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策略，简言之，就是进行叙事行为时所采取的策略。余华作为以“先锋”身份出场的当代作家，在近十九年的小说创作历程中，突出表现三大叙事策略。

首先是隐喻式思维的运用，它虽不是先锋文学所独有，却在先锋文本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不仅改变了整个文学作品的审美观念，使话语相当彻底地走符号化，还使文本在接受过程中变得迷离而丰饶，多义性起来。80年代中后期始冒尖头的余华正是在这种思维程式的指导下，自觉得规避那些具有明确意指对象的故事走向，驱动话语频繁地进入陌生化境遇，并通过隐喻的强大功能，不断地将人物、情节推向多方位的、甚至带有某种神秘物质的话语境域中。

譬如他的《往事与刑罚》、《世事如烟》、《四月三日事件》、《鲜血梅花》、《古典爱情》等作品，不仅情节扑朔迷离，无法预知，整个叙事话语似乎处处充满了隐喻的意味，但无论从哪一点来解读，我们又无法确认具体的喻体指向。它是多义的，变化无穷的，具有多方位和多解读的阐释功能。亦言之，余华动用的是一种隐喻式思维，其目的就是要让叙事始终保持在某种丰饶而多变的审美语境中，追求叙事自身的多义性，即让话语不断地破坏能指和所指之间那种相对稳定的关系，而不是在简单的修辞学上让一个个隐喻对象凸现它的本体和喻体。

同时，在文本走向多义性时，也使文本的内在结构呈现出不稳定性和开放性特征。他常常借助各种极富原创性的、独特的形式和结构来展示某些复杂的审美内涵，使形式和结构本身都包含大量的隐喻意味，让形式本身直接折射出某种丰繁的叙事意蕴。总之，将隐喻作为一种艺术思维的方式，而不再是一种修辞方法（即在传统文学作品中，隐喻通常是以修辞的方式出现的，更多的是停留在语言的层面上，有着相对稳定的本体与喻体的关系），这是余华等先锋作家对隐喻进行的一种有效的翻建与扩容，使得它在很多先锋作品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在给我们的审美带来了巨大挑战的同时，实际上也为文学作品在审美意蕴的传达上开创了无限繁富的内在空间。

其次是互文性写作。最早隐约感觉到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是英国著名现代派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认为未来小说将成为一种更加综合化的文学形式，“它将用散文写成，但那是一种具有许多诗歌特征的散文。它将具有诗歌的某种凝练，但更多地接近于散文的平凡。它将带有戏剧性，然而它不是戏剧。它将被人阅读，而不是被人演出。”不过具体付诸于实践的是先锋作家，这也符合他们天生就具有的反叛意识，他们开始致力于打破既定的文学门类，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更多地超越以往的种种审美规范，尝试着让多种文学形式或艺术形式共同进入同一个文本的话语运作之中。

余华为其中的佼佼者，他的后期创作主要受到了音乐的影响，所谓“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尤其是在创作长篇《许三观卖血记》时，自觉得将浙江的越剧以及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等音乐的内在节奏运用在叙事过程中，从而使许三观的一次次卖血得到了某种循环往复而又直击骨髓的审美效果。他自己就坦言：“我要用我们浙江越剧的腔调来写。……让那些标准的汉语词汇在越剧的唱腔里跳跃，于是标准的汉语就会洋溢出我们浙江的气息。”“我非常强调它的音乐感。我当初在写这本书时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要用巴赫的叙述方式来写……《马太受难曲》是一部清唱剧，有两个多小时的长度，可里面的旋律只有一首歌的旋律，而它的叙述是如此丰富和宽广。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古老的艺术，因为它们有着一种非常伟大的单纯的力量."

