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先不说盗墓，先来说说中国都有哪些文物被日本人盗去了那个弹丸之地。
我就不讲你去日本旅游时在它的博物馆里能看到哪些中国文物。我还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看了一篇广州日报的微博，上面就对日本盗取我中华国宝文物，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
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从中国掠回的珍贵文物大约有10万件，其他一般文物大约有几百万件，除此之外还有6000吨黄金。所以我经常和一些朋友讲，日本战后复兴的基础，就是他对于亚洲财富的攫取。当时，亚洲绝大多数的财富都在中国，对于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成就了日本复兴的经济基础。
如果大家看过电视里播出的一些关于抗战的纪录片，或许还依稀记得当年曾参与在中国劫掠的日本亲历者的讲述，日本当年在中国掠夺财富的手段极端卑劣，盗墓、剖开佛像、敲诈勒索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坟墓中死者身上的金链子都不放过。很多未去过日本的听众们，当你们有一天去日本，发现日本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很多都是中国文物时，当那些文物被贴上“重要文化财”这样的标签的时候，你或许才能真正体会我们先辈曾遭受的屈辱。
多年前的那场战阵，剥夺的不仅是我们先辈们宝贵的生命，还有祖先们留给我们伟大的文化遗产。
如果大家哪一天去日本旅行，我希望大家抽一点时间去日本东京的国立博物馆看一看。那里有专门的中国馆，里面所藏的文物可能比我们国内很多博物馆的文物都要珍贵。从新时期时代的骨器、玉器、石器等文物，到古代、近代名家的书画作品，应有尽有。
战国的蟠篱文鼎、唐代的海砚纹铜镜、明代的五彩龙牡丹纹瓶，南宋李迪的《红白芙蓉图》，明代朱江的《寒江独钓图》等等，件件都是国宝级的文物。
说到这里，有一点很奇怪，你会发现日本人和欧洲人不一样。欧洲人在侵略中国的时候啊，除了一些他的汉学家、商人会到中国来弄文物之外，他们的军队基本上在中国就是抢金银财宝。但是，日本的军队不一样，他好像还是有文化的，他知道哪些值得抢，哪些不值得。
实际上，这都得力于日本文部省培养的很多所谓“文化学者”，实际上这些人就是“文物搜集员”，而且基本上每个部队都是配备。除此之外，他还有专门的所谓“考古研究队”、“文物保护队”等等，各种变换名头的专门进行文物搜集的部队。
从清末到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日本就一直在中国进行所谓的“考古”。
早在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便根据顾问九鬼隆一的《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颁布了《敌产管理法》，要求“搜集”被占领国的图书、文物。可见，日本觊觎不仅是我国的国土还有我国的历史文物。
我们都知道，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控制了我国的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这里也汇集了很多的历代帝王的陵寝。其中，对于辽代帝王陵寝和高句丽古墓群的盗挖最为世人津津乐道。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少数民族契丹，在中国的北方曾经建立过一个伟大的王朝——辽。但是，我们知道，日本人对于中国辽代历史的研究，一直走在前列，实际上都得力于日本人对于辽庆陵、辽祖陵等古墓的盗掘，还有对于辽上京、辽东京、辽中京等都城遗址的发掘。
日本人盗的陵寝里最著名的，最完整的就是辽庆陵。在最早1930年的时候，日本人就组织了由江上波夫、田村实造等考古学家组成的所谓的“内蒙古”调查团，就对整个庆陵进行了完整细致的调查。然后，在1934年和1935年又对庆陵进行了所谓摸底调查。那么，到了1939年，日本人就开始行动了。
这一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成了由田村实造、小林行雄为领队，钓田正哉、斋藤菊太郎为助理的“辽庆陵考古队”，对辽庆陵进行全方位的“考古”。
在辽代帝王陵中，永庆陵的壁画是最精美的，内容有装饰图案、契丹和汉族人物以及山水风景等，日本人后来据此专门出版了《庆陵壁画》专著。当时田村实造对地宫勘察得极为详细，并进行了准确的测绘以及壁画临摹、摄影，揭走了部分保存比较好的壁画。
除了壁画以外，日本人对辽庆陵的全面盗掘收藏颇丰，盗走了所有能盗走的文物，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辽圣宗石刻哀册，运回沈阳后，放在了当时的伪满政府的“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内。
当然，除了庆陵之外，日本人最想挖的也是最保密挖的，就是辽开国始祖，耶律阿保机的祖陵。辽祖陵是“凿山为殿”，陵墓本身的坚固程度非同一般，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西北一个巨大的袋状山谷中。谷间丛林茂密，泉水潺潺。
l935年，日本人便光顾了这一带。1939年日本人在盗掘辽庆陵的同时，不惜花费巨资，在这一带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大规模盗掘。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得逞，始终没有找到辽祖陵地宫——明殿所在位置，甚至连墓道也没有挖到。
最后，日本人只好盗走地上文物作罢，被盗文物中包括耶律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等珍贵文物，这些后来全部被盗运至东京，藏于当时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内。
除了瞄准帝王陵寝之外，日本人还把目光投到了高句丽王陵。可以说，高句丽王陵是被日本破坏最严重的古墓群。
高句丽曾是中国东北地区古貊族的一支，存在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间，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被唐军与朝鲜半岛的新罗联军所灭。在这数百年间，高句丽人在吉林、辽宁两省境内留下了大量墓葬。其中，以吉林集安最多，目前集安境内尚有7927座。
日本人对集安高句丽古墓葬的盗掘，集中发生在1935年至1936年间，领头的是池内宏和滨田耕作俩人。这俩人都是日本国内著名的考古学者，其中的滨田耕作被日本人称为“日本近代考古学之父”，但在中国人眼里，这位“考古学之父”却是一个盗墓贼。
1925年，滨田耕作和后来被称“日本近代东洋考古学先驱”的原田淑人俩人，开始筹划成立“东亚考古学会”，学会的运作基金源于日本外务省的国家资金，名义上是推进日本在中国的考古研究，实是盗掘中国文物。
高句丽墓葬与中原地区墓葬风格明显不同，墓室构筑在地表上或高出地表的石墓基上，有石圹和石室两种。方坛墓和方坛阶梯墓规格最高，墓主身份等级也最高，属王陵或贵族墓一类，有“东方金字塔”之美誉。
在高句丽墓葬群中，最富艺术价值的是壁画墓，这些壁画墓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东北亚地区的艺术宝库，不论是考古学价值还是人类学、历史学价值都很高，日本人一直觊觎这个“宝库”。所以，池内宏和滨田耕作将“黑铲”首先伸向了这些壁画墓，国内目前已发现的几十座规格较高的壁画墓中，大部分都被池内宏和滨田耕作盗掘过。
日本人对墓内壁画的“研究”手段十分卑劣，能揭的揭下来，不能揭的拍成照片。所有他们挖盗来的文物，一律运回了日本。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对日本人发掘过的高句丽墓葬进行复查并重新发掘，几乎没有出土什么文物，可见日本当年“考古”多么彻底。基本上像珍贵文物“金铜四叶”，这样的物件都被日本人带回了他们的博物馆。
不容忽视的是，前来盗掘东北高句丽墓葬的，并不只是池内宏和滨田耕作这两个日本人，之前和之后都有日本“考古队”前来“考古”。
当然，这只是日本人盗掘中华文物的冰山一角，很多盗掘的史实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都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远渡重洋的中华文物也不知何时能够回归故土。只希望，我中华子孙铭记这段屈辱的历史，望历史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