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于大唐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恰好是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年；死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是李隆基孙子唐代宗的执政中期。杜甫近六十年的生命，完整地经历了唐朝在玄宗手上走向巅峰，又亲眼目睹了盛世的华丽外袍转眼被兵火焚烧殆尽，帝国臣民一瞬间被拉扯进战乱和死亡的梦魇。在他生命的晚年，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然而唐朝的元气再也没有办法恢复，始终像一个众疾缠身的病人，每日苟延残喘、勉强续命而已。战争与和平，富贵与贫穷，生老和病死，这一切不偏不倚，完整地浓缩在同一个人的生命中，有些过于沉重了，凑巧让人不得不怀疑，杜甫就是上天派来描述这个时代的。
现代人提到杜甫，如果一定要具象化，很容易受到中学课本里那幅人物画像的影响，脑子里出现一个干瘦如柴、眼神忧郁、悲天悯人的老者面貌。其实这幅流传至广的画像，是现代作家蒋兆和先生苦于没有参考，照着自己的长相创作的。不过在很多人眼里，总感觉杜甫就应该长这个样子。或者说，一个这样瘦削孤寒、惆怅悲悯的老者，才符合大家对于诗人杜甫的“刻板印象”。
倒也不能说这个印象有什么问题，但每一个老年，都是从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这样过来的。只不过说到杜甫，大家不约而同想到的，总是老年杜甫。
关于杜甫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可靠的资料，其实非常少。《新唐书》干脆略过童年，一出来就已经提到少年时期。（注①：《新唐书》：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我们现在去了解他的成长期，只能通过他晚年所作的一些追忆性的诗。而这些诗在普通读者眼里，又不如他的那些“诗史”名篇来得名头响，所以除了研究者和崇拜者，不受一般人关注也理所当然。
杜甫自嘲落魄时，有个名句：“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注①：出自杜甫《江汉》。）特别是“腐儒”两字，某种程度上来说，和蒋兆和先生的那幅作品算是较为匹配。但杜甫追忆自己的儿时，眼里的自己，可是迥然于“腐儒”的。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注①：出自杜甫《百忧集行》。）
这是杜甫五十岁时候所作的，他回忆起自己十五岁时，说还跟小孩子似的，不知疲倦跑到东跑到西，为了摘水果吃，一天能上树几百回，像个健壮的小黄牛，永远没个歇。
这个天真无忧、精力旺盛、莽撞懵懂的野孩子形象，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甚至很难和杜甫对应起来。
事实上，整个青少年时期，杜甫都和大部分士族子弟一样，对家族的历史荣耀充满自豪，感觉身上流淌着先人高贵的血液，肩上背负着历代传承的神圣使命，因此对未来无限憧憬，满怀渴望。而恰好他又成长在蓬勃向上的开元时期，整个帝国一片欣欣向荣，前景光明。生在名门、活在盛世，很容易让青年变得热血。换句话说，此时的杜甫就像充满时代特征的后浪群体中的一员，心潮澎湃，壮怀激烈，这样的中二青年大唐随处可见，没有几万，至少也有上千。
让杜甫终生念念不忘的先人，有两个。一个是远祖杜预，西晋时期赫赫有名的大臣，既在结束三国割据的灭吴战争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又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始终是最权威的《左传》注本，所以其在文武方面都堪称历朝士人的榜样。另一个则是祖父杜审言，杜审言的名声全在文学上，年轻时就被时人列为“文章四友”。在杜甫眼里，祖父的诗艺是一流的，因此在外人面前毫不讳饰地称赞“吾祖诗冠古”，认为杜审言的水平古往今来，无人能比。（注①：出自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
这一远一近两个杰出人物，让杜甫相信，自己出身于一个高贵的家族，这个家族如果有什么可以传承的东西，就是儒业和文脉。
杜甫曾在三十九岁那年所作的《雕赋》中提及：从杜预父子以来，这个家族就始终恪守儒生的本分，勇于出仕辅佐君王治国。而先祖父杜审言，文章学识举世闻名，天下学士到如今仍然在效法模仿。（注①：《雕赋》：自先君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也是把这二人，和这两个传统着重点明。
