的原因。也许是受不了和家人互相折磨的生活。他悄悄离家出走。从他的家到S市的距离是318公里，他花一年半才到这里。
从旅馆出来后，我帮他买新手机。楼下的街道又恢复平静。我们互存电话号码，刘军忽然抬头问，“你存的什么？我想想，残疾人？”
我把手机递给他看，他看到“轮椅哥”三个字时，脸上的神情有些模糊不清，欣慰中又带有一丝失落。
一个星期后，刘军决定履行合约。
我送他到城市的救助站附近和他告别，刘军推着轮椅费力朝大厅挪。看到有工作人员过来帮他，我才离开。他的身上只带一部手机，依旧藏在裤裆里。我们约好每天晚上十二点发信息。
第一天，他告诉我，里边的饭太难吃了，每天两餐，全是清汤寡水的白菜、土豆。
第二天，他告诉我，里边的人每天早上起来还要跑步，他只需在旁边看着。
第三天，他告诉我，里边的一个女孩脑子有问题，来生理期也不知道，工作人员就让她穿着脏裤子。
第四天，没有信息。
我按捺住给刘军打电话的冲动，又等了一天。到晚上十二点，依旧毫无音讯。我打电话给他，关机了。
第二天，我一早跑到救助站大厅找工作人员要人。对方表示，除非能提供户籍信息，让直系亲属跟他们通话，获得许可，并签署自愿放弃救助的协议书才行。我急了，说自己是他的妹妹，就是过来接人的。这时，刘军推着轮椅缓缓地出来了。
我们离开时，大厅的接待员怒气冲冲地追上来，冲我们吼，“真把这当宾馆了，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我跟刘军对视一眼，忍不住笑出声。他拉我的衣角，可怜巴巴地说，“妹妹，我要吃泡面。”
“好，给你加肠！”
在救护站的几天，刘军几乎没吃什么。手机平时也不敢拿出来。寻求救助进去的人，私人物品都会被收起来，走的时候才给他们。他拍的东西要么晃得人眼花缭乱，要不就黑糊糊成一团。没有任何素材可以用。
吃泡面时，刘军让我喂他，泡面实在太难夹了。他辣得吸鼻涕，额头上浸出细密的汗，吃着吃着突然说，“啊，这时候，再加一个我妈做的咸鸭蛋就好了。”
“有的吃，有人喂，你还不知足！”我朝他嬉笑怒骂道。
“那个蛋，双黄的，直冒油！”他陷入畅想，开始意淫，我也跟着咽了一下口水。
六
刘军履行了他的承诺，我也要履行我的，接下来要做的，是帮他去北京。我本打算给刘军买机票，他执意要坐火车，说靠窗能看看风景。
临行前，我买了控制癫痫的药和一些吃的。药他接了，面包和水，他说不要，上厕所麻烦。我执意给他，“总会有帮你的人。”他接受了，说想要再去洗一个澡。
从酒店出来坐电梯时，我们遇到一个老奶奶，她笑着连连点头，冲我说，“姑娘，真不容易啊。”刘军乐得大笑。老奶奶转头又问刘军，“什么时候出的事，就算站不起来了也别放弃，这么好的女孩。”
我百口莫辩，从酒店到火车站的一路上，我们都没再说话。
进站后，我没法陪同他上车，联系站台的志愿者，请他帮忙推轮椅。刘军把轮椅转过来，面对我，说了很多次再见。每一次我转身，他都朝我挥手。我决意不再回头看他，再多的担心，路也是他自己的。
“喂，你看！”刘军突然在后面大声喊。
我转过身，他张开两只胳膊，按住轮椅两边的扶手，半弓着腰努力控制平衡，试图站直。尝试很多次，他终于摇摇晃晃地松开扶手，站了起来。
忽然，他的身体猛然往前，志愿者惊叫起来，连忙夹着胳膊想扶住他，旁边的人纷纷看了过去。刘军摆摆手，推开志愿者，深吸一口气，重新调整好平衡，又一次站直身子看向我。
“喂，你看我，是不是，挺高挺帅的？”刘军一脸认真地问。
我点头，“嗯，现在应该有一米八了。”
七
刘军走后，我把片子剪出来，来来回回看很多遍，一直保存在电脑里。
有一次，他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说他跟公园里的保安说有个当记者的妹妹，人家不信，非得证实一下。我让保安帮忙拍一张照片发过来。对着镜头，刘军一脸灿烂地笑。
不久，刘军的病情加重，吞咽都困难，被家人接了回去，是保安帮他联系父母。他没法编信息，也说不了话。我打电话过去，只能听到话筒里粗犷的呼吸声。
我自顾自地说话，跟他说今天去拍了一个地沟油的新闻，机器被人弄坏了，前几天兼职改做家教，比发传单赚钱……
后来，刘军的父母经常在他的要求下给我打电话。病情缓和期，他口齿含糊地叫我妹妹，说一些简单的事，告诉我今天开心或者生气。我从图书馆里借各种名人传记，当做故事念给他听。
有时候，我以为他睡着了，停顿一会，他又在电话那头催促我。我劝他乐观，劝他看书，以后医术发达可能会好起来，说到最后，我们都沉默了。
后来我去电视台实习，工作渐渐忙碌起来，白天采访，晚上要赶稿。有一次晚上开会，我连续挂了他三个电话。临睡前看着手机，最终没有回复。
那次挂电话，似乎成了一种无声的绝交申明。
第二学期开学，我成了一名采访经验丰富的一线记者。有一天上课，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找我，看样子是刘军的姐姐。她打扮时尚，化着淡妆。我们在走廊聊天，她告诉我，刘军恢复得不错，问我有没可能毕业后去他们的城市工作，他们家里可以给我安排，这样方便照顾他。
外面是露天花园，开满了金色的迎春花。我用沉默做了代答。
她走的时候说的什么，我记不太清，当时塞给了我一个包裹。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咸鸭蛋。敲开蛋壳，双黄的，浸透了油花。
没多久，刘军给我打电话，他含糊不清地一遍遍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跟他说，“咸鸭蛋真好吃，每一个都是双黄的，跟你说的一样。”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作者欧阳十三，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