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遍，谨防痴呆
Ⅰ从红旗漫卷的黎明到“大道、青天、白云”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并确立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即文学服务于其现实意义，中国文学要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事业做祭奠。座谈会影响了社会主义作家立场的最终确立，影响了作家命运与中国文学命运的基本发展路线。
1942年至1956年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向社会主义文学过渡的时期，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初创阶段。
1948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发表。丁玲被誉为“女鲁迅”，属左翼文学流派，1928年就曾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震惊当时文坛， 她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和胡也频、沈从文的三角关系更使其一生充满别致的韵味。
1948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出版，该书也在后来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所描写的阶级对立和社会斗争使这两本书被称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1947年7月中国文协成立，1953年7月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协。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毛泽东确立了文艺要与社会主义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53年9月，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为中国文联。自此，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成立。
1949年建国，何其芳作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他曾任鲁迅文学院文学主任，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著有诗集《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和散文集《画梦录》，以及诸多文艺论文集。
胡风（1902至1985）：湖北人，1925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读清华大学英文专业，不久辍学在湖北参加革命活动，曾任职于国民党宣传部门，1929年留学日本进庆应大学英文系，33年因在日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逐，回到上海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部长并结识鲁迅，后与冯雪峰深得鲁迅信任，37年后主编《七月》杂志，培养了众多文坛新秀，几乎成为中国左翼文学场的帮主，1949年新中国成立，胡风写下长诗《时间开始了》，胡风一生著有《密云期风习小记》、《文艺笔谈》，诗集《为祖国而歌》、《野花与箭》，杂文《棘原草》，以及诸多文艺批评论文集等。
路翎（1923至1994）：1940年《七月》发表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加入胡风的“七月派”。1942年，未满20岁的路翎创作了被邵荃麟评价为“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该作品于1944年发表。一九四五年在出版《财主底儿女们》。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于中国剧协，54年发表《洼地上的战役》，55年因受胡风案牵连，错划为反革命，中断写作20多年。路翎在1980年平反，后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审和中国作协理事。
宗璞（1928年至今）：冯友兰之女，1951年后在中国文联工作。她文革前的作品有：《红豆》、《后门》、《知音》、《不沉的湖》、《桃园女儿嫁窝谷》。文革后的作品有：散文集《丁香结》、《三生石》、《野葫芦引》系列、《弦上的梦》。《红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建国后的文学批判：1950年人民文学发表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反映了当时大量工农出生的革命干部抛弃农村妻子的社会背景，这篇毫不严厉的文章却惨遭批判，1951年6月10日陈涌的文章《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在《人民日报》发表，认为作者保持并渲染了旧观点，嘲笑劳动人民，文章认为这是性质严重的错误，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艺创作方面产生的不健康的思想苗头；随后的6月20日，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在文艺报发表《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章指出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充满了对工农出身女干部的玩弄，并指出作者已脱离政治，站在了敌对阶级的立场上；1951年8月17日《文艺报》刊登了丁玲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再次肯定了陈涌的观点，呼吁人们不能忽视这种倾向的危害性；鉴于立场原因，萧也牧的朋友康濯也站到了批评他的队伍中。最后由于形势所迫，萧也牧在《文艺报》发表了检讨书《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承认自己在创作上的“困惑”。当时同样遭批判的作品还有《武训传》，白刃的文章《战斗到天亮》，电影《关连长》，俞平伯（1900年至1990年。北大学生，师从黄侃）的《红楼梦研究》，碧野的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其中对赵丹的电影《武训传》颇为引人注目，毛泽东亲自修改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将社会主义文艺和批判看做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正是这些批判拉开了浩浩荡荡的文艺战线批判运动，也正是这种批判和整风最终变成阶级、政治立场的斗争，导致形成了后来的清右运动。
