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白家窑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随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38)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学会有一个湖南“独立”的计划。

一九二年冬，我第一次将工人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资基(39)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40)的《社会主义史》。一九二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与杨开慧结婚

一九二年夏，我赴沪参加会议，共产党就在这个会议上成立。(42)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占着领导的地位，无疑地，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中最灿烂的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历史的上海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一共十二人。是年十月，共产党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其中的一员。当时在其他省县中也有组织成立……(43)同时，在法国，许多工读生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组织几乎同时成立……在德国也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不过较迟，党员中有朱德。在莫斯科和日本也有支部成立。(44)

到了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支部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公务人员、印刷工人及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工会，当时我是支部的书记。是冬，猛烈的劳工运动开始。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学生和工人之间，在农民中的工作极少。多数大矿山和全部学生实际上都已组织起来。在学生和工人的战线上都有许多斗争。一九二二年冬，湖南赵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工人领袖(一个叫黄爱，一个叫庞人铨)，结果引起了一个广大的激动，开始反对他。在这两个被杀的工人中，有一个是右翼劳工运动的领袖(即黄爱)。右翼运动的基础是工业学校的学生，而且是反对我们的。不过在这一次和许多次其他的斗争中，我们援助它。在工会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相当势力，当时各工会已经组织到“全湘劳工组合”[湖南全省劳工会]里面。可是，我们和他们妥协，并且用协议的方法阻止了他们许多次鲁莽而无用的举动。(45)

我被派到上海来帮助组织反赵运动。是冬(一九二二年)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会议。我心中想去参加，可是我忘掉开会地点的地名，找不到任何同志而失去参加的机会。我回转湖南，并竭力推动工会的工作。是年春，发生许多次罢工，为了争取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待遇，和争取工会的承认。多数罢工都是胜利的。五月一日湖南发动了一次总罢工，这件事指出了中国劳工运动空前力量的成功。

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是一九二三年在广州召开的，通过了那历史的决议案：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并组织联合战线以反对北洋军阀。我跑到上海去，并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次春(一九二四年)我到广州去，并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三月间回沪，将我在共产党执行部的工作和我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中的工作合并起来。当时部中还有的几个人，就是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一起工作，调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步骤。是夏，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加伦(现在叫伐西里·布留契尔将军，任苏维埃远东红军总司令之职)担任顾问，还有其他从苏联来的苏维埃顾问。国共的合作开始采取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是年冬，我回湖南休养——在上海时，我生了病。可是回到湖南后，我组成了本省伟大农民运动的核心。

在以前我还未充分了解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可是在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以后，和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活动的大浪中，湖南农民变成十分地活动了。我利用我所休养的家庭，发动一个农村组织运动，在仅仅几个月内，我们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农民协会，同时引起了地主的怨毒，要求将我逮捕。赵省长派兵来抓我，我逃到广州。到达广州时，黄埔学生刚打败了两个著名的军阀(46)，全城和国民党都充满了乐观的空气。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蒋介石先生被任为总司令，汪精卫任政府主席。

我成了《政治周刊》的主编，这是一个国民党的刊物，后来曾极力攻击国民党右翼。我同时又成了训练农民运动组织者的负责人，并开了一个训练班来训练他们。听讲的有二十一个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古来的学生。在我到广州后不久，我成了国民党宣传部的部长。

我写作越来越多了，同时在共产党农民工作中负有特殊责任。根据我的研究和在组织湖南农民的工作中所得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叫《中国社会各阶层(级)的分析》，另一本叫《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在第一本小册中，我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施激进的土地政策和积极地组织农民，陈独秀反对这个意见，并拒绝以共产党中央机关的名义出版。后来，它在广州的《农民月刊》和《中国青年》上发表。至于第二本书则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湖南出版的。这时我开始不满意陈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渐渐远离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最高峰。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中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一九二六年春，在国民党左右翼和解而国共也重行合作以后，我回到上海。是年五月，国民党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开第二次大会。在上海，我指导着共产党的农民部，并被派到湖南做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共合作之下，于一九二六年秋开始这历史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五个县份(47)的农民组织和政治状况，并作就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方面采取新路线。次春初旬，当我抵武汉时，那里正在举行各省农民代表会议，我就去参加并讨论建议我的主张，即实行广泛的土地分配。大会决议把我的建议提交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但党中央将它否决了。

当第五次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召开时，党还是在陈独秀的把持之下，他不顾一切地反对，还是坚持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当时我对于党的政策非常不满。今日之下，我想假若当时农民运动能更彻底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作反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现在的情势就要大大地不同了。中国苏维埃的势力必定较现在大为强盛。

可是陈独秀十分不同意我的见解。他不了解农民在革命中的任务，并将当时农民的前途估计过低，因此，在大革命的危机前夜所召开的第五次大会上，不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策。我的意见，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竟不加以讨论，因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为陈独秀所把持，拒绝将它提出考虑。大会将“地主”定为拥有五百亩以上的人——要在这种基础上发展阶级斗争，是全然不适合和不切实际的，而且忽视了中国土地经济的特质——这样就撇开了土地问题。不过，在大会过后，一个“全中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我成了它的第一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