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一生始终行走在路上,用双脚感受大地的厚重和大唐帝国疆域的辽阔,用双眼注视大唐国民经历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切身体验大唐由盛而衰给生民带来的冲击;杜甫的一生除了身体力行切身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还用手中的如椽大笔描画时代的风云际会、生民的辛酸喜怒、自己命途多舛的遭际。——写在开始
作为中国文学最早的文学样式,诗歌自集体智慧结晶的《诗经》进入世人世界,成为人们表达对社会、生活和人生的抒写媒介始,就始终行走在不断自我完善的路上。之所以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发展,一方面源于时代发展对文学不断提出不同的要求,一方面源于一种文学样式只有不断的修复才能日趋完善。时间光标投注到唐朝,诗歌在朝代更迭、无数诗人精耕细作的蓄势,终于喷薄而出,迸发出强劲的生命韧劲。“唐朝以后无诗歌”,似有夸大之嫌,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诗歌发展到唐代所达到的高度。
言及唐诗,可谓是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大唐帝国成就盛唐气象,随之就有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座丰碑——李白和杜甫——屹立于诗歌王国。“谪仙人”李白的仙风道骨成就的是他飘逸洒脱的诗歌风格。不论是他的傲岸不羁的人格,还是天然去雕饰的诗风都无人可及。而杜甫,因为始终行走在广袤的大地之上,并熏染在浓郁的人间烟火气中,切身感受人间疾苦,所以不论是其人,还是其诗,都接地气。即使活着时基本上过着见弃于朝的生活,他的诗难入时人的法眼,他也以手中的如椽大笔为世人展现了三朝宏阔的历史画卷,用沉郁顿挫的笔锋呈现治乱时期生活在社会底层黎民苍生遭受的苦难,为后人从一个视角窥视大唐帝国,了解那段历史留下宝贵的资料。只不过,这些材料不是出自史学家的史料记载,而是源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用“诗家语”独特的抒写。正是基于此,从诗歌的角度走进杜甫,了解他短暂而充满苦难的人生是很好的切入点。
和骆宾王一样,杜甫也是七岁开始进入诗林。尽管小试牛刀所作的诗歌没有《咏鹅》诗那样惊艳四方,但字里行间蕴涵的张力预示着“七岁孩童”的未来可期。体内流淌着“贵族的血液”,熟读儒家经典,“奉儒守官”的思想融入血液。正是有了这样的大背景,杜甫步于天下时就多了更多的内驱力。可是,个体生命在现实面前很少有人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的,没有谁可以让自己命途的发展按照自己设计的方向发展。长安和洛阳的生活,让年轻的杜甫看到了繁华,这更笃定了他要成为“皇城人”的信念。可是,几经努力却未遂己愿。年少轻狂的杜甫,几番“折戟”之后,一种“此处不留人会有留人处”的叛逆把他“逼出”皇城,开启了自己的漫游之旅。走出长安城,呈现在杜甫眼前的是另外一幅世情图,与皇城之景有天壤之别。与李白、高适信马由缰的漫游,开阔了视野、打开封闭的心门、改变了他对世情社会的认识。官民霄壤之别、皇城与乡野如隔世之境的差异,这些无不对怀揣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先祖留下的“福祉”与“光环”没有荫蔽到杜甫,即使有出身的优越感,面对残酷的现实时也无法荡除他内心深处的压抑与愤懑。对杜甫而言,此时唯一可以消解内心苦闷的只有诗歌。回望杜甫一生的遭际,从诗人的角度审视,“诗穷而后工”在他身上得到最为真切的注解。经历三朝的更迭,亲历从盛世到乱世的剧变,自己为国为民奔走呐喊,可是人微言轻无法改变丝毫,而自己不为世用的愤懑不是简单的牢骚就能够消解。何以解忧?唯有诗歌。正是如此,当我们品读他描写反映世情和政治生态的诗歌时,“字字读来皆是血”的“诗家语”无不令人动容。“为人性癖成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捻断青须”不是“强说愁”,而是把自己切身的感受与体验融入文字。这种充满浓烈主观色彩的“诗家语”外显出的不是专注于小我的“患得患失”,而是聚焦江山社稷的安危和黎民苍生的疾苦。正是有了这种“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赤子深情,品读杜诗时“沉郁”之情自会油然而生。
行走是杜甫生命的主旋律,“慧眼观天下”和“慧心识人情”则是杜甫与世界相处的主要方式。因为有了这份“切肤之痛”的感官体验,再把它与自己的命途遭际联系起来,“兴观群怨”之色就显得更为炽烈。“奉先五百字”诗、“三吏三别”诗、“成都草堂组诗”、“夔州组诗”……这些诗歌是诗人把视角对准现实世界,把耳闻目睹和亲力亲为的遭际写入其中,读起来不仅让人产生“回到唐朝”之感,更让人在“诗中有画”中清晰地认识到时局动荡、朝代更迭给生活在社会底层人带去的灾难。“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杜甫的政治诗和个人抒怀的组诗极为精当地诠释了这两句诗的真意。“杜甫个人不幸的遭遇与种种感触和国家的危机与人民的痛苦永远是胶漆般地密切结合。难以分割,这就使他大部分的诗篇充溢着个人的和时代的血泪,产生巨大的感人力量。”
“苦难”是杜甫人生的标签,这就决定了他留存于世的大部分诗歌字里行间都充满着血与泪、愤与恨、同情与悲悯(为黎民苍生的苦难)。不过,“杜甫诗集里并不都是时事诗和政治诗,还有占很大比重的写景兼抒情的诗。……这些描写自然的诗,也同样浸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并且经常联系着时事。作者之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就是这样,推崇于陈子昂,仰慕于李太白的杜甫俯下身子,用平视,甚至俯瞰自然万物的兴衰,用心观察着世事变迁,用情摹写着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感喟。时事诗、政治诗、咏物诗、闲适诗……不论是古风体,还是近体诗;不管是叙事诗,还是抒情诗,它们按照诗人独特的情感密码缀连编织在一起,构成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画卷,沉淀成浩繁的中华文化史中最为绚烂的一部分。通览杜诗,字里行间不仅融入忧国忧民的深厚情感,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赤子般的爱好。他手中的大笔,“不只能‘巨刃磨天’,刻画山河的奇险和时代的巨变,也能描绘燕嘴峰须和春夜喜雨”。这些诗歌“衬托出杜甫的为人,同时也表达了杜诗风格的多样性:既有掣鲸鱼于碧海、璀璨瑰丽、甚至有时不易索解的诗篇,也有好像不费功力、信手拈来的清辞丽句”。
苦命的诗人,为国为民操碎了心,可是换来的却是大部分时间靠别人的接济度日续命。即使为朝廷所弃,不为达官显贵所容,他也没有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和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人投之以冷漠。尽管自身难保,但也要用自己生命的微光余热为诡谲云涌的世界注入一丝希望。“杜甫的诗一向被称为‘诗史’。这部‘诗史’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并对许多重要问题表达了作者的进步主张;它还有声有色地描绘祖国壮丽的河山、新兴的城市,以及一些虫鸟花木的动态;在自然的图景和社会的变化中,它也叙述了作者不幸的遭遇和内心的矛盾,抒发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和迫切的愿望,所以它也是作者的忠实的自传。它和屈原的辞赋、司马迁的《史记》、施耐庵与曹雪芹长篇小说一样,经纬纵横,包罗万象,给读者一个丰富而又完整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