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84年秋天，一切都变了。业务衰退了……我们急切地需要一种不同的存储器战略，来止住“伤口的大出血”。
我们不断地开会、争论，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有人建议采用“力争”策略：“我们建一个巨型工厂，专门生产存储器，把日本企业打败。”还有些人认为，应该采取前卫技术，运用才智，在技术方面而不是生产方面“力争”，拿出点日本企业拿不出来的东西。还有人仍然坚持生产特殊用途存储器。而事实上，在存储器成为全球统一的产品之后，生产特殊存储器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争论越是继续，我们的经济损失就越大。这是形势严峻、令人大失所望的一年。我们奋发工作，却不知事态会不会好转。我们迷失了方向，在死亡的幽谷中徘徊。
我还记得1985年的一天，那时我们已经在漫无目的的徘徊中度过了一年。这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意气消沉地与英特尔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戈登·摩尔谈论我们的困境。我朝窗外望去，远处，大美利坚游乐园的“费里斯摩天轮”正在旋转。我回过头问戈登：“如果我们下了台，另选一名新总裁，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戈登犹豫了一下，答道：“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说：“你我为什么不走出这扇门，然后回来自己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