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幸福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以自己的儿时经历为原型的小说集的作者，现实中竟有着命运多舛的童年，她就是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

1918年，林海音出生于日本大阪，小名叫英子，父亲林焕文在日本经商不善，出生不久后便跟随父母回到了原籍台湾。

林海音5岁时，林焕文携全家迁居北平。林焕文考入了北平邮政总局，担任日本课课长，林海音的两个小叔，也投奔大哥。

老胡同、四合院、豆汁儿、涮羊肉、西山脚下的毛驴、脖子上挂着铃铛的骆驼，还有那一口地道的北京话，都能让她体会到无穷的乐趣。

家中满院的石榴和菊花，京腔、京韵中渐渐长大的林海音是家里的大女儿，下面还有六个弟弟妹妹，也许正因如此，父亲对她格外严苛，上学不许迟到，也不许坐洋车，要自己走着去。

林海音13岁时叔叔在东北参加抗日活动被捕，并在狱中被日本人残忍杀害，林焕文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不到30岁的母亲及弟妹们相依为命，全家的开销捉襟见肘。

后来在纪念父亲的一篇文章中，林海音这样写道：“在别的孩子还需要被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了。父亲去世后，童年的美梦从此破灭了。”

为了节省开销，林海音与母亲商议后，辞退了家中的女佣，搬到了闽台乡亲可以免费租住的晋江会馆。

她白天上学，放学后就帮着母亲照顾弟妹们，每当被生活折磨得不堪重负时，她总能想起父亲生前的话：“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能闯过去。”

也许正是心中有了这样的信念，才能让她在生活艰辛的泥沼中抱有乐观的希望，是的，再苦，咬咬牙总能过去。

远在台湾的祖父得到儿子去世的消息，来信要他们孤儿寡母回到台湾生活，好歹在家乡能相互照应，母亲没了主意，只得问林海音的意见。她又怎会甘愿回台湾去接受日本人的教育？况且自己和弟弟都在念书，她不想他们中断学业，也不想让母亲回去那个大家族做辛苦的儿媳妇。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变得愈发坚韧要强，愈发有担当，她回信拒绝了祖父的建议，并在信中求得了祖父的谅解。

父亲去世后，林海音报考了北平春明女中，只因这是福建人开办的学校，作为同乡可减免学费。

中学毕业后，听说《世界日报》的社长成舍我先生创办了“新闻专科学校”，学员不仅不用缴学费，还可以边读书边到报社实习。

一心求学的林海音家境不济，弟弟妹妹也都要上学，这个时候节省下的每一分钱都至关重要。

没有和母亲商量，林海音径自报了名，由于写作能力出众，她被顺利录取，加之她的字十分娟秀，给校长成舍我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海音的日子却变得更加忙碌，除了要学习学校的课业，还要完成报社繁重的工作，常常要忙碌到深夜，回到家后，还要安排一家人转天的生活。

成舍我先生看在眼里，十分担心这个十几岁的女孩承受不住这样大的生活压力。然而令成先生未曾想到的是，林海音却将这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她甚至还有精力参加学校组织的排球队。兵荒马乱的年代，这样积极的生活态度，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1935年，17岁的林海音从北平新专毕业，由于品学兼优直接被《世界日报》聘为正式记者，负责女性新闻的专栏。她终于可以赚钱养家了。

成先生对她的要求十分严苛，如果同一个专栏，其他报刊当天刊登的消息是《世界日报》没有的，她就会被狠批一顿。

随着工作能力稳定提升，她不仅成为了年轻记者中的佼佼者，更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满足了全家人的生活需求。

她安排大妹妹去学习中文打字，安排小妹妹报考助产学校，安排弟弟学做工程，虽然不能上大学，却让弟妹们学会了在社会上立足的本领。

令林海音始料不及的是，在《世界日报》的工作，不仅让她获得了薪水，同时也让她收获了爱情。

夏承楹和林海音是一对共用办公桌的搭档，平时也只是在傍晚交接办公桌时偶尔打个照面。

一天，林海音发现办公桌的抽屉里放着零食和水果，起初她以为是夏承楹落在抽屉里的，并没有多想。

但是第二天，抽屉里的零食和水果又换了新的，还附了一张字条：“晚上写稿，饿了就吃。”

尽管她与他并不相熟，但这份切实的关怀却让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须臾间，一抬头，却远远看见夏承楹和几个同事在聊天，他似乎在等她的反应，目光向她这边延伸过来。四目相对，林海音的心里莫名一震，她拿出抽屉里的零食向他晃了晃，夏承楹托了托鼻梁上的眼镜，向她微笑着点了点头，安宁而温暖。

隔着桌子，隔着台灯，隔着一摞摞稿件，隔着那么许多人，她看见他目光中的清澈。

夏承楹是师大外文系的高材生，出身名门，父亲夏仁虎曾是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身份显赫。