借助互文性写作手段，将音乐的内在节奏成功地揉进叙事性的小说文本中，让一个简单的故事（即许三观的多次卖血）变得一次次往返回旋，起伏跳荡，每一次卖血过程看似相同，但每一次都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感受和灵魂深处的颤音。这种对音乐叙述的引进，可以说使余华的这部小说在结构上获得了另一种新生，使他叙事的内在空间拥有巨大的舒展余地。“这本书其实是一首很长的民歌，它的节奏是回忆的速度，旋律温和地跳跃着，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余华的这种“自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自己对互文性写作的无限愉悦和相当得意的心情。无独有偶，巴赫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时，把“复调”这个音乐领域中的词汇运用到对陀氏的文本分析之中，认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确是陀思妥耶夫期基长篇小说的特点。”似乎这个评价也可运用到余华身上。

再次是对轻与重的处理，这一直是所有先锋作家十分注重的叙事策略。因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先锋作家，他对人类的存在境况总是保持着高度敏锐的感受，对每一种现实的生存场景和人类精神生活种种隐密的律动状态总会保持着极为特殊的洞察力。

余华也不例外，他那独一无二的叙事理想、不愿重复的艺术愿望以及独立自治的精神立场，都会不断地促动他在处理每一种审美对象、每一个叙事片段时，努力产生别开生面的艺术效果。在其前期作品中，他选择的是“以重写重”的叙事策略，不择手段地调动自身独有的话语系统，选择一种极为冷静的解剖式的叙述，进行种种尖锐的叙事表达，将许多鲜血淋漓的场面展示得精细无比，使人们对人性的暴烈和命运的玄秘不寒而栗，如《现实一种》中的暴力血腥场面描写。这种策略，强调的是让叙述直面强攻的方式，通过种种高密度的、彻底具象化的、凌厉尖啸的话语手段，在可能性的状态中将那些生命内在的本质拓示出来，呈现出某种极致化的审美效果。

不过，这种对轻与重的处理在审美接受上常常会引起一些争论，至少会在阅读中让人产生种种不适和不安。因此，余华转变了这种叙事策略，开始乐于选择“以轻写重”的叙事策略，即“一种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偈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像磁场中的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23]，然后在这种接近于飞翔的语境中，慢慢地呈现出深邃而凝重的思想内涵。一切重大的历史命题，深邃的人性思考，被他们悄悄地推动了叙事的背后，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常常是各种轻盈的、充满灵性的，有时甚至是包含着喜剧意味的话语。这在他九十年代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可以看到，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是这种转变的巅峰之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觉得我以后要越写越轻。这很重要：我觉得用轻的方式表达重比用重表达更好。像《许三观卖血记》就可以用一个轻的方式表达。”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余华是如何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运用“以轻写重”的叙事策略。他从许三观第一次好奇跟别人去卖血写起，写他靠卖血结婚生子，又以卖血来度家排难，最后终于将一群孩子拉扯成人。这过程无疑是艰辛、无奈而又充满了悲悯无助的情感。可是在高潮之后，余华又加上了非常独特的最后一章——让许三观在安享晚年时再一次去卖血，却受到拒绝和侮辱，这时我们在小说文本中可看到许三观受伤的程度了。如果从整个小说来看，许三观的每一次卖血（除第三次）都有着重要的现实生存意义，体现出他直面苦难的内在韧性，唯独这最后一次卖血似乎没有任何苦难的价值，也没有任何现实的份量，且慢慢叙述许三观卖血不成的种种情状，归根究底就是对自身存在价值的否定，对命运无力抗争的长叹。这一章看似很轻，却将整个叙述在悲壮无比的高潮中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支点，并得以缓缓落下帷幕。或许这就是余华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独到之处，以一种看似不轻意的方式，将一些沉重不堪的过程轻盈而又迅速地呈现出来，让轻与重得到精妙处理。

顺便提一下，余华小说中的叙事策略远不止上面三种，如有“重复”，“戏仿”等，像“重复”这种叙事策略，便是他常用的，但又由于它是显而易见，且多位作者已有详细论述，不敢再班门弄斧，加上篇幅限制，此处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