“越是摸不到的乌托邦，越是要用激烈的斗争来清晰并将它固定下来。”——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社会主义文学的清右运动序幕。
问题写作的赵树理（1906年至1970年）：1945年编辑《新大众报》，后任职于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曲艺协会，著有著名的《李板才有话说》、《小二黑结婚》等，文章大多数聚焦当下切实的现有问题，将社会和乡村日常生活与一个人切实面对的人生问题以喜闻乐见的方式结合起来，这种非概念化的写实后来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方向。55年，在中国文学经过一系列斗争之后，赵树理创作了《三里湾》，这一时期的文章显然已与革命文学要求产生一定差距，这根本上来源于他的在本真的生活之间的写实和社会当前概念的差距。虽然他本身的创作没有达到革命小说的高度，但这依然不妨碍他对中国文学产生强烈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山西等内陆地域后来的山药蛋派。1970年，赵树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1958年，王安忆的母亲茹志娟发表了《百合花》。
1954年，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出版。
1957年，吴强的《红日》首版，同年，梁斌《红旗谱》和曲波的《林海雪原》正式诞生。
1960年，《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出版续集《山乡巨变》。
同年，柳青的带有强烈乡村写实风格的《创业史》在《延河》发表，成为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阶段性的高峰；同样乡土气息浓郁的还有作家浩然于1964至66年出版的长达126万字的《艳阳天》。
1961年，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革命传奇《红岩》于12月首版，表现出人物英雄化、信仰绝对化、情节传奇化、暴力审美化的特点，小说将一个带着希望降临的新中国化身成黎明前诞生的孩子——监狱之花，以斗争的姿态回答了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绝望的历史疑虑。
由此，中国现代文学跨越了1956年至1966年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时代。“三红一创保林青山”是指《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红日》（吴强）、《红旗谱》（梁斌）、《创业史》（柳青）、《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青春之歌》（杨沫）、《山乡巨变》（周立波）。
1949年建国，何其芳作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胡风写下长诗《时间开始了》，那时情绪复杂、意味含蓄的诗歌将开始被“大道、青天、白云”的社会意识颂歌所取代，最早地暗示了五六十年代中国诗歌创作的方向。
郭沫若（1892年至1878年）：“见风使舵，如鱼得水”的诗人、文学家与戏剧家，在当时表明自己“我要以英雄的格调来写英雄的行为，我要充分地写出为高雅文士所不喜欢的粗暴的口号和标语，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一定是要做一个诗人”。50年代以来，郭沫若出版了《新华颂》、《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百花集》等十多部诗集。
臧克家（1905年至2004年）：风格鲜明的新时代集体主义诗人，推动了时代对超我诗歌表达的强烈需求。
郭小川（1919年至1976年）：他的诗中始终有一个独立抒情的共产革命的讴歌者。55年他发表《致青年公民》，1957年发表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1959年又发表叙事长篇《将军三部曲》、叙事诗《严厉的爱》以及抒情诗《望星空》，60年代他又发表了《林区三唱》、《西出阳关》、《昆仑行》、《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和《秋歌》等诗篇。
闻捷（1923年至1971年）：共和国早期重要抒情诗人之一，有歌剧剧本《翻天覆地的人》，组诗《吐鲁番情歌》、《天山牧歌》、《伊犁河谷的春天》，长诗《复仇的火焰》（三部曲），诗集《第一声春雷》、《祖国光辉的十月》、《生活的赞歌》。
公刘（1927年至2003年）：1954年出版第一部诗集《边地短歌》，后来在《人民文学》上陆续发表诗歌《西盟的早晨》（和他的《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相继发表）、《运杨柳的骆驼》等，作品描写战士们守卫边疆的战斗生活，表现了豪迈的革命形象以及对新时代生活的热爱。后来因他的《公正的狐狸》、《迟开的蔷薇》与政治氛围不协调被打成右派，文革后才恢复工作。
白桦（1930年至2019年）：战士诗人，1955年出版诗集《金沙江的怀念》，另有长篇叙事诗《鹰群》、《孔雀》。
50年代上半期，公刘、白桦这批活跃在西南边疆的军旅诗人被称为“西南边疆诗派”，还有梁上泉、周良沛、顾工、傅仇、高平、杨星火等。
贺敬之（1924年至今）：受马雅可夫斯基影响，一生创作大量的抒情诗歌，歌颂“大道、青天、白云”，是中国共产主义抒情的伟大庆典，作品宏大，情感汹涌，将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形象与山河风光在抒情中融通，晕染了时代中革命的感染力，给予了人民强大信心，写有《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年颂歌》、《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桂林山水》、《回延安》、《八一风暴》、《抒情短章》等，其剧作《白毛女》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
艾青（1910年至1996年）：他曾是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上重要的现实主义诗人，是郭沫若之后自由诗的第二座高峰，尽管他试图一再放开声音歌唱祖国、大地、母亲、战士，但他后来承认那大多都是肤浅的颂歌。1957年，他在《诗刊》第一期发表《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后来他被达成右派，直到文革之后朦胧诗潮时期，他和穆旦被作为归来的诗人群体的代表人物重返诗坛。
