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貌似客观、中立，对人而言仅仅是工具，人们对其隐含的意识形态往往是视而不见。
以医疗领域而言，传统的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医生依据病人的主诉和自己的经验对病情做出判断，再对症下药，看病的过程由医生主导。在西医的发展史上，听诊器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病人与医生之间横亘医疗器械将改变医疗实践。因为听诊器促成两种重要的观点，一是医学是研究疾病的，而不是研究病人的，二是病人所知不可靠，机器所知才是可靠的。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医疗实践进入新的阶段，医生通过医疗器械间接与患者的经验与身体交流，病理学家与放射学家等专家大量涌现，医生逐渐丧失占主导地位的技能和洞见。这就不奇怪，有人发出“离开仪器还有多少医生会看病”的质疑。
医疗诊断过度依赖机器所生成的信息，也给患者的心理产生影响。在患者抱怨看病要接受那么多检查时，同时又在怀疑医生有无穷尽所有的手段诊断自己的病情。这样的后果，就是谨慎和选择性使用医疗技术手段都难以实施，诊疗方法多样的局面不复存在，只剩下技术方法。那么界定医疗能力的因素是用于治病机器的种类和数量。
技术对医疗实践的控制，很少有医生感到满意，患者也遭受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的伤害。由此可证，技术对于医疗实践不是中性因素，医生不仅使用技术，也被技术所利用；技术产生对人的强制要求，同时产生广泛的社会系统来贯彻其强制性要求；技术重新界定医生的角色，使医生的注意力重新定向，对医生看待病人和疾病的观点进行重构。
貌似医疗技术方法的增加，意味着诊疗手段的增加，医疗能力的提升。然而，很少有人关注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样的诊疗手段在消失，什么样的医疗能力在减弱？我们更易感知技术给我们带来什么，却很少关注它令我们失去了什么。
接着讨论机器的意识形态，与听诊器相比，计算机的作用与影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阿伦·图灵所发明的图灵测试证明，人可以造出像人一样能解答问题的机器。戴维·波尔特关于“图灵人”的隐喻，揭示计算机隐藏的信念，机器像人，人是机器，尽管会思考，终究仍是机器。令人心寒的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就已经吸收大量“人作为机器”的比方。如计算机感染病毒，病毒具有剧毒和传染性等等。人-机比喻揭示人对人和计算机的关系感觉方面的深刻变化。当我们使用计算机计算时，其表述也逐渐省略成计算机计算，主语的省略，表示我们将计算让让渡于机器。对计算机的过度依赖，揭示计算机不仅在工作，更在指导工作。人工智能的发展，喻示着人类正在失去对人类的判断力和主体性的信心。如同医疗技术一样，计算机正在篡夺文化的威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把特定的心态强加于人。技术垄断助长了技术的傲慢，同时也助长了麻木，使人看不到获得新技能的过程中可能丢失的技能。
我们知道，完全依靠机器的医生失去了根据观察做出诊断的能力，我们不妨问问，由于沉浸在计算机文化中，我们还在失去其他的技能和传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