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历史上的著名变法失败案例之一。北宋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还有另一场失败的变法：庆历新政，由“忧公”范仲淹主持，欧阳修给他呐喊助威。接连变法，接连失败，说明确实要变，也确实难变。
庆历新政时，王安石22岁，去年刚中进士，参加工作，地方上的基层小文职。这次变法持续了16个月，基层职员王安石肯定把每一份中央文件读熟吃透，实际工作中必然又在不断总结反思，所以，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很像庆历新政的扩大与加深。
庆历新政1045年结束，到1058年，王安石有了十几年地方官的从业经验，进京述职时给宋仁宗上万言书，聊了一万个字的变法。唐宋八大家出手，文章必然不俗。皇帝虽然没搭理他要变法的建议，但是看中他的文采了，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就是管书、管经、修国史的。王安石闹情绪了，固辞不就，后来勉强就了一个修《起居注》的职位，就是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任职期间得罪人，回家丁忧。老皇帝死了，宋英宗继位，几次三番喊王安石来，都推三阻四，持续丁忧。一直到宋神宗继位，一喊他就来了，第二年就开始变法。老王这典型就是闹情绪：他就要干变法，不让干就撂挑子——宋朝皇帝怂，可以容忍这些事。
变法目的就是要改积贫积弱，那就是富国强兵。
要富国，那么，谁穷呢？零和游戏呀。变法的设计初衷是”劫富济贫“，实际的结果是除了国库，其他全部倒霉。例如：方田均亩法，官僚土豪倒霉，打击隐田漏税；市易法，资本倒霉，打击市场操作和垄断；青苗法，放波的倒霉，打击高利贷。但是所有法，老百姓倒霉，因为管不住实施者。例如：青苗法的20%的利息放下去不知道涨到多少，还强行放贷，把不需要贷款的人贷到卖儿卖女；市易法，想买东西、卖东西只能去国营商店，它想怎么定价就怎么定价。要强兵就搞魔鬼训练，可能魔鬼过度，西北边境一有战事，士兵宁愿报名去边境打仗，也不愿留在汴京军营训练。还有“保甲法”的民兵训练制度，民众为了躲避保甲法的训练，甚至出现自断手腕的现象。
这也就是说，除了老赵家，全天下的人基本都倒霉了，那就是全员反对。出现这样的结果，王安石本人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王安石就是个想当然的愣头青，在他的世界里，仿佛只要”法“是好的就万事大吉了，完全不顾忌推行者、被执行者、观察者的人性。王安石又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完整地缺乏成大事者所必须的，也是最基本的素质，比如思维的全面性、做事情的方法手段等等，唯一不缺的就是自信心，往往会很果断地犯下错误。我这样说是客气的，正常的说法是他会”顾头不顾腚“。只要支持变法，他是来者不拒，蔡京就是支持变法得到王安石的赏识；只要对新法提合理化意见就是变法的阻碍，不遗余力地把他们排挤出朝廷，苏轼就是这样倒霉的。
那么唯一不倒霉，还得利了的老赵家，会不会力挺王安石呢？老赵家肯定想改积贫积弱，当然他更想江山永固，他也想盛世仁君，关键就是他想的太多了。不像当年老赢家，除了富国强兵不想别的，想得可以一意孤行，那其实事情就好办了。
从根子上讲，他老赵家就是为了江山永固，才造成的积贫积弱。拱卫皇权一般靠这几种人：宗室、外戚、宦官、朝臣。前三种明显靠不住，晋的宗室、汉的外戚、唐的宦官，那都是登峰造极的。宋很善于吸取教训，这三方面都做得挺好，那就只能用朝臣了。作为抢班夺权的著名武将，赵匡胤也不忘从自己身上吸取教训，武将也得排除，唯一的选择就只剩文臣了。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意识形态；所以宋的文官地位高、待遇好、假期多，这是利益满足；所以“不杀士大夫”，这是从业保障……
宋的皇帝又好像都有些仁义过头，没出现过杀伐果断的人物。一是有基因，祖辈就仁义，杯酒释兵权仁义吧，金匮之盟也仁义吧。二是有祖训，不杀文人。三是有传统，皇帝尊重文人，自己当然也要读书，每一个皇帝打小就给老学究灌一脑袋的仁义道德，三观正呀。所以，宋朝从重用文臣，尊重文臣，发展到容忍文臣，甚至纵容文臣。皇帝施一施恩泽，换了一个“仁君”的好名声，其实挺快乐的。
而变法想成功，就得一次又一次地把皇帝唤醒，他得清醒地权衡，这次的事情与他的江山、他的祖训、他的仁义，以及他骨子里的基因天性去权衡。这样几次一来，他还扛得住吗？他还有多想变法？
这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王安石估计是没有学过的。他自己的理性可以战胜人性，可是他用自己的理性去和别人的人性较量，其实他这事不做也罢。原谅我又悲观主义了，不过我确实觉得王安石做什么都没有用，你能帮他出出主意吗？欢迎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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