穆旦（1918年至1977年）：和艾青命运相仿，穆旦也曾在40年代是中国新诗派的代表人物，1957年《诗刊》第二期发表他的诗作《葬歌》，第二年，他被打成反革命，但他仍旧写作和翻译诗歌，他的译作有《波尔塔瓦》（普希金）、《云雀》（雪莱）、《唐璜》（拜伦）、《布莱克诗选》、《济慈诗选》、《文学概论》等，1977年，刚刚回归的他在春节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除上述外，56年至67年还有田间（1916年至1985年）、邵燕祥（1933年至2020年）和李瑛（1926年至2019年）以及独特的流沙河（1931年至2019年）等诗人。
1956至1976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的激进时期，表现为概念化、完全意识形态化和主题先行的高大全的特征。
Ⅱ十年文革后强烈渴望呼吸第一口空气的早期朦胧诗
白洋淀派和《今天》：
70年代中期，河北保定境内的白洋淀聚集着几位北京知青，他们开始朦胧诗的秘密写作。这群人中主要有芒克、根子、多多和北岛。1978年12月由北岛、芒克和黄锐等人主编的《今天》正式出版。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派代表人物有北岛、梁小斌、顾城、江河、舒婷、芒克、多多、王小妮、严力、万之、赵一凡、林莽、方含等人。
北岛无疑是中国当代诗人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朦胧诗的旗手和主帅，在《今天》创刊号《致读者》中，北岛写道：“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处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
这一代诗人对民族命运、个人责任有强烈的关注，北岛满怀激情地写道：这代人的诗“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面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
白洋淀派演变为今天派，标志着中国新诗正的酝酿的一场深刻的革命。
北岛（1949年至今）：中国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著有诗集《北岛诗选》、《零度以上的风景》，随笔《时间的玫瑰》。70年代末，北岛的名字就成为朦胧诗运动的象征，它的前期代表作有《回答》、《走向冬天》、《宣告》、《红帆船》、《结局或开始》、《雨夜》，“他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具有鲜明的怀疑和否定精神，以及的毫不妥协的超越的批判意识。”
“我只能选择天空/绝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的高大”（北岛《宣告》）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北岛《我不相信》）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被判决的声音。”（北岛《回答》）
“北岛的诗感情充沛，充满怀疑、否定、不屈的精神以及悲剧意识，有着一种内在的理性力量。也许北岛意识到他的诗承载着过重的历史焦虑，那种企望说出历史真相的压力，使得他总要扮演哲人和布道者的身份，因而他的诗也有摆脱表意焦虑之后的平静。在一系列的高昂格调之后，北岛的诗有一种沉静的情调出现，它们像如歌的行板，使他的诗又转向另一‘片情感的空地。’”
芒克的主要诗作有《十月的献诗》、《一年只有六十天》、《心事》、《阳光中的向日葵》、《一个死去的白天》。
“这是在蓝色的雪地上
这是在一片闪着光
犹如火焰般的雪地上
你终于触摸到了黎明
它那乱蓬蓬的头发
和它那冰凉的手
这是在蓝色的雪地上
这是在一片奔跑着
像狼群一样狂风的雪地上
你猛地发现
你所寻找的太阳
它那血肉模糊的头
已被拧断在风雪中”（芒克《这是在蓝色的雪地上》1983年）——朦胧诗在初期普遍把文革比喻成一片雪白的雪地，并讴歌具强烈象征意义的太阳，这首诗让人联想到崔健的《让我在雪地里撒个野》。
多多作有《陈述》、《手艺》、《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人疼痛》等。
“有一张犁让我疼痛
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
当春天像一匹马倒下，从一辆
空荡荡的收尸的车上
一个石头做的头
聚集着死亡的风暴
被风暴的铁头发刷着
在一顶帽子底下
有一片空白——死后的时间
已经摘下他的脸：
一把棕红的胡子伸向前去
聚集着北方闲置已久的威严
春天，才像铃那样咬着他的心
类似孩子的头沉到井底的声音
类似滚开的火上煮着一个孩子
他的痛苦——类似一个巨人
在放倒的木材上锯着
好像锯着自己的腿
一丝比忧伤纺线还要细弱的声音
穿过停工的锯木场穿过
锯木场寂寞的仓房
那是播种者走到田野尽头的寂寞
亚麻色的农妇
没有脸孔却挥着手
向着扶犁者向前弯去的背影
一个生锈的母亲没有记忆
却挥着手——好像石头
来自遥远的祖先……”（多多《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人疼痛》1983年）这首诗再次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声音。
梁小斌（1954年至今）：1972年开始诗歌创作，他的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被列为新时期朦胧诗代表诗作。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做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1979.12至1980.8）
成为被明确的表达：朦胧诗潮
舒婷和顾城在当时以清新真挚的风格获得欢迎。
1979年四月舒婷发表她的《致橡树》。
顾城（1956年至1993年）：1979年在《今天》发表诗作，作品有《黑眼睛》、《英儿》、《顾城诗全编》、《顾城的诗》等。
江河（1949年至今）：1980年5月在《上海文学》发表处女作《星星变奏曲》。著有诗集《从这里开始》、《太阳和它的反光》等，也是新时期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沉雄悲慨的政治抒情诗，如《纪念碑》、《祖国啊，祖国》等；另一类是现代史诗，以《太阳和他的反光》为代表，在宁静客观的叙述中诗人把神话人物及其行为都作为审美对象和自然的一部分，以此探寻中华民族的审美特质；最后一类是抒情小诗，例如《接触》《母亲和我》等。
杨炼风格类似江河你，他的《大雁塔》作为现代史诗曾传唱一时。他与顾城、北岛、舒婷和江河一起并称为“五大朦胧诗人”。
“谪仙”：“回归的诗人”群体
“归来的诗人”是指早年因胡风事件遭难的七月派诗人和文革时期被打成右派，历经磨难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又重新复出诗坛的诗人。其中包括牛汉、绿原、曾卓等七月派诗人；艾青、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昌耀等被打成右派的诗人；穆旦、郑敏、陈敬容、杜运燮等与当时革命浪潮不符淡出诗坛的九叶派诗人，以及受批判禁止公开发表的蔡其矫等人。
Ⅲ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
