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孩子有着这样的经历（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经历过，但我身边有些人完全没有经历过，我觉得他们很幸运）——比如你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却被家长认为是错的，而且家长认为你错的理由无法说服你，于是你们开始争论，你觉得自己据理力争但依然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这个时候家长来了一句“不许顶嘴！这个家里谁说了算？你有没有家教！”或者“哼！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等着瞧吧！”

这个时候，我总是会立马闭上嘴，但心里还是不服气的。闭上嘴的原因，无非是知道了自己说再多话家长也不会改变想法；而心里在不服气之余，其实还有几分恐慌——“不听老人言”，要是真的吃亏了怎么办呢？从而开始质疑自己的想法，可是又怎样也无法用家长刚才说的话来验证自己的想法是错的。

记得在我印象深刻的一次争吵里，我无论怎样也无法说服母亲，只能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谁规定的我就不能违背你，你要是错了呢！”母亲则轻飘飘说了句：“我们家的家教就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再委屈也不能违背大人，这是礼数。你要是不想遵守就换个别的家啊。”我把脸埋在手心里哭泣，感觉浑身好像一点力气也没有。什么是绝望？我想那一刻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无法逃离，却又无力改变。

理智告诉我，这种“礼数”是错的，但是情感上我又不能否认它，因为若我反对它，就是反对孝道，可我也并没有这层意思。

然后，在我抱着这种怀疑很久之后的一天，我居然意外地在《乡土中国》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费孝通先生将父母对孩子的这种权力称为“教化权力”，教化权力不同于社会冲突中的横暴权力，目的是为了孩子好；也不同于社会契约中的同意权力，并不建立在孩子的自由意志上，而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很明显，父母之所以和我们发生争执，是他们在以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式“对我们好”，但是“孩子不能违背大人”这个不成文规定就已经体现出其强制性了。

而我们都知道，一个事物（现象）必然是在产生之时获得了历史合理性才产生，“孩子不能违背大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作为一个在历史长河中存在了这么久的现象一定也是有且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保持着其合理性的。那是因为，在稳定的乡土社会中，时间流过、朝代更迭，可基层百姓的生活都只是守着那一块地过活，每一个子辈都在完全沿着父辈的老路走，长辈可以预知后辈遇到的所有问题，因此，在乡土社会里，长幼间的地位差别是绝对的，教化权力也是不允许被教化者进行任何反对的——反对？没关系，“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时间会告诉你，你是错的。

然而，在变动剧烈的现代社会，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费孝通先生写到“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年人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而如今的孩子已经获得了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子辈长到一定岁数获得的信息量可能已经比自己父母那么多年获得的信息量还要多了，父辈不得不承认，教育不再是单向的了，“文化反哺”越来越常见，父母不再是孩子的权威，反而可能是父辈因为思维固化而不能接受新事物从而落后于时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反对教化权力本身。今天，家庭依然是基本生育单位，父母的孩子的教育依然是孩子社会化的必经之路，在很多事情上，父辈的经验对子辈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只是，教化权力不再占绝对地位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也不绝对会应验了。子辈和父辈的生活方式可能天差地别，父辈的许多经验可能在子辈的时代已经不适用了，可囿于教化权力的父辈不能从心底接受子辈“不听自己的话”，于是，纷争在此产生。

身为一个为教化权力所限制的子辈，我希望每个和自己的子辈有类似冲突的父辈都能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孩子说的话，用道理去说服，而非单单用权力去压制。

同时，我也希望每一个和我有过类似困惑的子辈都能带着自信，不要担心会背上“违逆父母”的罪名，不要恐惧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认真思考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得出一个哪怕可能违逆父母但自己无愧于心的观点，就好了。

最后，我还希望，若是哪天我可以成为一个长辈，我能和我已经具备了完全行为能力的孩子以理相对，而非以礼相对。我希望我不会用“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来强制他，而是告诉他“自己去想，自己去做，因为你的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