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3日  星期一

      晚睡的我和老公躺在床上翘着二郎腿讨论明天吃什么。他是钵钵鸡的拥护者，而我实在是太想吃冒菜了，于是两个人口水直流地争执不下，企图一统明天的午餐餐桌。“冒菜太油了，感觉钵钵鸡要清淡一点。等下，房子是不是在摇？老婆，地震了！”我的大脑还停留在老公讨论的钵钵鸡上，但心跳却在“房子在摇”这句话上漏跳了一拍，身体也随之僵硬了起来，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化妆台上的瓶瓶罐罐相互碰撞发出了声音，卧室的吊灯也开始剧烈摇晃，我迅速从床上坐起来带着哭腔问老公：“怎么办，地震了？”老公刚要拉着我跑，房子的震动就停止了。我们俩的脸定格在了无比惊恐的表情上，在这个陡然平静的瞬间显得格外有喜感，一时之间两个人都有点窘。我打破了这种尴尬：“好吓人啊，我还以为要挂了呢。”老公笑笑说：“还好是小地震，不然以我们俩的反应速度应该是跑不掉的。”然后他顿了顿，无比疑惑地问我：“你连八级地震都经历过，这种地震应该是小场面啊。”我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毕竟刚才自己的反应确实过激了，只好打个哈哈岔开了这个话题。

      打开微信，朋友圈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地震刷屏，大家或者调侃或者恐慌地记述着自己的感受。尤其是有个区的朋友，他们家那边还有地震预警。地震倒是没有把他震醒，大喇叭播报地震波还有几秒达到的声音倒是把他惊醒了。睡得迷迷糊糊的他以为新冠病毒终于占领了整个成都。我和老公完全忘记了刚才的惊慌，边看朋友圈边哈哈大笑。这时我收到了大学上铺室友的信息：“刚才看到消息说成都又地震了，你没事吧。”我想也没想地回复说：”当然没事了，简直生龙活虎。”没过一会儿就收到了这条内容：“没事就好。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在上铺捶腿你吓得跳起来的样子，很担心你。”

        她不是唯一一个发信息关心我的朋友，基本上每一个知道我居住在成都的朋友都向我表示了亲切的慰问。所有的信息我都以嘻嘻哈哈调侃的姿态回复了，大家也都相信这次的地震确实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伤害。我自己也这么相信了，刻意不去回想地震发生时身体无法做出任何反应时的僵硬感和无力感。无论遇到什么级别的地震，无论经历过多少次地震，这种感觉都挥之不去。

      没有人知道好多好多年前的那场灾难带给我的影响，连我自己都无法预估。我虽然幸免遇难，却注定梦魇相伴。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这份惊慌呢。

                2008年5月6日  星期二

      高考前的最后一次诊断成绩出来了，我的总分是586，文科班的年级第一。谢天谢地，平常总是吊车尾的地理终于上了75分，看来这段时间的复习还是到位了的。在错题本上把出错的地方再标注一下，地理成绩应该又会提升不少吧。我暗自窃喜，阴霾了好久的心情终于透出了一丝丝的晴朗。任课老师轮流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聊天，包括平时一看到我的考试成绩就皱眉头的地理老师薛老师。聊天内容无非都是恭喜加鼓励，老师们都说照着这样的状态再准备一个月，高考的分数只高不低，我想考四川外国语大学并且成为一名翻译的愿望一定可以实现的。

      平心而论，这个分数放到本市的重点高中应该是激不起任何波澜的。可是我的高中是全市出了名的烂学校-学生打架，早恋，甚至还有坐牢的，有学生考上重点大学已经是12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理解老师的开心和企盼。经过这次测试，我可以成全的不光是自己，父母，还有这些教授我知识的老师-他们的教学毫不逊色，但由于这所学校的名声和升学率，他们一直在本市的教育圈子里处于极其尴尬的位置。

      一个月以后的高考我一定可以大放光彩，憧憬了许久的大学突然之间好像没有那么遥不可及了，我会在那里留下属于我的精彩记忆。

                  2008年5月10日 星期六

      下午学校组织了高考誓师大会，我作为学生代表进行了发言。全年级的学生都在讲台下面，每一张洋溢着青春的脸上表情不一，有迷茫有疲惫有淡然。但这些都和我无关。我要做的，就是站在众人面前大声告诉每一个人我对未来的期望和计划，无论有多难，我都要“披荆斩棘走到梦想的那一端”。

