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的冬天，我住在一个小岛上。小岛连着一条公路，像一条遗弃在海滩上的细长细长的绳子，一端系一个大结，是座小镇，另一端系一个小结，是座人工岛，我就住在那个岛上。

        与其它三个季节不同，冬天的小岛上基本没有什么人：我、大海、春哥，还有一个岛主和他的一条狗，大约就是这么几个人吧。一整个冬天里，这四个人和一条狗就这么呆着，无事可做，像是被遗弃的浪人，或者被流放的罪人。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这四个人和一条狗也是分派系的。岛主是一个黑铁塔一样的当地农民，因为与领导有亲戚关系，所以被委以“办事处主任”的名头，统管整个岛上事务。他的狗也长得又黑又大，跟主人很般配，有趣的是，它听不懂普通话，如果你想喊它，不能喊“过来”，要喊“个来”（后者是方言）。可以相见，这狗与它的主人一样，与我们三个知识分子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也许是怀有敌意的，需要时时提防着：既要表面上和和气气，又要伸长了耳朵，时时警觉着被它盯上脚脖子。而三个知识分子嘛，因为相似的失意人生，居然相处得出奇和谐，完全可以用“相依为命”来形容。

        我，一个在外人看来有些自负的穷大学生，一个傻逼理想主义者；大海，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一个热爱生活但没有多少野心的东北男人；春哥，一个三十出头的有家有室有故事的男人，跟我一样，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热血青年。

        春哥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我到这家事业单位的时候，春哥也刚调过来一年多。在调来之前，春哥在市里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做厂长办公室秘书，写得一手好文章，因为某个偶然的机会，被我们主任看中，就被作为人才引进了指挥部。既然是做为人才引进的，当然应该得到重用才是，但自从调来这里，春哥虽然顶着一个办公室副主任的帽子，却完全没有实际的权力或业务，整日里几乎无事可做，似乎被办公室里的政治生态边缘化了，又或者被领导遗忘了。但他相信领导是爱才的，是会记得并珍惜他这个人才的，他每天很积极很热情地跑前跑后，帮着为办公室做一些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闲杂差事，等待着机会降临，等待着他梦想的或者领导曾经许愿给他的职务升迁。但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办公室里人来人往，他还是那个最闲的人，他还在等待那个希望越来越渺茫的机会。

        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当小岛上的建设工程被按下暂停键，地委行署大院里的派系斗争渐趋明朗之后，老主任的权力已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单位里人们开始重新选边站队之时，他却逆流而上，主动找老主任请缨来到了这个小岛上。

        “这是一个机会，是一个考验，我要在主任最困难的时候为他做一些事。”在他来到岛上不久后的某天，在酒酣胸张的某一刻，他曾经激动地说。

        对于他的这种选择，我是理解的。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我的老师曾经很认真地问过我：那是一个艰苦落后的地方，你确定要去吗？我记得自己同样激动地说过：越是艰苦落后的地方，越需要我们这些专业人才，宁当鸡头不做凤尾，老师放心吧，我去！我想，在领导找他谈话的时候，在做出上岛决定的那一瞬间，春哥也曾有过相似的激情吧？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有时候甚至是冷漠的，它完全不会因为你的忠诚、无私、热切期望而变得更有温度，相反，它会因你的过分热情而故意显露出冷酷无情的本来面目。尽管是主动请缨，尽管忠心耿耿，但他的职务依然只是海岛办事处的副主任，权力嘛，我想是仅次于黑铁塔和他的黑狗的吧---他负责领导大海和我，而我俩什么也不负责，完全无事可做。

        那年的冬天很冷，很长，刻在我的记忆深处，坚硬而且冰冷，间或闪过一些温情的瞬间，像火花般闪瞬即逝。

        春哥在这年秋天来到了岛，随着他的到来，岛上原有的人员逐步撤离，最后剩下了四个人和一条狗。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四人一狗很快分化成了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虽然同属于“保皇派”，表面上客客气气，但实际上又相互轻视，甚至怀着深深的敌视。

        为了少接触黑铁塔和他的狗，三个知识分子决定合伙做饭，反正岛上火碳有的是，一整个冬天里，那只火炉子就没有熄灭过。每天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三个人都无事可做，只能围坐在那只炉子旁边，一边听着屋外怒号的西北风，一边抽烟，喝水，聊天，谈理想。

