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遍的疑问：哲学过时了吗？今天的时代还需要哲学吗？
我的回答是：需要，但未必是那种以思潮面貌出现的哲学。
思潮式的哲学的确过时了，当然不排斥有朝一日它又会时兴。一般来说，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例如六十年代法国的激进学生运动，八十年代我国的社会转型初期，哲学才会以思潮的形式流行。
那些成长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人对此感触尤深，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所谓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等等，曾被这些名字激动过，时过境迁，不免生出一种怀旧的情绪。的确，时代场景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当年以思潮为主角的精神浪漫已被今天以时尚为主角的物质浪漫取代，哲学曾是最有诗意的东西，今天似乎黯然失色了，都让位给了金钱和财富。
大体而论，哲学有四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一是作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伟大思想体系的创造，它属于哲学史上的天才。二是作为学术，它属于学者。三是作为思潮或意识形态，它属于大众。四是作为人生思考，它属于每一个不愿虚度人生的人。
前两种属于少数人，不过学者与天才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同样，后两种属于多数人，而一个普通人是作为大众还是作为个人走向哲学，情况也迥然不同。在我看来，一个人不是作为大众追随一种思潮，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人思考人生，这是更符合哲学之本义的状态，这时候他离哲学不是远了，而是近了。
正是这一意义上的哲学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格外为人们所需要哲学常常被定义为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个定义基本上可以接受，但我要强调“观”这个词：世界观就是“观”世界，人生观就是“观”人生。
我们平时所做之事、所过之生活总是一个局部，哲学就是要我们从这个局部中跳出来，“观”世界和人生的全局。通过“观”全局，我们才能获得一个正确的坐标，用以衡量自己所过的生活有无意义，怎样生活才有意义。
今天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急功近利，人们似乎都很渴望成功，但对成功的理解十分狭隘，往往局限于谋职和发财之类，“励志”类书籍因之畅销。我想特别强调，所谓“励志”与哲学是正相反对的。“励志”只有一个功利的小坐标，把人生当作一种资本来经营，这样即使取得了成功，也只是一种渺小的成功。
哲学则立足于人生全局的大坐标，它告诉人们，真正的成功首先应是做人的成功，即做一个精神上优秀的人，生活得有意义，而事业的成功不过是做人的成功的一个自然结果而已。
一个不问生活意义的人当然是不需要哲学的，可是，我相信，人毕竟是有灵魂的，没有谁真正不在乎活得有没有意义。事实上，人们越是被世俗化潮流胁迫着拼搏在功利战场上，生活在人生的表面，心中就越是为意义的缺失而困惑，而焦虑。
因此，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哲学来为自己的人生定位和定向，哲学仅在表面上似乎成了弃妇，实际上却是许多人的梦中情人。
又到了每年的毕业月， 许多学校哲学系考生稀少，门可罗雀。当然，这一情况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在今日社会急功近利的总体氛围中，大学孜孜于与市场接轨，越来越成为职业的培训场，一般考生自然也就把就业前景树为选择专业的首要标准了。因此，毫不奇怪，不但文史哲一类人文学科，而且数理化一类自然科学基础学科，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了冷门，而财经、法律、计算机等实用性强的学科则成了显学。
其实，依我之见、哲学系考生少并不足虑，反倒是正常的现象，我一向认为、一个国家不需要有许多以哲学为专业的人，就像不需要有许多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一样。更确切地说，不是不需要，而是不可能、不应该。
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对之真正有兴趣和能力的人是绝不会多的，这种情况也正与数学、理论物理学领域相似。如果哲学成为热门专业，必定是出了问题，说明有利可图，使得许多对哲学并无真正兴趣和能力的人拥了进来。