      发完言后，校长、教导主任和我的任课老师都面露欣慰的表情，其他同学惊叹了一声，然后鼓起了掌。马上18岁的我，在这样的誓师大会上让所有人听到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抱负。每一个看书做题到凌晨2点的时光，突然都不再苦闷和难过。每一位高三学子都经历过类似的辛苦，但我要让自己的辛苦开出鲜花，就好像最近一直在听的“最初的梦想”里唱的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

      四川外国语大学，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我迫不及待的，想要早一点与你相逢在梦想的路上。

                2008年5月12日 星期一

      进入5月开始就没有课了，所有的课都是自习课，学生刷题老师负责问题答疑。地理依旧是文综中最令我头疼的科目，尽管已经小有进展我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打算主攻这门学科。今天做的第一道题是和地震有关的，我完全没有头绪，只有去办公室找薛老师求助。结果薛老师拿过题看了一眼跟我说四川地震的次数很少，这种题也基本上没有考过，没有必要特别去做这种题。我点点头，然后用红色的笔在那道题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叉。谁曾想，这个红色的叉叉好似一道谶语，预示着血腥的未来。只是当时的我未曾参透，没有办法提醒周围的人一场灾难正在来临的路上。几个小时后，天地都会为之变色。

      整个上午都和曾经过去的无数个上午一样稀松平常，无非就是做题、问题和讨论。随后就是午饭和午休。

      午休结束后，隔壁班有个同学过来给我送了一大袋殷红的樱桃，我坐在位置上一边往嘴里塞樱桃，一边打开练习题，想着等下2点半的历史课有什么问题要问段老师。

      正当我翻动练习册的时候，教学楼突然上下晃动了一下。教室里骤然出现了诡异的安静，有个男生开玩笑似得吼了一句：“搞啥子，高三了还打架吗？”原本不是太好笑的话在这时却有着致命的幽默感，全班同学都附和着发出了清脆的笑声。在笑声达到顶峰的时候，教学楼开始疯狂地左右晃动。大家的笑声碎裂开来，变成了刺耳的尖叫。我曾经在游乐场坐过极其疯狂的过山车，却没有哪一次的晃动能比得上这一次。桌子上的书全部掉到了地上，包括那一袋新鲜的樱桃，好多的声音在我耳边大叫“地震了，地震了，快跑“，可是我挪不动脚。我一直看着那一颗颗鲜红的樱桃，它们像断了线的玛瑙一样散落一地，我想弯腰把它们都捡起来。教室后排的桌子随着猛烈的晃动一排排地倒了下去，我看着那些桌子，又想把它们全部扶起来。樱桃还是桌子，到底应该先完成哪件事情呢？我还没有来得及在脑海中理清完成这些事情的顺序，旁边一位几乎和我没有什么交集的女生牵着我的手就向外跑，她好像说了句”你在干啥子“，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我也不知道。

      踉踉跄跄地跑到了教室门口，我们就只能在地上匍匐前行了-整栋楼晃动得如此厉害，根本没有办法跑出去。班主任老师脸色铁青的从办公室爬出来，对着所有学生大吼“趴下，趴下，不要动”。同学们到底有没有惊恐地大叫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从好不容易爬出教室开始，整个世界貌似都静默了下来。我看着头顶那盏每晚都亮着陪伴我们的走廊灯想：会不会我今天就死在这里呢？旁边的好多同学都相互依偎着，每个人都脸色惨白，我是不是和他们一样？我是不是也在惊恐地尖叫？有个小灵通掉到了地上，没有人注意到，如果今天我就死在了这栋楼里，会不会有人知道？刚过去的誓师大会，近在咫尺的高考，突然都和我们这些在地震面前手足无措的人没有半点关系了。我们只想活下来。快停下来！快停下来！求求你，快停下来。在每一次的晃动中，那些看不见的角落都有无数的沙砾、泥土、钉子倾盆而下，这栋楼仿佛一位瞬间变老的人，他单薄的脊背肯定在某一瞬间就再也没有办法承担起我们这些手足无措的人了。