所谓的“儒业”，并不简单指读书，而是要出仕。如同大乘佛教不仅要自渡，还要渡人一样。儒家的理念除了修身齐家，更远的理想是要把所学所知运用到治国平天下上去的。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①：出自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前一句指的是辅佐君上，后一句指的是安邦定民。而所谓的“文脉”，在唐代自然有特殊的指代，即诗的创作。杜甫认为，有了杜审言这样的先祖父，诗就成为了家族的传统，绝对不能够辱没先人的大名。因此杜甫在教导儿子杜宗武时，使用了“诗是吾家事”（注①：出自杜甫《宗武生日》）这样的话。这五个字里面，既包含了谆谆教诲，又含有无上的骄傲，用今天的话来说，还有些“凡尔赛”。
从这样的家族历史来看杜甫，就很容易理解年轻时他身上的使命感和对未来的期望。
年轻的杜甫，一边开始读书创作，一边开始壮游天下。他总共用了十几年的时光，游历了吴、越、齐、鲁、赵等地，凭吊各处名胜古迹，畅想勾践、秦皇、曹操、屈原、贾谊等古人往事，春天在高台上赏景流连、放声大歌，冬天在林冈间呼鹰逐兽、控鞍射猎。这一段时间，过得“裘马轻狂”。这完全是一个五陵少年、纨绔子弟的做派，也和后来穷困潦倒、悲天悯人的诗圣形象迥然而异。
在这期间，他抽空参加了一次贡举，大约是二十四岁那年，但没有成功。这点小小的挫折甚至并没有影响他的游兴，正是在此之后，他又游历齐鲁大地，在泰山上留下了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可知此时的内心高远和无限壮志。他还于三十三岁那年春天结识了李白，秋天一起同往王屋山寻道，又和高适等人一起撒欢同游，怡然忘尘。
能够长时间四处游历，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支持。恰好杜甫的家庭能够给予他这样的条件，“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注①：出自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的父亲杜闲虽然没有祖父杜审言那么显达，却也担任过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算是低级官员。这样的出身使得杜甫家族可以免去很多平民家庭需要负担的税赋和徭役，稳定的收入则足以让杜甫在中年以前可以无忧无虑地读书游历，不用担心经济来源。
可惜，这种放肆的快乐，在他生命的后半程再也不会有了。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三十五岁的杜甫正式结束东游，开始苦心追求仕进。第二年，唐玄宗想要广集天下英才，下诏凡是拥有任何一项才能的人，都可以通过郡县选拔举送到京城参加考试。此时的宰相是李林甫，他担心自己在民间的口碑恶劣，会有人在考试中借机直言，于是最终淘汰了所有选手，并上奏玄宗，称由于皇上过于圣明，天下贤士已经欣然向往，尽数归位，民间没有什么值得重用的人才了。（注①：《资治通鉴卷215·唐纪三十一》：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这一年被李林甫拒之仕途外的人中，就有杜甫。
三十九岁那年的春天，杜甫再次来到长安，开始长时间的谋求职务。有迹象显示，他的生活从此时开始，渐渐变得捉襟见肘、穷困窘迫。如此变故可能和他父亲在这年左右忽然离世有很大关系，他没有收入依靠，需要独自养家了。他并没有让妻子儿女随行，而是把她们安顿在奉先县，这大概也是由于京城的生活成本太高。唐朝和今天一样，每个地区的物价是悬殊的。可作为参考的例子是，很多年后，年轻的白居易来到长安，也有人调侃他的名字道：在这里定居，可不太容易。
由于应试失败，又急需解决生计，杜甫开始向高层和达官贵人进献文章，以求得到赏识和举荐。连续几年，他写了《天狗赋》《雕赋》《三大礼赋》等歌功颂德的文字，既为玄宗粉饰太平，也不可避免地吹捧了李林甫、陈希烈、杨国忠等被定性为奸臣的权要，哪怕这些人里就有阻碍他仕途的罪魁祸首。
杜甫的“献礼”式文章终于打动了玄宗本人，但一直拖到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他才得到了一份实职：河西尉，负责管理地方治安。因为杜甫坚持不肯接受，后又改成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是从八品下的低级官职。天宝十四载是什么概念呢？这一年，杜甫四十四岁，而安史之乱爆发就爆发在这一年的十一月。
这个时期的杜甫，大概头脑里充满了矛盾。他仅靠卖药维生，有时还要靠朋友周济。（注①：《进三大礼赋表》：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他既怀有高贵梦想，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生活在最繁华的都市里，他既看得到纸醉金迷的至尊富贵，又亲眼目睹，甚至亲身体会着饥寒交迫的人生苦难。而同时，在国家层面，他既需要在文章里高声夸赞千古难逢的盛世，又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帝国那件华丽大氅下遮掩着的虚弱和伤痕。