        是的，那个时候我们最主要的话题是理想（如今这个时代，谈理想似乎已经变成了精神障碍的症状之一）。大海是一个没有多少野心的人，所以大多数时间里，是我和春哥在大谈理想。春哥的理想是什么？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我记得一点，他的理想源于牟其中的影响，正是这个酷似毛主席的人物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导致他的整个人生都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悲壮，让他在追逐理想的洪流中挣扎、抵抗，并最终抛弃了妻子、孩子，走上了那条逃离现实的背叛之路，迷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与我们失去了最后的联系。

        “好男儿应该金戈铁马，纵横四海，如果没有机会建功立业，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牟其中虽然进去了，但他是个伟人，过十年再出来，他还是英雄！”

        “对，趁年轻，要活出一个样子来，让那帮孙子好好瞧瞧！即便混不出样子来，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个年纪！”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的想法是非常一致的。

        除了牟其中，春哥还常常谈起他的一个律师朋友。他给我们讲关于那个律师的传奇故事，讲律师如何在法庭上引经据典，将法官驳斥到哑口无言，最后，法官不得不下令让法警将他赶出了法庭。

        “他一手把着门框，一边喊：法律代表了公平和正义！而你什么都不是！”

        每次讲到这里时，我们都会大笑起来，但在笑过之后，心底里总会升起一丝悲凉和无奈。

        “那家伙满脑袋都是智慧啊，即便不说话，那一双眼睛也贼亮，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好几次，当他讲到这里时，忽然抬起目光看着我说，“那眼睛跟你一样，透着精明，有一种力量。”

        也许正是受了他的鼓舞，后来的某一年春天，我决定参加律师考试。他的关于律师朋友的故事在我灰暗的人生长夜中点起了一盏明亮的灯火，现在回想，这灯火不仅为我的人生照亮了一扇希望之门，还温暖了那个长夜，使我没有在失意中沉沦下去。

        “那么，你还在等什么呢？”有一回，也许是夜里吧，仍然是在那个火炉旁，我问他。他长久地沉默着，低着头，炉火中跳动的火苗把光亮投在他黑黑的国字脸上，忽明忽暗的光亮仿佛是从他翻涌滚烫的内心世界溢出来的火。

        “我还没有放弃啊！”末了，他说。我在心里猜测他不忍“放弃”的东西，我想是关于当初来个单位时领导的许诺吧？在他的心里，领导是一个英明的人，当初是他的伯乐，以后也是他的伯乐，而他就是那匹千里马，时至今日他仍然相信，总有一天，领导会给他一个舞台，让他有机会施展才华建功立业，让他有机会成为牟其中那样的人。

        “听说领导班子要换了呢，行署那边的主要领导已经换了，我们这边也快了，我想，王主任也要走了。”

        关于老主任要走的事，我心里是很清楚的，因为除了工作上的关系，老主任还是我的大学校友，同门师兄。每次回到市里，我都会例行去他的家中吃晚饭，对于我这个师弟，主任是格外关爱的，某种程度上说，我是他圈子里的人。我很想告诉他，老主任的走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能性了，而只是时间问题。

        “主任对于建港是有功的，就算是上面的班子换了，我想，新班子也还是会支持他继续干下去的吧，毕竟他是最专业的，是吧？”

        “也许吧。”我这样回答他，觉得他说得也有些道理，但有道理归有道理，老主任是自己主动要走的，这一点他并不知情。

        “如果他真得走了呢？或者被调到其它地方去了呢？你总要有个打算吧！”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话。

        这年冬天过后，春天准时来临了，领导班子果然更换了。新领导班子上任后同时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重启港口建设进程，另一件是追究前任领导的责任。我很快就投身到了前一件事业中去了，每天天不亮就带船出海，月上枝头才回到岛上，除了冲在一线，我还负责了整个工程的数据统计工作，每天直接向行署最高领导汇总报送数据。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成为单位里的优秀员工，地区交通系统的先进工作者，据说还被推荐报送三等功，但在最后一刻，因为我是前任领导圈子里的人，被取消了立功的资格。管他呢，做为专业人才，只要忙起来，充实起来就好，这一年我干得如此充实，充实到没有时间去见春哥（彼时他已离开岛上），更没有时间跟他一起谈论理想。我只听说他仍然混得不好，还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做一些毫无意义的闲杂工作。

        春风得意的人，最容易忽略那些在失意中挣扎的朋友。

        但好景不长，第二年的春天，工程再次暂停了，我再次成为了一个闲得蛋疼的人，因为我是公认的前任领导圈子里的人，在单位里也开始处处受到排挤。那段时间，我每天上班混日子，下班打球，晚上跟大海一起喝酒撸串，不再谈论理想，而是骂这个操蛋的城市，操蛋的官场，操蛋的人。