      不知道晃动了多久，地震终于停了下来。班主任老师走出办公室让大家都跟着他。据说楼房中最易垮塌的就是楼梯，据说大的地震结束后还有密密麻麻的余震，我们听得头皮发麻，牵着手缓慢又急切地走下楼。地震如同不知何时会现身地女鬼般如影随形，我们想迅速地摆脱她，又担心仓皇的步履让她看出端倪，只好假装镇定地放慢速度。等走到宽阔的操场上，看到聚集在一起的学生和附近居民-有些身上有血，有些只裹了被子，才发现自己手心都是汗，全身都在不争气地打抖。拿出自己的小灵通给爸妈打电话，不是忙音，不是占线，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电话拨出去。整个操场是暂时安全的诺亚方舟，方舟之外谁也不知道世界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

      我终于放声大哭。

              2008年5月13日  星期二

      冷。渴。饿。嘈杂。全身都疼。不知道是这些混合的不适让我醒来，还是醒来的时候才感受到这些混合的不适。

      睁开眼最先看到的是我爸妈布满血丝的眼睛。我妈从包里拿出一包夹心饼干让我吃掉。已经一整天没有刷牙和洗脸了，但这些已经变得无足轻重。饼干真的很干，我吃得很慢，却还是觉得难以下咽。我妈抱歉地看着我，一直给我说：“慢慢吃，没有水容易噎着。“我突然想抱着我妈，像昨天一样大哭一场。

      从在操场上给我爸妈打电话却打不通开始，无数个负面的画面就不断地涌入我的脑海。我家是十几年前的单位集资建房，房子又老又丑，楼顶还有好几个绿色的大水箱，尽管我不知道这次的地震有多严重，但这种房子估计没有办法幸存。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安然无恙？还是他们在楼房的废墟中等着我去救他们？如果他们惨遭不幸，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不久前吃进去的樱桃突然着浓烈的血腥味在我胃里翻江倒海，我想吐，但我必须回家找到我的家人。

      我回头看了一眼人头攒动的操场，和班主任老师讲了一声就朝回家的方向走了。班主任老师想把我留下来，却被我语无伦次的状态吓到，只有听天由命得让我走了。那条我每天骑车经过的道路，和平常貌似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除了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我的双脚机械地执行着前进的任务，我的眼睛茫然地看着前方的路，偶尔会瞥见路边有好几栋楼坍塌了，有人鲜红地挂在裂口处，判断不出是否还活着。我的大脑完全不敢把那抹颜色和我的爸妈联系在一起。我只能奔跑，同时不着调地唱着一些奇奇怪怪的歌曲。在路途当中随时都觉得世界在晃动，不知道是真的有余震，还是我自己的错觉。

      不知道这样走了多久，我终于到了那个熟悉的拐角。走过拐角，就是我家了。那个拐角，突然和命运连接在了一起。水箱到底在不在？水箱到底在不在？水箱到底在不在？

      在。

      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我朝绿色水箱的方向奔去，发现我妈背了一个大包，搬了个板凳坐在小区门口冲我招手。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我冲过去抱着我妈放声大哭，她温柔地拍着我的背说：“没事了，没事了，你爸去学校接你了，应该等会儿就能回来了。”小我六岁的表弟在一边看小说，一脸鄙视地瞪了我一眼，“有啥好哭的，不过是地震而已。”我反瞪了我表弟一眼，不再挂在我妈身上，也终于停止了哭泣。平静一点后，我开始取笑我妈背着的大包，我妈告诉我她以前在云南工作的时候经常经历地震，所以对于怎么应对这种自然灾害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这个包里不光装上了我家的各种证件和现金，还有很多方便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考虑到可能没有地方落脚，我妈甚至把家里的凳子也搬了几个下楼。

      多亏了这些凳子，地震当天晚上下的那场大雨淋湿了我的鞋子，我和表弟蹲在凳子上，躲在用几个竹竿和一块编织布临时搭起来的雨棚下，半梦半醒地度过了这无比漫长又艰辛的一夜。

                2008年5月14日  星期三

      家旁边有个修车厂，地震之后所有的员工都不见了。我们一家和小区里的其他人就把那个巨大的修车棚当成了临时落脚的地方。这个全是脏水和油腻，之前来还担心弄脏自己鞋子和衣服的地方，突然变得比家还要可靠和温暖了。我爸妈甚至到处找了一些砖块，搭了一个小床，让累了的人至少有个可以躺下来休息的地方。作为社区负责人的大舅，在连续工作了2天之后，躺在这又硬又脏的“床”上，不到一分钟就发出了鼾声。睡了不到十五分钟，就有人因为突发情况来找他。大舅直挺挺地坐起来，眼睛通红，眼神甚至还是呆滞的，身体却已经做出准备出发的姿势。