是的，顶峰的大唐，其实已经摇摇欲坠，弱不禁风。这一切，杜甫看到了，可能除了玄宗，其他人都看到了。
不平则鸣，有感则发，这是诗人的本分。杜甫在这个阶段诗的题材和基调，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更多关注和记录现实，像一个清醒而痛苦的旁观者。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用工笔画一般的技巧，细致勾勒了杨国忠、杨贵妃兄妹几人出行的盛大排场。清代学者浦起龙评论这首诗，没有一句讽刺的语言，但读下来却满是讽刺的味道。然而杜甫讽刺的对象里，恰恰又有之前在献赋里投附的对象。
另有《兵车行》，这首诗的主题是反战，一般认为是讥刺玄宗连续用兵吐蕃而作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开头仅仅几句，就刻画出了民间因征兵造就的生离死别场面，真实得如在眼前。“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杜甫虚构了一个恻隐的过路人，看不下去这样的悲伤故事，忍不住打听是怎么回事。被征发的队伍里一位老者回答：国家征兵也太频繁了，我十五岁北上黄河边驻守，四十岁又被派到西面耕戍。出发时年纪刚刚成丁，回来时头发都已经斑白，没想到这次仍在征发的名单里。“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民间对战争的反感已经到了极致，甚至不愿再生儿子，免得生了也是埋骨黄沙，空做了别人的“春闺梦里人”。《兵车行》最后四句烘托凄凉和幽怨的气氛，艺术性相当高：“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仿佛置身无间地狱，令人不寒而栗。
在诗词的创作里，一旦有极佳的句子，常常会被后辈模仿、习用。白居易就模仿过上述的末尾四句，也是在一篇反战诗《新丰折臂翁》中，是这么写的：“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尽管白居易用了“万人冢”这样的形容，试图勾勒死者甚众的画面，但和“新鬼烦冤旧鬼哭”刻画出来的乱糟糟、声啾啾的场景感，以及“天阴雨湿”的氛围感一对比，凄厉的效果还是差了许多的。比作一部电影的话，白作是2D，杜诗是4D的。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也值得特别提一提，这首诗很长，作于天宝十四载的十月。不仅仅因为在这首诗里，杜甫抛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一叹，还在于诗人提到，自己的一个小儿子饿死了，他深深地感到愧为人父。（注①：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犹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在一片升平的大唐盛世里，一个低级官员的家属因为吃不上饭，饥饿至死。古人常以“君父”并称，君就是所有人之父，不知道高高在上的唐玄宗，会不会因为帝国里有子民饿死而感到羞愧。
一个月之后，安史之乱爆发了，叛军势如破竹，很快攻陷了潼关，逼近长安。唐玄宗没有声张，悄悄带着一班后宫和亲信溜了，把整个长安城和其中的官员、居民都留给了叛军。杜甫则在潼关失守之前就离开了，不过逃难过程中被捕，被重新押解回长安，而他的妻子儿女此时在鄜州羌村居住，很难互通消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注①：出自杜甫《春望》）”就是此时的写照。
陷在贼中的不少大唐官员，都接受了叛军授予的伪职，比如王维。这在战争年代，严格的时候就算是“汉奸”了，保不齐将来要被清算。而杜甫却没有，当然，也有可能是叛军看不上他这样的低微人物。
虽然被封锁在长安城内，但还是有远方的消息能吹入城中。比如杜甫听闻杨贵妃死在马嵬驿，作了一首《哀江头》。这首诗虽然很短，只有二十句，却常常被拿来和《长恨歌》作比较，而且多数是认为其艺术成就远超于后者的。比如苏辙就曾表示：虽然写的同样都是杨贵妃，但《长恨歌》过于细致，不如《哀江头》以简驭繁来得功力深厚。比如写贵妃的受宠，杜甫仅用一句“昭阳殿里第一人”就到位了，写贵妃之死，一句“血污游魂归不得”就情境都到了。苏辙这个说法当然并不准确，因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是配合当时的《长恨传》而产生的，是一种特殊体裁，不能简单类比。杜诗和白诗，恰恰给了我们一种参考，即同样的主题，可以用不同的艺术手法，达到同样的艺术水准。
