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已经摆脱了贫困，步人了以政治觉醒和政治参与为标准划分的社会经济群体﹣中产阶级，但中国政府追求稳定。也许，中国政府能分阶段实现发展和繁荣，促进全民经济增长，但由于他们追求稳定，维持现状，因而经济活跃度不够。

维持现状就可能会遏制竞争。正如垄断企业和大型企业不想看到竞争对手侵犯各自的市场份额，那些工作人员，不论是来自公众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不想看到他们的权力或职位受到任何挑战。或许他们会支持革新、进步和社会流动，以及社会秩序的变更，但若要改革职权，他们定会反对。新创公司对现有工业的转型和经商方法的改变，从高到低各个层面扰乱了全球行业和政府，而这恰好表现出创新和创业之间相互矛盾的关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国家的政府，一方面鼓励公民积极主动地做生意，以求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各个层面上跟不上变革的步伐。当前的法律、政策和体制是20世纪制定的，早已不能准确反映数字时代的真实性。正如数字媒体和全球事务专家泰勒．欧文（ Taylor Own ）在《颠覆性力量：数字时代国家的危机》( Disruptive Power :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in the Digital Age ）这本书所提到的，以前，国家有能力控制绝大部分人的言行，但这种情形已不复存在了。他写道：“在集体行动中，国家正失去它超群的机能。”造成的结果便是，人们有权利去开始重新制定经济和政治秩序，但许多政府表现出了不适的症状。

将“共享型经济”引进美国并迅速发展创业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诸如打车软件“优步”( Uber ）和预订网站“空中租赁”之类的分享应用程序，促进了点对点的合作，给消费者打车和住宿提供了多种选择。这让各自相关的行业惶惶不可终日，从韩国到印度，从德国到美国，全都如此。

风险投资也是如此，风险投资引进了新的商业模式和方法，美其名曰“新型经济”。亚马逊用在线电子商务平台颠覆了图书出版业；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 Tesla ）从以往通过经销商和展销厅销售汽车的经营方式，转向了直接向消费者出售汽车，变革了汽车工业；已停业的网络电视公司爱欧（ Aereo ）直接通过光缆向用户提供节目，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收看电视，这让广播电视公司乱了阵脚；忧心如焚的银行家所惧怕的网络虚拟货巾比特币将颠覆金融行业；甚至传统的餐饮业也开始挥拳抗议快餐车。

那些传统行业奋起反抗、极力抵制这些“后起之秀”，一总都不足为奇。他们选择的武器就是深谙管理之道的政策制定者。全世界政府各个层面的政策制定者指控共享型经济和新型经济领域的新创企业。他们声称，诸如优步和空中租赁等公司，要么绕开了确保服务质量和保护公共权益的法律；要么侵犯了版权，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破坏了安全保障和税收政策，或者扰乱了城市区划法；要么这些全有涉及。

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官员的优先权之一，就是保护消费者，而不是保持稳定，压制变革或阻碍创新。不如引用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演讲“伟大社会”( Great Society ）中的一句话：“要建立一个社会，发展就是我们需要的仆人。”

正如在前几章所提到的，人才、适当的基础设施以及合作与竞争能力具备的地方，机遇、透明度和强大法治俱全的地方，发展就会越来越兴旺。诚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暗地里推动着发展，对创业和革新至关重要，如权力下放、容忍破陈除旧和重新分配财富，即便不是与当权者格格不人，这些因素也是违背常理的。

随着技术的发展，提升个人能力可以转变经济格局。汽车、飞机、铁路、蒸汽机、电报和电话都是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了连接，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同时，技术也重塑了经济格局，留给人们空间和时间去思考和想象，革新释放了人们的潜能。随着个体潜能的提升，人们的意识和参与能力也随之提升，从而激发了人们获取更多自主权的欲望。若这种争取更多自主权的欲望蔓延开来，就会重新界定权力，进而将自主权从原来的当权者手中转移到真正参与政治进程的那些人手中。这种情况下，权力也会从权威的工具转变为责任的工具。随之，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就会变得更加民主。

中国政府迫切希望本国经济着眼未来。当中国开放经济并鼓励创业时，他们又有所顾虑，因为这方面经验他们比较欠缺。            21世纪的经济，无论是“全球化”“新型”抑或是“共享型”，都是史无前例的。促使装配线和世界500强公司相对兴盛的20世纪模式已不复存在。今天的数字动态经济不再受惠于组织严密的公司架构，相反，它取决于创新和积极性。这是一种由创业者填充燃料来推动的经济。

如今的新创企业很大部分得益于10年前科技突破的成果，比如：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以及智能手机，这些只是少部分例子。每一个突破都能帮人解决一个问题或是检验一个新想法。这种东西是需要被鼓励的，规章制度、政策制定者或政府都无法阻碍。20世纪或许管用的那些东西，已不适用于现在。政府必须调整适应。                                      中国创业环境的第一步， 唯有创业者才能改变现状。创业者已不仅仅来自硅谷，而是来自大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