      “你就不能不管这些破事了吗？这么大的地震你非要去送死是不是？”大舅妈已经两天没有看到大舅了，这段时间我们都明白了什么才叫真正的坐立不安。

      “旁边社区的房子垮了，我们要去帮忙把人弄出来。能救一个是一个吧。”大舅的语气和平常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没有多说一个字，就转身跟着来找他的人走了。我们一家人看着大舅走远的身影，都没有说话。谁知道这一次见面会不会是永别呢？这是浮现在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但我根本不敢多想，生怕这无心的想法会成真。大舅妈不像平常那样咄咄逼人，在一旁默默地擦眼泪。我们除了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其他的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确实什么都做不了，除了收听收音机中和地震有关的报道。死亡人数，失踪人数，受伤人数，国家领导人前往灾区，世界各国的救助，社会团体自发援助灾区……铺天盖地的数字和文字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灰色的网，将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密不透风地笼罩了起来。我困在这张网里，遗忘了过去自己努力的样子，更憧憬不了未来大学生活的美好。

      每天都有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来这里喷洒消毒液。我急不可耐地询问他们外面的情景，可是他们只是摇摇头就走了，不愿意多说一句话。也许外面的生活过于惨白吧。地震中遇难者的遗体也许就摆在路边，这些被灾难选中的不幸的人在一块块白布下和自己深爱的家人和世界不甘心地做着道别。成百上千的孤魂，平添了这座断水断电的城市的无尽凄冷。

      除了试图和穿白色防护服的人搭讪，我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早上醒来的时候站在修车厂门口数军车的数量。我们栖身的修车棚旁边有条路是去往汶川的必经之路。因为地震引起的泥石流和滑坡把山路全部堵住了，那些救援的军车无法前行只能原地待命。它们浩浩荡荡绵延不绝，我从来没有数清楚过，但那段蜿蜒的绿色却始终萦绕在我的眼前，成为这座荒凉城市中最耀眼的色彩。车上的人静默无声，整装待发。我却无比希望，这些年轻又可敬的人不需要来到这里，更不需要奔往那险恶之地。

      偶尔有机会和来自外面的人交流。有天我和我妈睡不着觉，在黑暗中一起背靠着背坐着发呆。这时有车灯在修车厂门口亮起，随后传来按喇叭的声音。我和我妈朝着光亮走去，看到一辆面包车，车上下来了两三个年轻人。他们应该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普通话不是特别标准，但大致意思应该是知道四川遭受了特大地震，自发过来进行援救。在我和其中几个人进行交谈的时候，另外一些人从车上搬了很多提矿泉水和一大堆的压缩饼干下来。我妈不停地说着感谢，并让我去叫小区其他人过来一起拿东西。他们走之前，有个姐姐抱了抱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坚强一点。

      我感激于这个陌生姐姐给予我的力量，但也难以消化自己在这场灾难中看到的人性黑暗。路边经常光顾的便利店里面有个笑容可掬的老板，平常我们都喜欢和他聊天开玩笑。地震发生的那天下午，我们想去他的店里屯点水和食物。他和往常一样笑容可掬，然后在门口的小黑板上写上“矿泉水，50块一瓶。饼干，45块一袋。“大家纷纷表示抗议的时候，他的表情转为凶蛮和不耐烦，恶狠狠地说：”不买就爬出去。“

      我爸妈每天轮流把装着家里各种证件和现金的大包揽在怀里，丝毫不敢让这些贵重的东西离开自己的视线。没办法，修车棚里几乎每天都有人丢东西，从小灵通到现金，从食物和水到板凳-因为城市断电，大家会用木头生火煮东西吃。每天充斥于耳的除了黯淡无光的新闻报道和四五十岁中年男人的吹牛皮，就是为了形形色色事情扯皮的抱怨和争吵。往日在我心里和蔼可亲古道热肠品行端正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在一夜之间为了多领一些水和食品而出言不逊斤斤计较满口谎言。我是这场八级地震的幸存者，却逃不掉被这些恶俗事情埋葬的命运。

      要是能回到学校就好了，至少我还可以将书本堆成战壕，躲开那些突然陌生的人和事，迎向命运的炮火，为自己的未来争斗一次。一场地震将一切琐碎的日常都变成了奢求，比如刷牙，比如洗澡，比如看电视，比如上学和考试。