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横空出世，这一篇被誉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株报春的新笋，是新时期文学潮流当之无愧的发轫点”的小说不仅带来了伤痕与反思，也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时代呼声。继《班主任》之后刘心武连续发表《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爱情的位置》、《我爱每一片绿叶》和《如意》，这些作品已将反思文革、揭示四人帮带来的伤疤转向了人道主义。
这种初期反思更倾向于宣泄，单纯地把四人帮认定为历史的罪魁祸首，但这个闸门一旦开启就有更多激烈的言辞付诸实践，对文革反思最尖锐的作品陆续诞生，例如白桦的《苦恋》，刘克的《飞天》，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等。
1977年上演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1978年苏乐慈导演《于无声处》，这两部话剧可以说是伤痕文学的先声。
1978年，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伤痕文学这一名称就此诞生。
1979年，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问世。同年，从维熙的“大墙文学”出现，大墙文学即描写被关在监狱里的老干部在文革的铁窗生涯中仍然不减对革命和党的忠诚与热情并最后回归的革命者形象，比如他的《大红墙下的红玉兰》，这一时期他还有《杜鹃声声》、《第十个弹孔》、《雪落黄河静无声》。
在诸多伤痕文学作家中，张贤亮以它特有的丰富与生动风行一时，展示出一种伤痕的美感和单纯的痛苦。张贤亮（1936年至2014年），江苏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79年平反，80年任职《朔方》文学杂志辑，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绿化树》、《土牢情话》，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
王蒙（1934年至今）：中国伤痕文学主帅，“人民艺术家”，在伤痕中反思和质疑重新上任的老干部是否能够引导中国，发出了与当时主流声音不同的论述。那期间的作品有《悠悠寸草心》、《海的梦》、《蝴蝶》、《春之深》、《最宝贵的》、《夜的眼》。王蒙一生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这边风景（上下）》、《猴儿与少年》等，中短篇小说《小豆儿》、《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名医梁有志传奇》、《冬雨》、《说客盈门》、《相见时难》、《夜的眼》、《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妙仙庵剪影》、《加拿大的月亮》、《相见集》、《无言的树》、《冬天的话题》、《临街的窗》等。著有散文《德美两国纪行》、《桔黄色的梦》、《印度纪行》、《访日散记》、《我爱非洲》等。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孔捷生（1952年至今）和他的《在小河那边》、《大林莽》，以其所特有的阴沉的历史格调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戴厚英（1938年至1996年）：著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脑裂》等，中短篇小说集《锁链，是柔软的》、《落》，散文随笔集《戴厚英随笔》、《结庐在人境》，以及《性格·命运——我的故事》。1980年的《人啊，人》因对当时人性论的讨论而备受关注。
1979年，张洁发表《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1937年至2022年1月21日）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1978年7月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1979年11月发表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后来陆续创作了《我不是一个好孩子》、《祖母绿》、《沉重的翅膀》、《只有一个太阳》、《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无字》、《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四只等着喂食的狗》。2022年1月21日，张洁在美国因病逝世。
1981年，浙江作家张抗抗（1950年至今）发表《夏》，同样影响重大的还有《淡淡的晨雾》。仅在1980年就发表了《悠远的钟声》、《去远方》、《白罂粟》、《飞走了，鸽子》、《鸡蛋里的哲学》五个短篇。此外她还著有《分界线》、《爱的权利》、《隐形伴侣》、《永不忏悔》、《赤彤丹朱》、《情爱画廊》、《风过无痕》。
同时期的作品还有轰动一时的方之的《内奸》，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高行健的《有只鸽子叫红唇儿》，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古华的《芙蓉镇》和《爬满青藤的木屋》，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一并出现，他们在一片共有的历史记忆中呈现相互交融的灵与肉的关系，如果反思文学是肉，灵就是指伤痕文学。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先后有莫言、严歌苓、余华、古华等大量文学家和作家涉足这方面创作。
Ⅳ革命文学与知青文学
新星上任还是老干部回归？中国现代化的脚步：
1979年七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描写了乔光普这个回归的老干部受命于危难之际挽救企业的故事。这是新时期改革文学开山之作。
柯云路在当时接着发表了《三千万》，描写了与《乔厂长上任记》类似的故事。后来他又发表《新星》，描写年轻人李向南引领山村人民走向改革的故事，这部小说被看做中国改革小说的里程碑。
改革并非是老干部回归就能再领中国人民走向特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改革现代化步伐要由“现代人”带领。
张洁在80年发表改革文学作品《沉重的翅膀》就思考了这类问题，该作品也为她第一次获得茅盾文学奖。
张承志（1948年至今）：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马》、《心灵史》等。语言充满诗意，洋溢着青春热情的理想主义气息。
路遥（1949年至1992年）1982年发表《人生》，1986年出版《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可贵之处就是描写了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
“改革文学是当代文学中观念性最强的文学现象，经历过如此强烈的现实愿望的表达，文学对时代精神的强有力把握也耗尽了它的历史激情，因此使得更具有个人经验特征的文学开始崭露头角。”
