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书中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自己曾经和现在正在阅读的翻译作品。
在我们阅读过程中会不会也有一种好奇心，主动想去了解原文和译文的区别呢？
翻译的这个作用就是“诱”又称“媒”。
翻译作为去读原文的一个媒介，或是诱惑你去读原文。
阅读外国文学，有的译者翻译的作品毫无违和感，让你真真正正读进去。
有的译文读起来真的会磕磕绊绊。
有时候就可能因为阅读了不佳的译文而丧失了对整部作品的兴趣。
而阅读了极佳的译文便会引起阅读原文的兴趣。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就是化” 钱钟书如是认为。
变容易，化难。
要想达到化境，用中国古话就是要翻译的信达雅。
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如此。
然而，要想把一国文学转化成另一国文学，逐字逐句的翻译并不难。重要的是说人话。
译成自己国家的读者能够理解懂得的文字和思维方式。
这就涉及希莱尔马诃关于翻译的
两个方法：“欧化”和“汉化”
“欧化”是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咱们这儿来。
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想要从两端出发，最后重叠到没有痕迹是不可能的。
“翻译者即反叛者”（Traduttore traditore）
中国古人认为翻译的“翻”就如把绣花“翻”过来。
反面也有绣花，只是和正面有很大不同。
翻译的化的过程不完美，就不可避免“讹”。
现名《尼古拉斯·尼克贝》的狄更斯小说，林纾译名为《滑稽外史》里有个情节，时装店里女店员领班那格女士听见顾客说她是“老妪”，险些气破肚子，大吵大闹，把满腔愤怒都发泄在年轻貌美的加德身上。
林纾写到：始笑而终哭，哭声似带讴歌。曰：“嗟乎！吾来十五年，楼中咸谓我如名花之鲜妍。”——歌时，顿其左足，曰:“嗟夫天！”又顿其足，曰“嗟夫天！十五年中未被人轻贱。竟有骚狐奔我前，辱我令肝肠颤”
林先生的语言甚是诙谐，夸大的描写虽增加了趣味，却脱离了原文本意。
讹里最具特色的成分正是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
我时常觉得林纾被人们讥笑有点冤屈。
一个完全不懂西文，又带有自身主观思考并会创作的人来说。
在翻译过程中，夹杂些主观倾向是很正常的。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亦是如此。
翻译文学是区别于自然科学，信息技术，数学这类的。
翻译文学带有创造性的叛逆，文学类文本的创造性是可以接受的。
因其不可避免性。
但创造性的翻译又有限度，需要尽可能遵循原文。
也就是说，不可能完全传达原意，并不意味着创造性的无限度。
翻译不是重新写作。
翻译文学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是母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小到大我们阅读的外国书目有多少是直接阅读原文的？
翻译文学其实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读书思考方式。
甚至影响着作家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