很快，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也传来了。杜甫决定逃出长安，不幸又被半路抓获。直到肃宗赶到凤翔时，杜甫才二次逃脱，“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境况十分窘迫。他被肃宗授予左拾遗一职，又于次年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在短暂的任职期间里，他因事各地奔跑，再次见识了战争里的民生之苦，写成传世的“三吏”、“三别”。《新安吏》写官吏征兵，由于成年男子早已征发殆尽，只好连未成年的也一起强征入伍。诗中发出了“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这样的质问，以及“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慨叹。《石壕吏》选在中学课本，更为人熟知，写的是“有吏夜捉人”，被征的老翁只好“逾墙走”，然后用老妇的口吻说出了三个儿子都已在军，有两个儿子刚刚战死的悲惨事实，并无奈表示，如果实在要抓人，老妇只能自己跟从官吏前去，虽然不能打仗，“犹得备晨炊”，还能在军中做做苦役。《新婚别》有“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样的怨语。《无家别》有“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这样的惨语。“三吏”“三别”用细腻的笔触，写尽了战争之痛、黎民之苦。明朝文学家王嗣奭评论这六篇诗道：不是亲眼所见，绝对写不出这样的诗；一般人亲眼见到，仍然写不出。杜公恰好到洛阳，见此事，成此诗，仿佛是老天爷特意安排他来记载，以感动千载之后的人一样。（注①：《杜臆》：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载之泪。）
由于中原战事反复和洛阳的失陷，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四十八岁的杜甫携家一路西南行，最终入蜀，并且在高适等友朋的资助下，在城外万里桥西建成草堂一座，定居了下来。
期间，和他关系很好的严武两度治蜀，曾表他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这是杜甫“杜工部”称号的来源。严武手腕强硬，对杜甫倒非常尊敬，但杜甫仍然只在他幕府里工作了很短时间，便主动辞职。原因可能是两个，唐时节度使幕府，规矩非常严格，韩愈曾在徐州节度使处任推官，他特意上书表达对上班作息的不满，当中提及：从九月到二月，每天凌晨就要入衙，夜晚才能回家，除了有疾病或者要事，一律不得外出。（注①：《容斋随笔》：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杜甫在严武幕府，也作有《遣闷》诗，提及了类似的作息。可见过严的规矩令他感受到了拘束。另外，杜甫此时已经接近知天命的年纪，对于此时的他来说，精力有限，“儒业”和“文名”两个家族传统，可能成就后者才是更现实的问题了。在入蜀之后，晚年的杜甫创作诗的数量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而诗作的艺术性也到达了新的高峰。
生活似乎有意在折磨诗人，使他不得安居一地。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川中大乱，杜甫坐船离蜀，在途中，他记叙自己的流浪生涯道：“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注①：出自杜甫《旅夜书怀》。）”这一年，杜甫已经五十四岁，而他的故交如李白、高适、严武等人，都已经不在人世。漂流在河上，面对浩瀚的天与地，大约很容易产生孤独感和无力感，特别是知交半零落的衰朽之年。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清明节，杜甫写有《清明二首》，从里面提到的“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我们可知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
第二年的春天，杜甫在江南（注①：作者按：唐朝的“江南”，包括湖南等地。）遇到了一位久违的故人：李龟年，写了一首极短的小诗：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李龟年是个什么人呢？
我们知道皇宫里都会有专门的乐工，唐玄宗尤其喜欢歌舞，甚至会亲自演奏乐器。他蓄养了一大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李龟年就是其中一名善于歌唱的乐工。