知青文学：听不到回声的最早的主我意识表达
知青文学和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有交叉和重合的部分，但与之不同的是知青文学的主题在于个人主体。知青文学离奇而懵懂，带有明显的自传况味，在更大程度上是表现为一种幽默活跃的语境和苦中作乐的青春风貌。
“一代人的青春，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苦涩和艰辛、希望和憧憬，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叶辛
1982年，叶辛发表《蹉跎岁月》。
张抗抗发表中篇小说《北极光》。
史铁生是知青文学中一个特殊的作家，他写知青与当地农村相濡以沫的生活情景，在当时一时无二。著有《命若琴弦》、《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散文集《我与地坛》。
同样显得独特的还有孔捷生和他的《在小河那边》。
铁凝（1957年至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曾被评为“中国最成功女作家”之一。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笨花》等，中、短篇小说《哦，香雪》、《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对面》、《永远有多远》、《伊琳娜的礼帽》等。
Ⅴ八五新潮：现代主义的到来与“特色”所启发的中国寻根文学
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的变动由来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于中国的有力冲击。
现在主义呈现出崇尚个人表现、追求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强调艺术的形式技巧的特征，表现为反传统的抽象、象征和变形的实验形式，是针对人类意识所进行的不懈的革命性探索。
1949年之后的文学经过多次的磨练与变动，但是都没有80年代末期中国文学应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所表现出的映照那样生动，和具有文学性。因为这种映照真正具有文学本体的实在性。中国文学对深刻的变革就是：80年代中国终于从现实主义跨向了现代主义，回归了文学本身。
1978年3月，徐迟发表《文艺与“现代化”》，四年后，又发表了《现代化与现代派》。这两篇文章先后强调了现在主义的合理性，结合中国现实阐释了现代主义的基本定义，引起强烈反响。
王蒙发表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蝴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
1981年高行健发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篇文章引起巨大影响，受到王蒙、刘心武、李陀、冯骥才等人强烈推荐。“四只小风筝”就是指高行健，李陀，王蒙，冯骥才，他们围绕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强调艺术的表现形式与现代派接轨。
高行健（1940年至今）：法籍华裔剧作家、小说家。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戏剧《绝对信号》、《车站》等。
1981年，张辛欣发表《在同一个地平线上》。
1982年，张洁发表《方舟》。
八五新潮后，刘索拉发表《你别无选择》，徐星发表《变奏》。这两篇小说标志真正的现代派崭露头角。体现了现代主义个人自我意识、反主流边缘人、存在主义、荒诞感和黑色幽默的特征，具有明显的挑战性立场与个人主义的时代感，以自我感觉为叙述中心，传递出个性至上的个人主义生活观念。
在现代化的同时一部分作家把注意力转移到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框架的建构当中，一方面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马尔克斯等拉美第三世界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促使中国现代派作家豁然开朗，领悟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不再一味地模仿西方，而是试图在本土文化中寻找成分，在以现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中，在反传统的时代中反思反传统，所以诞生了中国寻根文学。
莫言（1955年至今）：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现代派文学最高峰，“几乎是一出道就走在一条极致的道路上，他回归个人体验的生命讲述，回归叙述语言的无限可能，为汉语小说开启了一个极其广阔而自由的空间。”“莫言的想象力飞升于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之上。”在他身后崛起一批先锋派作家，如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他们在莫言开辟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迅速抵达中文语境的极致领空。
寻根派还有残雪、贾平凹、阎连科、韩少功、阿城等人。
或许与后殖民主义文学类似，寻根文学表现出的文学认同，恰恰给当时想要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一种独特的民族和自我认同。寻根文学作家才是真正有根的，有脚踏实地的根，乡土的根；是根长在土里的状态。而知青那一代文学家，却是在想象一个民族的根。
Ⅵ八七后新潮与中国先锋派与新写实
仍不过时的“先锋五虎将”：
“东邪”余华：先锋文学重要作家，代表作有《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在细雨中呼喊》、《我胆小如鼠》、《第七天》、《活着》等。在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杀子文化”，这又突出了与之前中国文学所大相迳庭的表达。
“西毒”马原：其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对当代文学起到重要影响，代表作有《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上下都很平坦》、《牛鬼蛇神》、《姑娘寨》。
“南帝”苏童：1985年在《收获》的第五期发表《1934年的逃亡》而一举成名，成为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妻妾成群》、《黄雀记》、《河岸》、《茨菰》等。
“北丐”洪峰：他的创作被称为“中国现代主义”、“先锋文学”、“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新现实主义”、“新感觉主义”等等，这表明了洪峰的创作的难以界定性，因而被批评界的许多人士称为“属于下一个世纪的作家”，代表作有《梭哈》、《和平年代》。
