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便有爱书癖，手指今馀把笔痕。”这是唐朝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送周鲁儒赴举诗》中的一句。这既是诗人对友人的赞颂，又是诗人的自况。
古人有语，“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爱书癖”与“把笔痕”可以说是“文必工”者共有的特征。
爱书成癖与把笔留痕常是如影随形，也是相得益彰的。
杜甫有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就此认为先博览群书，待到“破万卷”之后，下笔自然有如神助，理解就片面了。
相信许多人有相同的感受：读书的时候，脑海中有时会闪现过一些有价值的感想、体会。这个时候，如果不拿笔去捕捉，它便稍纵即逝。过后再回忆时，遍寻脑海也无踪迹。倘若马上提笔写成文字，又往往会发现，这些感想、体会是如此的零碎、模糊、粗糙。只有再深入思考，将头脑中的思绪经过整理，才能顺利地写出来。而这种读与写的训练越多，下一次写的时候文思便越顺畅。
总结这个过程就会发现，爱读书、勤动笔，使读有所思、读有所得，方算完成读书学习的过程。
对此，清人唐彪有述：“学人只喜多读文章，不喜多做文章；不知多读乃籍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之工夫。”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籍人”与“求己”、“知”与“能”之间，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需要通过思考、推敲、打磨，才能连接起来，也就是读书和动笔必须统一起来。
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岁后，博览群书，不仅读了《尚书》《春秋》《战国策》等史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而且遍览了皇室秘藏的“石室金匮之书”，可谓是爱书成癖。他“二十而南游”，周游名山大川，进行实地考察，记录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轶事遗闻、各地风俗民情，后发愤著述而成《史记》。倘若他只读不写，如何开史家之先河？
顾炎武的《日知录》，也是“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顾炎武从小接受了读书做札记的良好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抄书”。他撰写《日知录》，采取了在阅读材料的基础上，筛选并摘记所需章句的方法，进而撰写体会、作出评论，并汇集条目成册。因而，《日知录》的写作是边札记、边修改，持续增改的过程。可以说，学习的收获，皆是读和写同步进行、一体推进的产物。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1972年，他会见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即使到了生命弥留之际，他仍然没有停止阅读。毛泽东读书讲究“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他爱读书，同时也是众所周知的文章大家。毛泽东不仅自己喜欢读书写作，也倡导领导干部多读书，要亲自动手写文章。他认为写文章可以“锻炼头脑的细致准确性”，对于提高工作能力大有益处。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满足于读了什么、读了多少，而不注重读后想到什么、留下什么。郑板桥《赠国子学正侯嘉璠弟》有云：“读书数万卷，胸中无适主，便如暴富儿，颇为用钱苦。”鲁迅也说：“倘只看读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读书不思考、读后无成果，读了也是白读，乃至很快就忘记读的是什么。而这些，说到底还是思维和行动上的懒惰导致的。
读与写是一体的。读得多了，吸收转化，变成自己的东西，用笔写出来，形成学习成果，这才是读写结合、转化应用的一个完整过程。今天，我们讲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说的是同样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