李龟年这个名字值得推敲，他还有两个兄弟，一个叫李彭年，一个叫李鹤年。兄弟三人的名字，和汉武帝时的著名乐工李延年何其相似，就是唱了非常著名的“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那个。
所以极有可能李龟年、彭年、鹤年都是模仿李延年而取的艺名，讨个“延年益寿”的口彩。因为龟鹤都是象征长寿的动物，而彭是彭祖（活了800岁）的简称。
李龟年是非常受宠的，这从杜甫说的经常在岐王宅里、崔九堂前见到他表演就可以知道。岐王是玄宗的弟弟，崔九是中书令崔湜的弟弟，可见李龟年鼎盛时频繁受到邀请，出入于王公贵族的府邸，是当红的演艺明星。杜甫当初得见李龟年的表演，还是十四五岁的时候，那是杜甫心目中大唐最好的开元年代。
但是为什么如今两人却在江南（如今的湖南一带）重逢了呢。这自然是因为安史之乱，大唐国运自此衰落，玄宗都出逃一路向西入蜀了，更何况这些乐工呢。所以这首诗在重遇故人背后，藏的是一种无处诉说的凄凉。前两句看似在回忆李龟年当年的荣耀，其实是追思大唐的鼎盛和辉煌时期，而后两句回到现实，感慨两人都流落异乡，实际上也是感慨国家遭难、哀怜自己垂老、身如浮萍四处漂泊的复杂感情，家国情怀萦绕在一起，欲说还休。“落花时节”，大约也是大唐在劫难里飘摇的一种象征。
这一年的冬天，杜甫就孤单死在了一条从长沙去往岳阳的破船上。而他的大唐，也再也没能回到过去的荣耀时光。
如果最后还要再赘述一点题外话，那就说说杜甫和李白吧。
除了共享千古最高诗名以外，李杜是截然不同的二人，如果只是泛泛地听闻过他们，很容易会产生一些误解。李白年长十一岁，生在商人家庭，可能并不具有参加科举的资格。所幸大唐入仕还有其他途径，李白也并不像他诗中所称的那么轻视功名。他花了很大气力想要跻身官僚阶层，比如像杜甫一样投稿给权贵。在这方面李白要更幸运一些，他在世时，就已经名誉天下。他还曾热衷隐居，这其实也是唐朝入仕的捷径。所以真隐士往往销声匿迹，而李白等人隐居则呼朋唤友，一定要让名声远扬，唯恐世人不知。所以李白得意时，会有“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姿态。在短暂当玄宗的翰林供奉之后，李白仍没有放弃仕进。所以永王李璘在南方掌兵时和肃宗对立时，一声召唤，李白就欣然应命，最终成了“反叛”分子，而造就了生命最后的悲剧。朱熹因此大骂李白“文人没头脑”，其实永王李璘受玄宗遥控，那背后是太上皇玄宗和肃宗父子的矛盾之争。
李白和杜甫一生只见过两次，是在天宝三载和四载。那时杜甫三十出头，李白已经四十开外。从此以后，杜甫就对李白念念不忘，写了很多诗怀念他，而李白则只写过一首给杜甫。有人从功利的角度出发，会认为李白毕竟是大名人，又曾经供奉在玄宗身边，杜甫之所以如此，是不是一种献媚。其实两人相识时，李白已经失意，而杜甫的怀人诗，多是和他相隔千里的情况下所写。我们宁可相信，这是出于一种真切的崇拜和怀念。也有人为杜打抱不平，觉得李白不近人情，杜甫的明月光终究照了沟渠。但这可能和两人的性格有一定关系，相比李白，杜甫为人更深情执着一些。
杜甫没有李白那么幸运，他背负着家族的文学荣耀，却始终没能在活着时得到足够的重视。他直到临终前不久写的诗，还在悲叹“百年歌自苦，不见有知音。”（注①：出自杜甫《南征》。）甚至和杜甫热烈交往过的那些朋友，诗文中也几乎没有赞美过他的才华；当时人编纂的诗选里，也几乎见不到杜甫的任何作品。杜甫的诗名，要到中唐时才为人重视，到宋朝才超凡入圣，认为是古往今来，诗的各种艺术的唯一集大成者。苏轼曾说：颜真卿的书法就像杜甫的诗，格力天纵，囊括了汉魏晋以来的所有风流，后人难以超越。这一句话里，透露了苏轼心目中，两个领域的艺术极致代表人物。很多人认为在成就方面，李白是天才，杜甫靠苦功。这是最大的误解，杜甫也是天才，没有天赋到达不了这样的诗境。
既然提到李杜，就一定离不开一个老生常谈：究竟两人谁更胜一筹呢？这个问题，古代学者也争吵不休，但再怎么吵，基本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杜甫的诗艺更庞博精纯，但李白的特点，却也是杜甫达不到的。用宋人敖陶孙的说法：李白的风格，像神龙不见尾的仙人，难以模仿，而杜甫像周公制定西周的各种制度一样，恢弘正统，让后世没有能力进行比拟和评价。（注①：《诗评》：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惟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如果拿武功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杜甫是大宗师，而李白是天外飞仙。
莫砺锋教授有个说法很好，我们就称李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好了，干嘛非要分个高低呢。但是莫老师最后还是忍不住，说如果真的“只给我一张选票，那么我首先选杜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