“中神通”格非：他擅长隐藏四分之三的叙述方式，将小说中人物与故事一层一层铺陈开来，线索缓慢浮，情节环环相扣。代表作有《江南三部曲》、《格非文集》、《褐色鸟群》、《塞壬的歌声》、《望春风》等。
冲破固化的写实：王朔与王小波
1988年被称之为王朔年。王朔是新时代的赵树，聚焦描写生活的原生形态，塑造反讽和荒诞的人物和语境，摧毁了以往文学的崇高性。作品有《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等待》、《空中小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我是你爸爸》、《你不是一个俗人》、《无人喝彩》、《过把瘾就死》、《橡皮人》、《浮出水面》、《给我顶住》、《修改后发表》等。
1996年王小波英年早逝，这给中国文坛带来一个巨大的震惊，惊讶不在于一个作家在默默中死去，而是这样一个作家，中国文坛居然长期漠视了他的存在。王小波去世后名满天下，无数追随者以王小波门下走狗自诩。他成为中国写作的一个象征。他的自在与狂欢、消极价值与疏离和逃逸，将中国文学引领向一个越来越有生机的领地。他的作品有《黄金时代》、《红拂夜奔》、《我的阴阳两界》、《寻找无双》、《我的精神家园》、《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万寿寺》、《革命时期的爱情》、《爱你就像爱生命》、《似水柔情》、《绿毛水怪》、《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沉默的大多数》等。
先锋文学和新写实的其他作家还包括：孙甘露、残雪、北村、吕新、潘军、叶兆言、刘震云、方方、刘恒、陈染、林白、于坚、张承志、徐星、阎连科、铁凝、王安忆、迟子建、张炜等等。
紧跟先锋派的脚步，中国晚生代作家群体诞生，他们有：何顿、述平、鬼子、毕飞宇、韩东、邱华栋，东西、李洱、罗望子、刁斗、熊正良等人，在他们这些晚生作家90年代的创作中现代一部分转变为后现代。
Ⅶ第三代诗人/烟消云散的非非主义与海子之死
1986年安徽的《诗歌报》、《深圳青年报》 在深圳联合举办“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亮出反朦胧诗的旗号，以激进的方式对待诗歌和现行的文化制度。他们自称为“第三代”群落，怀着莫名的历史冲动，高呼“打倒北岛”，打倒“人”的口号向文坛冲撞而来。他们标榜“ 莽汉主义”，“没有乌七八糟的使命感”，自认是一样“小人物”，他们什么都干：“ 抽烟、喝酒、跳迪斯科，性爱，甚至有时候也打架、酗酒，让那些蓝色的忧伤和瓶装的忧郁都见鬼去吧。”他们撕毁了诗人充当时代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摧毁了“大写的人”，也摧毁自我，他们甚至连诗这个一直被奉为神圣的语言祭品的物件也随便搓抹，宣称仅仅是因为“活着，故我写点东西”（于坚）。
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的诗派。南京的“他们”是个松散的社团，汇集了各地自以为是的家伙。他们中有西安的丁当，上海的小君、 王寅和陆忆敏，南京的韩东，福州的吕德安，昆明的于坚等。这群人出版《他们》诗刊宣称: “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随后不久，上海 的陈东东、孟浪、王寅、 陆忆敏、刘漫流等人义结为一伙成立“海上诗群”。他们崇尚孤独感，宣称诗是他们恢复人的魅力的手段。他们的作品倾向于发掘“无根”的纷乱城市对人所产生的压力。这一主题明显影响了后来的“城市诗人”宋琳、孙晓刚和张小波，三人后来结集出版《城市诗》曾名噪一时。
四川是前卫的大本营，率先出场的有受到杨炼影响的传统史诗，后来还有整体主义和新传统主义，比如欧阳江河等人，他们从南方的远古传说与神话中取材，表明深远的历史意识。
欧阳江河（1956年至今）：原名江河，第三代诗人中最出色的诗人，代表作有《玻璃工厂》、《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悬棺》、《傍晚穿过广场》、《最后的幻象》、《椅中人的聆听与交谈》、《咖啡馆》、《雪》、《透过词语的玻璃》、《谁去谁留》等。
之后在四川随之出现了更激进的“非非主义”，1986年他们出版《非非》，宣扬的诗歌观念标榜反文化，反语言，代表人物有周伦佑、蓝马等。声称要“三逃避”（逃避知识、思想、意义），渴望“三超越”（超越逻辑、理性、语法）；他们生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指望它们能迎来诗歌的未来时代，像“艺术变构”、“前文化”、 “反价值”、“元价值”、“建元意识”、“语晕”、“非抽象”、“非两值对立”、“闲适写作”、“红色写作”、“非文化”等等。把胡作非为、无理取闹与艺术创新混为一谈，与达达主义如出一辙。但这未尝不是个需要胡闹的时代，正统文化的权威依然庞大，这一代的诗人要从精神困境里挣脱出世，他们只有幻想一个语言牢笼，然后将其击碎，把这些狂飞乱舞的语言碎片当做个新的语言时代来临的象征。
不管怎么说，“非非派”的影响是深远的经过“非非”的胡闹，当代中国诗歌已经没有什么思想的、精神的和语言的界线不能逾越。同时，经历过“非非”的无理取闹，当代诗歌也不再需要胡作非为，它可以平心静气去做那些可能的事情。在这一意义上， “非非”又是一次廉价的自我出卖，一次货真价实的献祭。“非非”最后消失得 无影无踪，既没有多少有价值的诗歌留世，也没有什么精深的思想观念发人深省，这个团体迅速四分五裂。
西川、海子、骆一禾被称为北大诗坛“三剑客”。
海子：中国诗歌的象征，受到无数青年冠之以神的追捧，一生创作力旺盛，作品有《太阳》（未完成）、《弥赛亚》（未完成）、《大扎撒》（未完成）、《但是水，水》、《土地》、《弑》、《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等，它的全部作品都是在死后由西川出版。1989年3月26日，海子卧轨自杀。
在第三代诗人的胡闹之后，海子的死在90年代初唤起了一种对诗歌重新的态度和气氛，他仅凭一人之力就让诗歌重新回归，并且甚至超越了之前在社会和青年心中的地位，他的死所引发的诗歌神性的回归对中国诗歌的影响十分深远和巨大。
后来的诗人还有王家新、陈东东、黄灿然、臧棣、姜涛、于坚、朱大可、朱文、谢有顺等，受海子之死的影响，此时的诗歌风貌已经与第三代诗人时期的胡作非为大为不同，表现为纯朴的带有叙事性的日常事件化，通过语言的转折效果达到不均衡的整体性和不可援引性。
这一时期大量在海外的中国诗人仍然坚持创作，包括北岛、多多、杨炼等人。90年代之后，北岛在海外的写作是汉语诗歌依然需要关注的现象。北岛1988年后旅居海外一直主编《今天》，对汉语诗歌及文学的海外传播起到重要作用。“90年代以后，他诗风骤变，但绝不是江郎才尽后的黔驴技穷，相反有铁树开花般的韵致。”（陈晓明语）。北岛演变成词语修辞学，“一 种修辞学的袖珍风景”（欧阳江河语）。北岛捕捉的那些词语总是面临能指与所指的分离与转换，这使那些象征和隐喻构成的能指世界与所指的客体世界形成一个巨 大的空间(裂痕)，这正是北岛需要的空间，它不再仅只是在历史的空场舞蹈，它同时在修辞学的超现实主 义回廊里飞檐走壁，在这个“语病盛开”的年代，北岛又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Ⅷ女性诗歌创作与女性写作
90年代的女性诗人阵容庞大，有刘畅园、孙桂贞、张烨、翟永明、雪村、唐亚平、蓝蓝、唐丹鸿、潇潇、小安、伊丽川、巫昂……其中大部分女性诗人或多或少受到60年代自杀的普拉斯的影响。
