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子昂复归风骨的倡议和初唐四杰创作实践的推动下，唐初的诗歌风格开始由南朝的绮靡纤丽和初唐绮错婉媚的“上官体”悄然转变，转向刚健与浑厚。杜审言、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等人完成对律诗体式的定型，再加上这一时期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中国古代诗歌迎来了艺术上的巅峰时期——盛唐。
在初唐和盛唐转变的过程中，有两位诗人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在此标而出之——张说与张九龄。他们就是政治宰辅，又是一代文宗，他们的创作自然更容易受到世人的关注与模仿。张说（667——730），字道济，一字说之，封燕国公。他的文章与苏頲并称为“燕许大手笔”。胡震亨谓其诗歌“律体变沈、宋典整前则，开高、岑清矫后规”（《唐音癸签》卷五），指出了他诗歌上的重要作用。代表作有《巡边在河北作》、《蜀道后期》等。张九龄（678——740），字子寿，韶州曲江人。其诗清淡隽永，重视抒发性情，代表作《感遇》十二首，上承陈子昂的《感遇》，下启李白的《古风》。胡应麟谓：“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诗薮·内编》卷二）指出了张九龄对于后进诗人之影响。
唐诗经过近百年的变革与发展，再加上以诗赋取士，为下层有才学的寒士打开了上进的通道以及二张作为宰辅所形成的文人集团对宫廷诗人的颠覆、对诗歌的大力推动，至玄宗朝涌现出一批“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的优秀诗人，他们共同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宏的诗歌的黄金时代。
声律与风骨的兼备，标志着“盛唐气象”的形成。这个名词是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袁行霈先生认为所谓“盛唐气象”，着眼于盛唐诗歌给人的总体印象，诗歌的时代风格、时代精神：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创造的愉悦、崭新的体验；以及通过意象的运用、意境的呈现，性情和声色的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美感——这一切合起来就成为盛唐诗歌与其它时期的诗歌相区别的特色。并举盛唐诗人王湾《次北固山下》一例说明，当时的宰相张说称赞不已，将颈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殷璠《河岳英灵集》）这诗的中间两联正好可以用来形容那个时代：“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那三个形容词：平、阔、正，还有那高悬的风帆，从残夜中生成的海日，进入到旧年里的江春，都让人感受到盛唐时代的气息以及盛唐诗歌的风貌。再看以下这些盛唐诗人的歌唱：“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李白《庐山谣》）“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在这些诗句里洋溢着一股涵天盖地的雄浑之气，千载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壮。盛唐诗人并不是没有忧愁，李白就经常把愁字挂在嘴边，诸如“愁疾”、“愁颜”、“愁心”、“愁发”、“愁肠”，不一而足。但我们只要将李白和中唐的孟郊、李贺，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比一比，就可以感到李白愁得来有力、愁得来气派。正如他的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显示的是强者之愁，在愁中有一股浩然奇气。杜甫也写愁，那是一片忧国忧民的伟大之愁、健康之愁：“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这一时期的诗歌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诗人众多，名家云集，诗歌取得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全社会创作、欣赏诗歌的热情高涨。这一时期诗歌作者上至帝王公卿，下至贩夫走卒都参与进来，呈现出一种全民参与创作诗歌和欣赏诗歌的热潮，“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诗薮·外编》卷三）这是自《诗经》之后所不曾有过的盛况。欣赏方面，正是唐诗创作队伍的多样化，促进了诗歌的世俗化和通俗化，从而使得欣赏的门槛降低，拥有了空前广泛的读者群体。如岑参的诗“每一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可见他的诗当时流传之广，不徒雅俗共赏，还为各族人民所喜爱。名家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崔颢、李颀、王之涣等等，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一笔。就是诸多小众诗人，也为唐诗增色不少，孤木不成林，独月难辉映，正是众多的各色诗人一起，才杂众色而为一体，集群芳而成花苑。
二是诗歌风格的多样繁富。鲜明独特的创作风格是创作成熟的标志，盛唐“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高棅《唐诗品汇》总序）可以说不但至唐诗体皆备，就是诗歌风格也是自盛唐就以皆备，后人再难出盛唐范畴之外。
三是诗歌体裁方面，古今体都有长足的发展。初唐之时，多注重五古七律，前者如陈子昂，后者如沈宋。盛唐时，各体都有名家名篇留世。五古有李白《古风》，七言古体诗有李白《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其次有高适沿用乐府旧题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杜甫即事命篇的新乐府“三吏”、“三别”更是享誉诗坛。律诗方面王维孟浩然的五律，李颀王维崔颢的七律，王维裴迪的五绝，李白王昌龄王之涣等人的七绝均是众多诗人之中的佼佼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杜甫，对于近体诗的创作在对仗、倒装、平仄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创新尝试，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四是题材包罗万象，流派纷呈。社会生活、自然风光无一不囊括于其中，此处不一一列举。流派具体而言有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派，还包括储光羲、常建等人；有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还包括王翰、李颀、王昌龄等人。反映时事方面，则有写了“三吏”、“三别”，诗歌被称为诗史的杜甫。
五是盛唐诗人的风采千百年来让士人为之倾倒，唐诗更是诗歌发展的顶峰，自然而然成为后人模拟效法的最高典范，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诗人之中首推李杜，李白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中所表现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与自然合为冥一的潇洒风神，曾经吸引过无数士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那种个体人格意识受到正统思想压抑的文化传统中，李白狂放不受约束的纯真的个性风采，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他诗歌的豪放飘逸的风格、变化莫测的想象、清水芙蓉的美，对后来的诗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苏轼、陆游等大家，都曾受到他的影响。
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韩愈、孟郊、李贺则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炼字的影响；炼字在晚唐更发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隐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组织严密而跳跃性极大的技法。他们都学杜甫的一枝一节，而开拓出新的诗派。宋代有江西诗派，尊杜甫为宗。宋以后，杜甫的地位更高，他在诗史上的影响，历千年而不衰。
杜甫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的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式上，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北宋爱国将领李纲在《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中说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兵败被俘，有《集杜诗》二百首，《序》说：“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明人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说法，姑且不论明人当时这种提法是否值得商榷，他们看到了盛唐诗歌迥然超出其他时代诗歌远矣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