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回忆
我一生记得最牢的日子除了生日,就是我穿上军装走进兵营的那一天。五十七年前的 6月29日,我应征入伍服兵役,从此我的青春最美好的时光在那个“大学校”里度过,我的倔强、执着、嫉恶如仇的性格也在那个“大熔炉”里锤炼得更加鲜明。
那是一个很热的夏日,一身宽大的、黄绿色的军装,束上一条淡黄色的武装带;一顶解放帽,一双解放鞋,从上至下很难说是“整齐”的戎装,把这些昨天还是学生的我们打扮得有点傻乎乎的样子。列队、报数、起步走,每个动作都显得稀稀落落,“水裆尿裤”,那天上午,我们在新奇、忐忑与惜别中登上了火车。在嘈杂与混乱的车厢里,人们争相涌到面向站台那一侧的车窗,努力地搜寻站台上送别自己的亲人。我费劲地挤到车窗前,飞快地转动眼球,寻找送别我的爸爸、妈妈。终于,我看见了他们,大声呼唤着“爸---妈---”。这时,焦急地寻找儿子的爸妈听到了我的呼唤,拼命地挤到车窗下边,踮起脚、别无旁顾地把目光投向我。我清楚地看见妈妈眼里的泪花大颗大颗地和着两颊的汗水滚落,脸上却强装出笑容,笑得那么勉强,那么苦涩,那么让我没有勇气与她对视。而旁边的爸爸只是向我招手,脸上看不出什么特殊的表情。(很久以后,妈妈告诉我,把我送走后,回到家里爸爸就不住地流泪,说我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那一刻我的鼻子酸酸地,努力地不让眼泪流出,可是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滴下来。
不大工夫,无情的火车在一声长鸣中,冒着黑烟,喷着热气,呼哧呼哧地启动了,缓缓驶出站台,可恨的钢铁巨兽无情地撕断了车上车下如潮的、依依惜别的浓情。渐渐地,爸妈和所有送别出征人的亲人们的身影模糊了,养育了我18年、我无比熟悉的那个城市不见了。
唐朝大诗人王维的“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的诗句道出了我们这些出征者人生飘渺的心境。车上的我们和送别我们的亲人们谁都不知道我们的征程在何方,根据行车的方向,大家猜测兴许是吉林,也可能是黑龙江。我们当中有胆大的去问带兵的军官,那位军官(一位不知姓名、扛着“一杠四星”大尉肩章的军人)一脸严肃地扔出一句废话:“到地方你们就知道了!”
那时候的火车不比现在,晃晃荡荡、呼哧呼哧、慢慢悠悠是对它最恰当的描述。我们这个城市距离沈阳不足百公里却走了三个来小时,中午过后到了沈阳站,好几百人的新兵中,只有我们几十个被告知在沈阳站下车,其余的继续往北开进,我们也还是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车站广场上,一辆草绿色的解放牌军车在等着我们,那位大尉军官指挥我们上车,我们像一群羔羊那样顺从地听从他的指挥。他高声命令我们:“手扶车栏,注意安全”!之后钻进了驾驶室。接着传出他的一声“开车!”,那声音还是像对我们那样的威严、洪亮、不容怠慢。这台无遮无掩的大汽车比刚才那列火车快得多,径直向北开去。车上的我们没有了大尉的监督,早就把大尉注意 “军容风纪”的要求撇到一边去了。有的解开了风纪扣,有的摘掉了解放帽,有的把武装带跨在脖子上,那副德行有点像电影里打了败仗从前线撤退的“国军”。我们两眼目不暇接地浏览着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街上的行人也纷纷把新奇的目光投向我们这一车新兵。汽车径直开进目的地——著名的沈阳北大营,就是那个“九一八”事变被日本鬼子占领的东北军的北大营。到了营地,大家都已经是饥肠辘辘,却被告知还要等另一拨新兵到来才能开饭。要知道,我们这些从三年饥荒挺过来的大男孩们是多么地盼望赶快吃到一顿丰盛的午餐呀!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到部队除了“保卫祖国”之外,能够“不再挨饿是当兵最现实的目的之一。一个多小时左右,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我们终于盼到了开饭,那是我终身难忘的第一顿军饭——一顿没吃饱的军饭,对于这顿饭,我在《军旅回忆》里做了专门的描述,那篇文章就叫《第一顿军饭没吃饱》。
饭后开会,还是那位大尉军官讲话,这时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姓李,他就是我们新兵连的连长。他用一、二、三----来阐述他的讲话内容。大意是一、我们是沈阳军区后勤部汽车十团新兵连;二、下午自由活动,但不能走出营房;三、晚上早点休息,8点半听到就寝号必须熄灯(到现在我还在纳闷,大热的夏天,为啥叫我们那么早睡觉呢?)------。唯独没提啥时吃晚饭,其实这才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第一顿军饭没吃饱!
散会后排队领取被装、牙缸、水壶等等个人装备,然后就“自由活动”了。我们三三两两地闲逛的同时,留心开饭号声的响起,后来才知道那顿没吃饱的军饭,即是午饭,又是晚饭!听到这个坏消息,我们无比失望,无比沮丧,肚子里的轰鸣愈加地响亮。
我被分到新兵二排,一位姓张的河南籍少尉军官是我们的排长,班长是一位胖墩墩的吉林人,也姓张、中士军衔,人家可是地地道道的老汽车兵,那领章上还有汽车的标志呢!一个老汽车兵做班长,我们天真地以为今后我们就是汽车兵了。要知道汽车兵有多神气呀,不挨累,不紧张,还是技术兵种,早就听说“步兵紧,炮兵松,吊儿郎当汽车兵”的说法。能当上汽车兵的喜悦,似乎让辘辘的饥肠安静了一些,况且嘴对嘴地灌了好几回自来水也是顶了饿的,只是多上了好几次厕所。
一间50来平米,窗户很高、很小的大房子是我们全排30多人的宿舍,头对头的两排通铺已经铺好了褥子(那时候褥子属于营房用品,军人只发给一条白布褥单),不足80 厘米宽的、已经脏得发黑的“白色”褥子依次一床叠压另一床地铺满大通铺。排长睡在门口通铺的第一铺,挨着他以班为单位铺位依次排开,熄灯号之前排长就命令我们各就各位准备睡觉,号声过后屋子里就鸦雀无声了。不久,鼾声、拍蚊子的啪啪声,咬牙的、放屁的、说梦话的,加上成群结队的蚊子发出的迂回、低沉的嗡嗡声,在这闷热、散发着汗臭和脚臭气味、令人窒息的宿舍里奏起了杂乱无章的交响曲。我的觉一向很轻,加上老肠老肚不断地翻腾,怎么也睡不着,所以我对那杂乱的“交响曲”听得最清,对那令人窒息的臭气闻得最深,对那一天、那一夜记得最牢。
公元1962年6月29日,整整半个世纪,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走进军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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