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学性与开放的研究作家的虚构和想象为什么效用可能带来何种后果?文学语言存在哪些秘密?这些问题无不引起人们包着人惊持久的研究兴趣。历史保存的文献证明,这种研究兴趣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的魔力美感具有的文化秦时期,追溯到古希腊。由于数千年的积累,文学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正规的学科。现今,文学理论时常从一个初始的问题开始:文学是什么?这似乎是个合理的起点。界定“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确认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从天文地理到政治经济,文学作品可能涉及的知识极其丰富。仅仅部《红楼梦》,读者就会遇到无穷的问题。宁国府、荣国府的经济来源是什么?贾元春是哪一个皇帝的妃子?大观园的地理位置?林黛玉去世的病因?为什么设置一个太虚幻境?这部小说的传播和出版经历了哪些曲折?如果没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人们无法给予正确的解答。然而,文学的理论不可能逐一涉猎这些问题。文学研究必须聚焦于文学性。文学理论不是处理经济账目、考据史料或者从事病理分析;用罗曼·雅各布森的话说:“文学研究的主题不是作为总体的文学,而是文学性,亦即使特定的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①许多人援引这个论断划定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同时将各种非文学的内容摒弃于学科范围之外。
人们可以听到这种辩角解:即使不了解大观园的地理位置,而且无法确认林黛玉死于肺病还是心肌炎,读者仍然可以读得懂作为文学的《红楼梦》。这种研究明显地具有崇拜“纯粹”的倾向。理论家企图割断各种复朵①转引自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第60页,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的关系,将文学清晰地剥离出来,单独置于文学研究的显微镜之下。
这种文学是独立的,不是某种政治口号或者思想观念的附庸,也不是某种社会学的翻版。文学就是文学本身。这种倾向当然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美学思想。所谓的“纯文学”或者“为艺术而艺术”无一不是这个理论家族的成员。如果说,这些文学自律的主张通常只有一种激进的姿态,那么,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则是对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都做出了详细的理论辨析。他们将文学的条件、环境、背景均视为外部因素。外部因素的研究仅仅告知起因而无法捕述、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在韦勒克和沃伦的眼里,文学和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等之间关系的研究仅仅是在外围兜圈子,真正的文学研究必须进入内部。显然,韦勒克和沃伦考虑的内部研究主要指向了语言和形式。
谐音、节奏和格律、文体和文体学、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叙述模式、文学的类型—一这些才是与文学息息相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韦勒克和沃伦对于文学研究的内部与外部的划分,同时也意味了学科地图的等级结构。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存活于学院之中,学院的教学和学术体制必然要求提供一套完整的现代知识。现代自然科学通常被视为标准的范本。
这不仅是以概念、范畴、分析和实证、宏大的体系以及严谨的逻辑代替印象主义的零星感想,而且十分强调知识的普遍性。从何谓文学性到支持这个结论的众多命题,各种论断必须成为所有文学史普遍适合的公式。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普遍的知识正在陆续将世界联成一体。权力对于社会的主宰逐渐转成知识的控制。由于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和边缘地位,文学研究迟迟才被纳入现代知识体系。尽管如此,文学研究的规范和严谨已经愈来愈明显。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均力图摆脱心理主义的“感受谬误”,尽可能采用更具“科学”风格的语言形式来描述;结构主义企图发掘文学的终极结构,或者提炼某种普适的“叙述语法”,这种目标的设置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谋而合。即使在精神分析学派那里,密集的概念对于深度心理学的图景描述也表明,普遍知识业已征服了最后一个角落——变幻莫测的内心领域。文学是什么?或者何谓普遍的文学性?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周围聚集了大批的理论家。沸沸扬扬的争辩之中,种种观点此起彼伏,包括现实的模仿,社会历史的再现,想象与情感的表现,美的象征,人性,无意识,如此等等。