        大约是清明后的某一天，大海带我去了春哥家，我这才记起已经很久没有跟春哥一起喝酒，没有一起跟他谈论理想了。在一年前班子换届之后，春哥的希望已然破灭了，过去这一年中，他都在做什么？想什么？他的理想还在吗？我一面在心里自责，一面很想当面问问他，说些歉意的话。

        但在我的记忆中，那天我们没有谈论这些话题。我记得的是另一件事：我们三个人坐着喝酒，气氛有些沉闷，嫂子远远地坐在一旁洗衣服。不知道因为一句什么话，春哥忽然发起脾气来，冲着嫂子大声吼叫起来：“洗，洗，一天洗一遍，都洗破了还洗！你成心拉个脸给我看！”

        后面又发生了什么，我似乎忘记了，但关于这个画面，我还是印像深刻的。从那一刻起，我感觉春哥已经不再是那个心怀理想和信念的热血青年了，他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一个令我失望的人，他居然把自己的失意发泄到了最亲近的人身上。

        我看着木然地继续洗着衣服的嫂子，我至今还记得嫂子脸上的神情，那是一种无奈的愁苦，是一种被亲情刺伤的委屈。这个少言寡语的女人没有流泪，但她的愁苦和委屈改变了我对春哥的看法，也改变了我对原本圣洁、崇高的“理想”的认知。

        我不记得那天的饭局是如何结束的，也不记得之后还有没有再去过春哥的家中，此后的半年时间里，我开始报名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没黑没白地学习，学习，再学习。律考一结束，我就开始不断往天津跑，去参加各种岗位应聘，包括打字员----我已经决定离开这个让我失望透顶的城市，我害怕自己变成另一个春哥。

        冬天很快过去了，来年的四月里，我接到了去天津报道的通知，那是一个全国有名的科研单位，我的未来似乎打开了一扇前途远大的门，无限美好的生活正等待着我去创造。

        我一刻都不想再继续等待，一个人踏上了逃离这座城市的道路。

        那是一个还有些寒意的凌晨，天还完全黑着，我一个人拖着拉杆箱，走在昏黄暗淡的路灯下，从宿舍到长途汽车站要走八里路，我走了多久？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一个人走在冷冷清清的长街上，我看着自己的脚步踩着自己的影子，我听着自己沉重到近乎嘶鸣的呼吸，我数着缓缓退向身后的一盏盏路灯，感受着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快乐。

        是的，孤独和快乐，和着冰凉的泪水。

        在追逐理想和逃离现实的竞赛中，我跑到了春哥的前面。

        此后的好几年里，我都没有再回去那座城市。大海时常出差来天津，我们会一起喝酒，一起回忆那些年的那些人和那些事，但我们已经不再骂娘了。有一回，我问起春哥的近况，大海犹豫了一会儿才说：“他已经离家出走好几年了”。

        关于春哥为什么离家出走，大海说他也不知情，我想，他大约是选择了一条与我相似的道路吧----逃离那个让他失望的现实之地。我甚至产生过一种过于自负的猜想----他大约是目睹了我的逃离，才终于下定决心出走的吧？

        在他出走后的几年里，偶尔也会有一些小道消息传来，说他在某个大城市里做市场销售，或者在某个类似于传销洗脑的培训机构里做了讲师，凡此种种消息，没人能准确证明真伪，也无人真正关心真伪。可以确信的是，他再也没有回过家，没有主动联系过那座城市里的任何朋友，包括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可怜了嫂子和瑞瑞。”大海说。

        我在心里也认可了大海的话。可是，有一个声音，似乎是独属于春哥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压低了的声音，略带干哑的声音，带着些许无奈的声音，说：我又何尝不可怜呢！

        我不知道春哥是不是值得可怜，但我个人觉得，他似乎是值得的。我们曾经有过相似的梦想，有过相似的热血激情，不同的是，命运之神似乎眷顾了我，而没有看到他。我们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在逃离现实的路上，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方向而已。如果我不能理解春哥，我又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宽恕自己呢？何况人生的路那么长，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当命运的轮盘赌逼迫我做出类似的决择时，我能做出比他更明智的选择吗？

        我们不过是在做梦的年纪做了一些梦，这又有什么错呢？离家出走的春哥伤害了他的亲人，但放弃梦想，向现实永远地低下头去，真得就是正确的选择吗？对于任何人来说，向现实妥协都只是一个选项而已，不是吗？

        好了，到此为止吧，让我们把关于对错的讨论留给时间吧。

        这就是春哥的故事。

        仅仅是个故事而已。

                                【完】

                                      2020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