      高考临近，我却只能每天在这个修车棚下惶惶不可终日。所谓的未来，突然与我毫无关系。

                2008年5月19日  星期一

      我穿着短裤和背心，抱着刚从教务处领来的被子，准备回寝室睡觉。终于能够睡在真正的床上，而不是用砖块搭成的床上了。这个现实让我的脚步都欢快了不少，我甚至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在橙色路灯下跳跃着。但古语有云乐极生悲，我很快就领受了古人的智慧。

      寝室楼外围了一圈黄色警戒线，在路灯的映衬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老师和学生抱着和我花色一样的被子，在警戒线外围议论纷纷。我在人群中看到了教导主任，赶忙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今晚预测会有7级地震，大家不能回寝室睡觉。”“那我们要去哪里睡觉呢？真的不能回寝室睡觉吗？”教导老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估计觉得在这种攸关性命的大事前还想着睡觉是件很荒唐的事情吧。“你找几个班上的同学一起在操场上睡吧，今晚只能这样了。”说完这句话，教导主任又叮嘱了一下安全问题就走了，留下我杵在了原地。原来离开那个修车棚，并不代表我已经彻底离开了地震的威胁。它依旧如同盘踞在草丛中“嘶嘶”作响的毒蛇，冷不丁得就会窜出来给我致命一击。我只有叹口气认命，努力从几千名来来往往的同学中辨认自己熟悉的面孔。

      最终，我和其他七名同学相偎着在长着稀疏青草的足球场上一起度过了来到这所学校的第一晚。今天早上坐着大巴车和全市所有高三学生一起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喜出望外，脑海中出现的是与过去并无二致的井然有序的高三生活。谁能想到第一个夜晚就充满了“惊喜“，我连在床上酣畅熟睡的资格都没有。这个结果大概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吧，但大家都安静地躺在操场上，没有抱怨，没有诉苦。偌大的操场只有初夏草丛中各种蚊虫发出的鸣叫，以及微小的水珠在草叶上凝成露水的声响。

                2008年6月7日 星期六

      “早上9点，四川非延考区的高三考生们开始了语文场的考试，让我们预祝每一位学子考试顺利……”

      如果没有这场地震，我现在应该正在考场上充满自信地奋笔疾书吧。可事实是我困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学校里，等待着高考，等待着与终将来临的未来狭路相逢。我知道自己应该是振奋的坚强的无畏的乐观的，但是我做不到。离开修车棚来到这所学校备考后，大脑里那个负责充沛情感的按钮仿佛被谁按了“关闭”，我游离于自己所处的现实之外，安安静静地见证而非参与周遭的一切。

      我们复课的教室在6楼，重点高中的学生在1楼和2楼。老师安慰我们说“大地震跑不掉，小地震不用跑，现在就是考验心理素质的时候”。话虽这么说，大多数同学依旧把半瓶矿泉水倒着放以求安心。我没有这么做。生死有命，不是吗？我和我的家人幸运到毫发无损，我的很多同学和老师却经历了生死别离。距我的高中不到500米的一所小学，除了几个上体育课的班级在地震中幸免于难，其他的孩子全部丧生。我同桌的小表弟葬身在破碎的瓦砾之下，他们一家人徒手在大雨中挖出了这个孩子小小的身体。我最好的朋友地震那天早上因为没有吃到自己最想吃的抄手和她的妈妈大吵了一架。差不多7个小时之后，她的妈妈就再也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她留给自己妈妈的最后一个回忆，就是她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去。教地理的薛老师失去了四位亲人：他的爸爸，妈妈，舅舅和侄儿。”房子摇的太凶了，他们是被甩下楼摔死的。“我听着这些遭遇，安安静静，不敢去想象那些遇难者生命前的最后一刻，也不敢想象那些家属的悲痛欲绝。我的眼睛干干的，流不出一滴眼泪。

      我安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安静。早已放弃考试的同学在后排随时关注着那倒着放的半瓶矿泉水：“唉呀，又摇了，又摇了……停了，停了，好吓人。”通常“摇了”和“停了”这两个感叹内容中间不会超过5秒，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也就逐渐习惯了他们一惊一乍的状态。若不是又有强烈的余震发生，我们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和其他高三学生没有任何不同。