20世纪以来试图从语言形式内部搜索文学性的研究盛极一时。尽管理论家对于文学性的内容莫衷一是,尽管剥离文学语言的企图迄今尚未实那,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们的强大信念:古今中外的文学都存在某种固定划之一号目某只要耐心等待,“文学是什么”终将出现一个一锤定音的答案。然而,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另一批理论家对于以上预设的怀疑愈来愈强烈。“文学是什么”久攻不下,这是否意味着文学研究未能提出一个正磅的问题?他们的怀疑逐渐集中到这个焦点之上一古今中外的文学是否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这种观点被称之为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致命缺陷是形而上学。从卷帙浩瀚的长篇小说到短小的十四行诗,从文人雅士的大赋到瓦舍勾栏的说书,或者,从众多方言区域的地方戏曲到逐鹿国际电体影节的各国电影,理论家企图找到某种“本质”一网打尽诸多文学类型的特文征。可是,即使如愿地编织出一个装得进所有文学的口袋,这种大而无当的结论又有多少意义?与固定的物质结构或者循规蹈矩的天体运动不同,文学的虚构和想象在不断地破除成规,作家的写作动机千奇百怪。破译“文学是什么”既无助于作家发现写作的捷径,也无助于更为深入地体会某个时代的文学。
确定“文学性”的定义,一整套后续的命题各司其职,这仅能有限地描述文学的表象。阐释活的文学不能不阐释具体的作家及其历史环境,这时的形而上学时常无能为力。的确,这就是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学最为常见的姿态:抛弃具体,忽视历史。历史并不支持亘古不变的“文学性”概念。古代的理论家谈论“诗言志”或者“诗缘情”,谈论“文以气为主”或者“文以载道”,谈论小说的“草蛇灰线”或者“横云断山”,但是,他们心目中不存在“文学性”。
相当长的时间里,古汉语之中“文学”的涵义与现代意义上独立学科的“文学”相距甚远。甲骨文之中的“文”字通纹身的“纹”。孔子《论语》之中的“文”字泛指文字、文辞、文献、文采,《论语·先进篇》之中有“文学:子游,子夏”之句,这里的“文学”乃是“文献知识”之义,更像是现今所谓的人文知识。至于遣词造句、谋篇布局、具体的文章修辞通常称为“词章之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从人文知识之中脱颖而出,成为诗散文、小说、戏剧的总称,不过就100年左右的历史。
独立的文学观念的出现显然是现代性的产物,其中西方文化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鲁迅在《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中指出,现今的文学“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隔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m的译名”①.1905年,王国维在《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中将戏剧小说称为“纯文学”,他的观念之中无疑保存了康德思想的痕迹。如何以学科的名义归纳、维持一种专门的知识?许多人的兴趣集中到学荷体制与持续巩固独立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上。他们详细考察了数育史上的一段特殊转折: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到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文学”终于正式被纳人课程设置,并且显示了与传统的“词章之学”迥然不同的知识体系。
②学院的知识承传在体制上保证了独立的文学观念一代又一代地薪火相传。人们没有理由将从“词章之学”到“文学”一即 literatur想象为一种进步,想象为从混沌、杂乱抵达清晰、明朗的终点。西方文化之中,ieraue一词并非始终如一地保持固定的涵义稳居于各种命题的顶点。雷蒙·威廉斯曾经对 literature的历史详加考证:14世纪的时候,这个词意谓“通过阅读所得到的高雅知识”。经过了两三个世纪的复杂演变,这个词在18世纪中叶开始指称“写作的工作与行业”。
“这似乎是与作家这个行业的高度自我意识有关;这些作家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是从接受他人资助过渡到市场的书籍销售。”尽管 literature所指的仍然是高雅知识类别的“书本与著作”,但它已包含了“写得很好”、“具有想象力或创意之类的书”等意思,尤其是在大学,被解释为文学(主要是诗、戏剧与小说)教学。雷蒙·威廉斯总结说,“很明显, literature(文学)、art(艺术)aesthetic(美学的)、 creative(具创意的)与 Imaginative(具想象力的)所交织的现代复杂意涵,标示出社会、文化史的一项重大变化”。