“你猜我认识的是谁?/她是一个、又是许多个/在各个方向突然出现/又瞬间消隐/她目光直视/没有幸福的痕……/你不来与我同居”——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描写独身女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苦闷，充满欲望的女人难以平息如一只困兽在独居的卧室里游荡。在这里女性身体以坦然的资态，示威般地呈现出她的生命活力，以简洁明明的节奏叙述出女性的心理渴求。
1984年，翟永明发表《女人》。
唐亚平《黑色沙漠》中的《黑夜》 (序诗) 中写到：“ 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流出黑夜/流出黑夜使我无家可归/在一片漆黑之中我成为夜游之神/夜雾中的光环蜂拥而至/那丰富而含混的色彩使我心领神会/所有色彩归宿于黑夜相安无事/游夜之神是凄惶的尤物/长着有肉垫的猫脚和蛇的躯体/怀着鬼鬼鬼祟祟的幽默回避着黎明/……/我是像似睡似醒地在一切影子里玩游/真是个尤物是个尤物是个尤物/我似乎披着黑纱煸起夜风/我这样潇酒/轻松/飘飘荡荡/在夜晚一切都会成为虚幻的影子……”
海男的诗相当有特点，属于那种感受强烈的风格，词语奔涌铺陈，意境开阔，意象繁复，情绪浓郁。她的大型组诗《女人》发表于90年代后期，这也是对女性经验表达得相当充分的组诗：“午夜， 退潮的声音过去后/剩下你回避的目光/我在什么地方伤害了你，伤害了你/最红的那件衣服，最轻微的那歌曲/世界更加寂寞起来…”海男的诗有一种隐藏的神话，词语围绕非连续的神话叙事展开相关联的修辞，因而她的语词有一种无限展开的运动活力。
唐丹鸿（1965 年至今）是颇为典型的女性主义诗人，她的诗饱含着机智和对性的讥讽。性成为中国女性诗人的首要主题和专利，只有女诗人在写作性时才具有诗意和文化意味——这是一项特权。她在诗中写到：“我要撇开那甲乙的双腿不谈/你聪明的体温才是火灾的朋友/你啊，我的狂笑宝贝/长着骏马体魄的向日葵/你像扑鼻的香皂那样滑倒了我整个人。”
“哎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这不是做爱 是钉钉子/噢快一点再慢一点再松一点再紧一点/这不是做爱 是扫黄或系鞋带/喔 深一点再浅一点再轻一点再重一点/这不是做爱 是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嗯再舒服一些嘛/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全诗写得机智戏谑，无疑混淆了当代生活的界线，嘲弄了欲望想象与精神活动。对于下半身写作的诗人来说，所有的问题都有关于性的焦虑，他们试图撕开文化笼罩其上的面具，把社会批判完全戏谑化。
“难道说这就是女性主义诗歌期待已久的解放吗？”——女性主义诗歌发展到下半身已经走到极致，任何引发女性焦虑的玻璃纸都已经被捅破，所有的观念性反叛都已经显得苍白疲惫，就像非非主义的冷却，经过890年代的女性诗歌浪潮，如今的女性诗歌创作又将走向一片更广阔，更有生机，更为平静和质朴，更不乏可能性的空间。
Feminism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中文译名的不同也意味着内涵的区别。
女权主 义批评的时代背景是欧美20世纪60年代激进主义运动的产物，随着它的出现，20世纪早期的妇女写作都被“重新发现”，并被称为女性主义写作。女权主义批评研究学者：西苏、波伏娃、克里斯蒂娃、苏珊桑塔格、萨义德、斯皮瓦格、霍米巴巴等。
女权主义的理论背景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拉康的后精神分析学、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张辛欣是新时期最早具有女权意识的作家之一。《在统一地平线上》把视角对准男女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第一次被放置在性别文化的背景上来表现。
残雪是最早具有女性自我意识的作家之一，她以非常富有个性的语言方式表达尖锐的女性意识和心理经验。残雪的女性意识不是来自社会化的妇女运动，更主要是基于文学话语的革命。残雪的写作其实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女性的语言经验，另一方面是超越性别的。
王安忆的“三恋” 《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是对知情题材的重温和对女性心理的特别审视，当然也可以看成是对当时朦胧醒觉的女性意识以及方兴未艾的“性文学”的应答。90年代王安忆还发表了《叔叔的故事》、《歌星日本来》、《乌托邦诗篇》这几部几乎要抹去女性视角和女性立场直接表达对历史的反思的作品。她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将女性的命运引入父权制的强大历史。她的《长恨歌》讲述一个女人荣辱沉浮的历史，同时也是在平淡安详中叙述上海小弄堂的日常生活史，女人在这种生活史中完成了她的宿命般的人生。
铁凝总是在历史和文化中来表现女性，对于乡土中国女性来说，这可能是更切合她们的身份的女性意识。《玫瑰门》是铁凝最具女性立场的作品，它以其独特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女性的悲剧，揭示女性如何成为传统父权制的牺牲品，同时又为男性建构的历史暴力所再度裹挟。后来她还有《孕妇和牛》。
张抗抗更倾向在人性的深度上去表现两性关系，或者说在两性的心灵撞击中去听探求人性的困惑和深度，以此来书写女性的内心世界。《情爱画廊》试图以爱的乌托邦建构一个时代的情感理想。
2005年，范小青出版《女同志》。本书有意识地表达在政治体制中的女性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带着一种反讽的眼光去看强大的男权政治如何潜在地在对女性的欲望想象中摇摇欲坠。
以上的张辛欣、残雪、王安忆、铁凝、张抗抗、范小青，还有迟子建、霍达、张洁等，是历史叙述中的女性经验的代表作家。
陈染一直被看做90年代女性写作最早的践行者，她的显著特点是写作个人的内心生活，一直试图描绘那幅“美丽而忧伤至极的”自画像。以第一人称自我表白的方式叙述女性的自我认同的困扰。她首先表现了自我内在化的女性语言。
陈染的《与往事干杯》可以看做是一个关于女性自我意识的故事，讲述了女性的自我是如何形成和分裂的。
还有一位表达自我内在化女性语言的代表作家林白，她也许是当代女作家中最直接而深刻地表达女性意识的人，她把女性的经验推到极端，无所保留地把女性的隐秘世界呈现出来。《子弹穿过苹果》在异域生活状态与现代都市情爱纠葛的散乱关联中，表达了某种不可理喻的宿命意念和奇特的女性文化谱系。而她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回廊之椅》 、《瓶中之水》大胆地着眼于隐秘的同性关系描写。
而作家徐晓斌曾以《对一个精神病者的访问》引人注目，她的其他作品《末日的阳光》、《迷幻花园》 、《双鱼星座》等均着眼于女性特质。《羽蛇》把母女关系写得极其紧张对立，传统的家庭伦理完全为母女之间的敌视和压迫所替代。
表达历史叙述中的女性经验、表达自我内在化女性声音、或以内聚焦表达女性立场和精神活动的作家还有海男、徐坤、严歌苓、虹影等，在这些中国女性作家身上可以看出中国女性小说创作无疑不受到杜拉斯的影响。