      说来也巧，那天又是地理课，薛老师-尽管他在地震当中失去了四位亲人，却坚持陪伴我们走完这段不同寻常的高考之路-正在讲台上给同学们梳理知识点。讲到世界温度带的时候，后排的同学开始骚动“摇了，摇了，又地震了。”大家虽然都感受到了桌椅的摇动，但没有人动，以为这和之前的无数次余震没有任何区别。直到桌椅上的书再次倒在地上，所有的同学都开始叫“地震了，地震了，快跑。”可是薛老师没有动，他扫视了我们一眼，甚至连语调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不用跑，跑也没有用，反正我们在6楼，一层一层疏散我们也是最后了。大家还是坐着吧。”同学们对薛老师的话置若罔闻，有的尖叫着跑出了教室，有的慌忙躲在桌子下面。我在干什么呢？我在看着薛老师。他安静地站在讲台上，没有阻止任何一名惊慌乱跑的学生。时间仿若静止了，他就在那里，带着一抹扭曲又悲凉的微笑注视着这片混乱，好像根本没有身处在这片空间当中。我知道，他再也不是那个薛老师了。

      何止薛老师，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是自己了。

                  2008年7月1日 星期二

      距离这场迟来的高考，还有两天。

      终于只有两天了，再多哪怕一个小时，不，再多哪怕一秒，我都会崩溃的。这多出的20多天时间，与其说是在为高考继续奋战，不如说是在与地震斗智斗勇。

      每一天都想睡觉，可是从来都没有安心地睡着过。即使在梦中，自己都是清醒的-要么带着浪费复习时间的内疚，要么担心地震的突然来临，一点点响动都可以惊醒我。这个地震赋予我的特殊生存技能让我无论在白天还是深夜，都能迅速察觉到危险的来临，然后和众人一起逃出寝室楼。发生地震的当天，我们基本上是不可能回寝室就寝的。下雨天我们几千个人就睡在体育馆的地板上，有月亮的话则天作被地为床地睡在户外。狼狈，疲倦，仓皇，我不仅忘记了未来的高考，甚至忘记了自己还有未来，每一天都像是末日。

      每一天都像是末日。但真正的末日来临前，需要遵守的准则和道德规范却依然要遵守。老师继续教书育人，班干部自然也要分担老师的工作任务，比如地震发生时的疏散工作。当所有同学都疯狂涌向楼梯准备逃命的时候，教导主任对我说：“你去看一下里面的寝室还有没有人。”我不知道怎么拒绝，毕竟我是班长。我只能逆着逃跑的人群，一间一间地检查寝室，一遍一遍地喊同学的名字。我害怕到发抖，眼泪大滴大滴得往下砸，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理直气壮地告诉老师：我不想去，我怕死。班干部，似乎注定是勇敢的。

      好在，离高考，只有最后两天了。

                2020年5月12日 星期二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了十二年。

      有的时候，我会无意中给自己的学生讲起这件事，然后这些十岁左右的小朋友会一脸茫然的说：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震，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我才尴尬地发现了这个事实，然后转移了话题。那些改变我生活轨迹的事情，原来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十二年了，时间貌似治愈了一切。走在街上，总能看到一些拄着拐杖的残疾人，据说是在地震中失去了腿脚。他们大着嗓门和周围认识的人寒暄，笑得和四肢健全的人没有任何区别。那些摇摇欲坠的建筑物要么拆迁重建，要么就作为了纪念地点保留了下来。我的高中虽然没有垮塌，但也拆掉后在原址上重建了。逝者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2008年，这所城市的发展却永不停歇，人们的记忆也不会。

      我呢？我毫无悬念地没有考上自己想去的四川外国语大学，在一所从来没有听过名字的城市读完了大学。毕业后我去了自己喜欢的厦门，在那里待了两年，然后又回到了四川。虽然没能学习翻译，我利用空余时间考了翻译证，并最终成为了培训机构的英语老师。今年是我英语教学生涯的第七年，而且还会一直进行下去。那场夺去无数人生命的灾难，那几个月的担惊受怕我从来未曾忘记，甚至在内心里也从来未曾摆脱过对它的恐惧，但这并不影响我开启全新的生活。

      在这个时不时地震让人戒掉裸睡的城市里我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另一半，两个人会时不时一起回忆并调侃2008年的经历。那些长在黑暗角落的记忆，终于穿过裂缝迎接到了缕缕阳光。

      兜兜转转，我还是得到了自己梦想的生活。如果可以，我想回到2008年，抱抱那个在修车棚下心如死灰的自己：你要的未来，一定会来的，只是你需要多等等。

      只要活着，时间总会治愈一切吧，就像我和那场灾难的和解，最终不期而至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