彼特拉克有一句名言：“哲学啊，你是贫困地光着身子走进来的，”尼采也曾在相同意义上建议，不给哲学家发薪金，让他们在野地上生长，藉此赶走那些想靠哲学牟利的假哲学家。这多少是愤激之言，哲学家毕竟也要吃饭，但基本意思是对的，就是哲学对于决心以之为终身志业的人有很高的要求，不容存名利之想。
借用耶稣的话说，通向哲学的门是“窄门”，只有不畏寂寞、贫困一在今天还要加上失业一一的人才能够进入。从这个角度看，哲学系考生少未必是坏事，因为其中真爱哲学的人的比例也许就提高了。
不过，这仅是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看，考生少意味着缺乏竞争，录取分数较低，又可能导致素质较差者进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缩减哲学系的数量和招生名额。事实上，本来就不必每所大学都办哲学系。应该让有志于哲学的考生感到，不管哲学如何是冷门，考上哲学系就是优秀，就是光荣。
上面说的是哲学系考生少本身不足虑，接下来我要说一说这个现象反映出来的足虚的一面。一个国家不需要有许多以哲学为专业的人，这绝不等于说一个国家不需要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哲学代表了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所站立的高度，决定了它能否作为一个优秀民族在世界上发挥作用。
真正令人忧虑的是我们民族今天所表现出来的严重世俗化倾向，对于物质财富的热中和对于精神价值的轻蔑。如果青少年中智商较高的人都一窝蜂奔实用性专业而去了我们就很难再指望哲学人文科学会出现繁荣的局面。其实，即如经济、法律等似乎偏于实用的学科，从业者若没有哲学的功底，也是绝不会有大出息的，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轻视哲学无疑是目光短浅之举。一个世纪前，张之洞为清朝廷拟定大学章程，视哲学为无用之学科，在大学课程中予以削除，青年王国维即撰文指出：“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这正是哲学的“无用之用”。
王国维的话在当时是空谷足音，在今天仍发人深省。写到这里，我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在责问我：我们现在学校里所教授的哲学能够给人以“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吗？这就触及哲学系考生少的另一个原因了。
在我们的学校里，中学生和非哲学专业的大学生是从政治课上获得对于哲学的概念的，这样的哲学不能使他们享受思考的快乐，反而使他们感到枯燥。因此，为了澄清对哲学的普遍误解，让人们感受到哲学的魅力，就有必要改革我们的哲学课程，第一步是把它从政治课中分离出来，恢复它作为爱智慧的本来面貌和作为最高问题之思考的独立地位。
哲学课可以是最令人生厌的，也可以是最引人人胜的，就看谁来上这门课了。谁来上是重要的。与别的课以传授知识为主不同，在暂学课上，传授知识只居于次要地位，首要目标是点燃对智慧的爱，引导学生思考世界和人生的重大问题。
要达到这个目标，哲学教师自己就必须是一个有着活泼心智的爱智者。他能在课堂上产生一个磁场，把思想的乐趣传递给学生。他是一个证人，学生看见他便相信了哲学绝非种枯燥的东西。这样一个教师当然不会拿着别人编的现成教材来给学生上课，他必须自己编教材，在其中贯穿着他的独特眼光和独立思考。
傅佩荣先生的《哲学与人生》就是这样的一本教材。他开设的这门课程在台湾大学受到热烈欢迎，被学生评为“最佳通识课程”，我读了以后觉得是名实相符的。傅先生对于哲学真有心得，而且善于作简洁清晰的表达。比如在讲解哲学是“爱智”时，他把“爱智”定义为“保持好奇的天性，探询一切事物的真相”的生活态度，把“智慧”概括为“完整”和“根本”两个特征，又将“爱智”的“爱”解释为温和而理性的“友爱”，而与狂热的“情爱”浮泛的“博爱”相区别，令人感到既准确又颇具新意。 我还欣赏傅先生眼界和心胸的开阔，没有门户之见，在他的课程中做到了两个打通。一是打通各个精神领域，讲哲学而不局限于哲学学科，分别列出专章论述神话、艺术、宗教、教育对于人生哲学的特殊贡献，把人生问题置于文化的大视野中来考察。二是打通中西哲学，西方的重点放在苏格拉底和存在主义，中国则着重阐述了儒道二家哲学的内在理路及其价值，博采众家之长，在建构现代人生哲学时对一切思想资源保持开放的心态。
人们是否赞同本书中的某些具体观点，这丝毫不重要。一个优秀哲学教师的本事不在于让学生接受他的见解，而在于让学生受到他的熏陶，思想始终处于活跃的状态。
我对哲学的最低和最高要求是把学生领进哲学之门，使他们约略领悟到哲学的爱智魅力，但这岂是件容易的事！多少哲学教学的结果是南辕北辙，使学生听见哲学一词就头痛，看见贴着哲学标签的门就扭头，其实那些门哪里是通往哲学的呢。因此，在向读者推荐本书的同时，我期待我们通识课程的改革，从而出现一批真正能把学生领进哲学之门的哲学教师和哲学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