literature的现代涵义确定之前,替代它的词是诗( poetry)。“在具有高度想象力的特别情境里, poetry一直是书写(writ-ing)与演说( speaking)的最高境界。”③这种状况再度证明,历史上不存在某所纯样的文学性。现有的修辞学文学观念毋与作行业的自立到印刷术说是各种文化因素教育体制、学术分科观从语言学等—的交汇、互动、平衡之中共同生产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历史念、考试制度等演变并没有中止。传播体系的改变、新型的写作或者学术分科观念的调整还可能迫使人们修改对文学观念的认识。捍卫这种历史主义观念的时候,特里·伊格尔顿不无夸张地断言:“如果我们的历史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将来我们很可能会创造这样一个社会,它完全不能从莎士比亚获得任何东西。他的作品那时看来可能会是完全陌生的,充满这样一个社会认为是有局限的和不相干的思想方式与感今天的很多涂鸦更有价值。”①情。在这种情况下,莎士比亚也许不会比这种观点必然引起了人们对于文学经典的怀疑——文学经典难道不是4宣渝和保存文学性的范本吗?然而,围绕文学性的争辩的确已经把战火蔓延到经典领域。研究表明,文学经典的形成不能完全归结为文学性。
文学性之外的体制—例如教育、文学批评、学术圈子、重要的文学奖项一一共同参与了认定文学经典的运作。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各种权力关系以及特定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今的文学研究来说,分析文学经典背后的性别歧视或者欧洲中心主义已经成为颠覆传统文学史的重要策略。尽管哈罗德时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力图重新将文学经典拉回“诗的完整和纯粹”②,并且痛斥那些热衷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家为“憎恨学派”,然而,这仍然无助于为文学经典证明它的纯粹的文学性。正如D.佛克马和E.蚁布思已经阐述过的那样,东方传统并不推崇古希腊文学。这至少表明,并没有一种文学性能够跨越不同的文化圈而赢得普遍的接受。
在历史之轴上,文学经典的地位也不可能坚如磐石。佛克马和蚁布思认为,历史意识的变化将会引出新的经典。他们列举了文学经典所遭遇的三次危机来证明这一点:第一,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的时期;第二,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时期;第三,儒家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时期③无论如何,文学史上林林总总的文学经典无法被收缩到某种固定的本质之内。放弃本质主义,也就是放弃把文学史叙述为奔赴某一种本质的线性运动。正如彼得·威德森所说的那样,文学性仍然可以视为界定文学概念的特征;但是,这不是某种固定的本质,只能在“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地位、功能和影响中,而不是在审美本质中,确立的定义”。他不主语言学意义上,或者在所谓本体论意义上规定“文学是什么”。彼得·威森的文学观是功能主义的:“所谓文学其实就是在作者、文本、读者这三没有穷尽的、不稳定的辩证关系之历史中不断重构的。”
如果考虑的范更大一些,那么,人们只能在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之间考察文学,在各种文化门类的差异之中定位文学。这种观点显然转移了问题的重心。无论是诗宋词、历史演义小说还是古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种种文学类型的酝酿、诞生、演变都并非因为一个事先规定的本质,而是某一个时期历史文化的要求。刘勰《文心雕龙》的《通变》指出:“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时序》又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已有的文学积累提供了发轫的起点,文学持续演变的动力来自文学外部的历史环境。换言之,对文学与本质的考察远不如对文学与历史的考察重要。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这带来了两个意味深长的后果:第一,文学性的定义只能是相对的,每一个时代都可能修改已有的定义;第二,相对于推敲一个普适的定义,不如解释某一个历史时期为什么产生这种而不是那种文学特征。如果说,对文学性的定义的研究是对于众多文学经验的概括、提炼、删繁就简,那么,进入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来定位文学要包含着远为复杂的程序。这必须涉及一大批因素的相互衡量和比较,这些因素的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