时代前卫的女性写作：
卫慧（1973年至今）：晚生代女作家，作品有《像卫慧那样疯狂》、《水中的处女》、《欲望手枪》、《上海宝贝》、《我的禅》、《蝴蝶的尖叫》等，作品受林白影响。
同样也是受林白启发的还有另一位女性作家安妮宝贝，1998年起，安妮宝贝开始在网络上写作和发表作品，以《告别薇安》《七月与安生》获得关注。后来的作品有《八月未央》、《彼岸花》、《莲花》、《春宴》、《得未曾有》、《夏摩山谷》等。
棉棉：1970年生于上海的新生代作家，受翟永明影响，经历吸毒戒毒，私生活混乱。主要作品有《啦啦啦》、《糖》、《盐酸情人》、《社交舞》、《熊猫》、《声名狼藉》、《誓言》。
九丹：用她“文坛罂粟”的独特笔触，创作出了被广泛讨论的《乌鸦》《漂泊女人》等身体文学。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爱殇》。代表作有风格迥异，古典、浪漫的小说《凤凰》，及《小女人》、《粉女泪》、《音不准》等 。
Ⅸ乡土终结/1977年至1989年：修复和转折的完成
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面对现代性的变革和革命的观念，文学家们或者回到传统乡村生活中去寻求精神慰藉；或者去反映乡村生活中生死的挣扎，或者去写出乡村土地上生活的质朴和本真品格。
农村题材则是建国后的新中国文学的概念，是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概念，它与工业题材、军事题材相对应，表现不同的生产领域里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其基本叙事模式。
陕军东征：纯文学的再次出场，90年代中国文学呈现回归传统的倾向。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其实宏伟的民族秘史，充斥着对寻根与人性的探索。这本书试图在历史文化和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上来揭示人性，或者它力图从人性的多面性和丰富性的层面上折射出中国民族的文化蕴涵。
贾平凹的《废都》呈现出致敬和效仿古典美文的特点，描写的是八九十年代当代文人的衰败史，这一衰败的历程贯穿着文人庄之蝶与多个女人的情爱史。小说中有大量的性描写。贾平凹并不熟悉现代知识分子，而是熟悉传统的中国文人，这一形象也被借喻到当代现实中，其批判性有所错位，庄之蝶除了坠入女人温柔之乡别无去处。
在众多的书写乡土中国的作家中，张炜无疑是最有立场也最有内在性的人。最有立场是说他的价值挂念非常明确，说他的作品具有内在性是因为他的作品始终向着乡士价值的深处探究。除此之外，张炜还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质。代表作有《古船》、《你在高原》、《能不忆蜀葵》等。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用“词典”的形式，试图把小说的叙事降低到最低限度，尽可能简明客观地叙述出乡土生活的质朴状态。《马桥词典》的“词典”这种形式给乡士叙事提示了新的意义，表明了乡士生活的零散化。
刘醒龙：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他后来的小说《圣天门口》也影响巨大。
张平的《抉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后改革文学或者说“反腐文学”中，张平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在他笔下展开了一幅幅中国基层政治场域的现实图景。
关仁山著有《胭脂水稻传奇》、《天高地厚》、《红月亮照常升起》等，其作品写出这片土地的现代命运，上面洋溢着的欢欣和幸福，流宕着血泪和辛酸。关仁山没有回避矛盾，也没有掩饰自己内心的矛盾，他知道这是时代的困境。这是他对当代土地遭遇的切实书写，也是对中国农民历史命运的深刻把握。
诸如此类乡土叙事的作家，还有《大雪无痕》的作者陆天明、《神木》的作者刘庆邦、《马嘶岭血案》的作者陈应松、《天瓢》的作者曹文轩、《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作者曹乃谦、《麦子的盖头》的作者胡学文等等。
传统的乡土文学的经典型叙事已经终结，由于乡土文学完全脱离社会主义，农村文学的概念不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乡土文学叙事已经不具有历史整全性，只是怀着对乡土的特殊感情去书写乡土中国历史的终结。新世纪的乡土文学也叙述与之相关的乡土文化的终结。乡土叙事在美学上发生了贬义，已经具有解构乡土美学的意向，也就是说，它成为一种内含变革的先锋性叙事或后现代叙事。
深刻反映出乡土解构、乡村终结与农业文明衰败的小说还有如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阎连科的《受活》等。
在《故乡面和花朵》中，刘震云的叙事摆脱严格的时空限制，把过去、现在随意叠加在一起，特别是把乡土中国与现代商业主义改造的生活加以拼贴，以权力和金钱为轴心，反映在乡土中国漫长的历史转型中人们的精神所发生的的变异。他的另一部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开辟出一种汉语小说的新经验，转向汉语小说过去所没有的说话的愿望、底层农民的方言、乡土风俗中的喊丧，以及对一个人的幸存的历史的书写，它与《水浒传》不谋而合，文学经验与汉语的叙述已经达到了一种无法叙述的叙述。
阎连科的《受活》携带着沉重的历史与现实，被种种生气勃勃的戏谑或嘲讽所渗透，它的叙事事关于重与轻、硬与软的游戏。有意运用的方言以及奇异的文本，都显示出一种“开启”与千变万化的形态。
一方面是不堪重负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却是信手拈来的谐谑狂欢；一方面是朴实瘦硬的乡土生活，另一方面却有无穷意味的文学性。
抒情的行进：汪国真与木心
木心（1927年2月14日—2011年12月21日）：本名孙璞，字仰中，号牧心，笔名木心。中国当代作家、画家。著有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散文一集》等；诗集《西班牙三棵树》《巴珑》《云雀叫了一整天》等；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等；画集《木心画集》等；口述作品《文学回忆录》等。
Ⅹ90年至21世纪：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
文学中的历史性被终结。传统文学场崩塌，历史的同一性、整体性终结，被多元驳杂的文学可能性代替。
尼采的代言人：周国平
烟消云散的轻狂：李敖
毁灭对经典的执着：李佩甫
历史与个人的碎裂与整合：麦家
挑战的男女：琼瑶
与后殖民同样缓慢的进程：霍达
在现在进程中寻找潜在价值：阿来
当世界流动起来的时候：陈丹青和高晓松
漂泊与归乡：韩浩月
一次蹩脚的价值重估：牺牲的韩寒
叙述的崩塌：网络带来的“先进民族”
瘟疫一样的小说：创造性宣告覆灭
看和推崇是一回事，写是另外一回事：纯文学迎来末日
回归叙述：以人到中年为契机——“马家辉”
这片天空，我画给自己也画给你们。
（声明：以上内容属于我对北大汉语系主任陈晓明先生所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