夏承楹自小有着良好的家教，不仅学习上名列前茅，更是多才多艺，排球、滑冰、撞球等运动无不精通。

那个时代，女子读书本就少见，职业女性简直是凤毛麟角，而对于年少丧父后，独自求学、赚钱养家的林海音令夏承楹佩服。

有一次，报社的同事结婚，请她做伴娘，她俏皮地问伴郎是谁，同事说了一个男编辑的名字，林海音顿时撅起嘴摇了摇头。那同事似乎恍然大悟：“那么找夏承楹做伴郎怎么样？”

林海音笑着说道：“我觉得般配极了！”

那时二人常常去看电影，因夏承楹曾为电影院翻译资料，可以享受免费看电影的福利，两个人都觉得十分划算。

多年后接受采访，被问及二人是否写过精彩的情书时，林海音笑道：“他给我的信永远像电报一样，没有多余的字。”

对此，夏承楹却不以为然，“每天见面还写什么信？寄一封信要好几天才能收到，要误事的。”

林海音落落大方的举止和鲜活蓬勃的生气，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的笑容，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

夏承楹向父母坦诚地介绍了林海音的家世，二老听后十分感慨，不但没有嫌弃她的出身，还对她小小年纪便撑起一个家感到十分钦佩。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夏家父母见过林海音后，这个经历过生活磨难的漂亮姑娘，居然还能表现出的开朗、自信的性格，这让二老感动不已。

1939年，林海音与夏承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林海音21岁，夏承楹29岁。婚后一同住在夏家，夏家虽然距离晋江会馆只有5分钟的路程，却是个有着40多口人的中式大家庭。

夏承楹在家排行老六，尽管在出嫁前，母亲一再叮嘱她，在这样的大家族里，一定要学会“忍气吞声”，但林海音显然并不认同。

与其日日提防身边的人，过着斤斤计较的日子，不如将每个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她常说，亲情饱满的人最容易快乐。

林海音夫妇十分喜欢孩子，在林家孩子们的眼中，六婶的房间就是他们的乐园，无论怎样打滚玩耍，六婶都不会生气。她的生活幸福而满足。

在这里，她也做了母亲，孩子满月时，按照夏家的规矩，她会先到婆婆的房间里叩头，“娘，给您道喜！”

抗战胜利后，夏承楹担任了《华北日报》和《北平日报》的副刊编辑，林海音也得以重回《世界日报》。

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林海音的脑中酝酿了许多故事和人物，从这时开始，她渐渐从新闻写作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北京、南京和台北的城南旧事，一个写在了她的小说里，一个写进了她的散文里，还有更多的则是写进了她在台北的文学事业中。

《城南旧事》，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小说集，八十年代经电影导演吴贻弓改编公映而风靡华人世界。虽说该书的作者林海音出生在台湾，但从5岁到30岁，她一直生活在北京的城南。1960年，四十二岁的她在台北写下了一部回望北京的名著《城南旧事》。南京是她丈夫夏承楹（笔名“何凡”）的祖籍，更因为是她敬仰的公公——夏仁虎先生的故乡，也就留下了许多不可割舍的记忆。

1923年，5岁的林海音

林海音的丈夫夏承楹（1910——2002），笔名何凡，原籍南京，出生于北京。父亲夏仁虎1898年进京赶考，后来就留在了北京。1928年北伐胜利之后，北京易名“北平”，夏仁虎退出官场。从北洋官场隐退的人，大多都能存钱投资或办实业。而从25岁到55岁退休，夏仁虎并没有留下什么家产，儿女全靠自己发展。

1939年，林海音和夏承楹结婚，她走进了夏家的小院儿，在一个小楼的二层居住了整整六年。夏家人口众多，“大观园”一般的家庭氛围，让她走进一个“深厚开阔的人生”。

在《何凡传》第一部 “家族与成长”里，他们的女儿夏祖丽总结父亲“勤奋努力，乐观进取的原动力”，就是“家庭温暖，手足情深”。在林海音的文章里：“夏季的黄昏，公公如果不到中山公园去下棋谈天。就会慢步正院北屋的宽廊下，和婆婆对坐在藤椅上，公公抽雪茄，婆婆抽水烟。天棚拉开了，黄昏的余光照射在院落的东墙上，这时候子孙们都聚拢来”。

1990年，72岁的她才回到北京。但是，她并没有停留在感慨之中。而是把台湾当代文学的作品提供给大陆的文学机构，从而促进了两岸的文学交流。

林海音在《重读<旧京琐记>》里回忆道：“公公虽然居住北平数十年，但他说话仍带南京口音，全家老小的饮食习惯，也还保持江南口味”。每到过年，北京夏家的饭桌上总有那五颜六色清香四溢的什锦菜。这可是南京过年的特色菜，过年的家乡菜。

还有一件过去常见，而在今天人们眼里不可思议的东西：北京夏家的“马桶”（粪桶）是从南京颜料坊送过去的。特别有意思的是，“新马桶里面总是装着孩子们喜欢的好吃的”，因此就成了他们遥远而又亲切的期待。

夏仁虎（1874－1963），来自南京城南的一个书香人家。年幼读书，充满灵气。虽说不喜欢八股文但最终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到北京。他在南京的故居，位于城南的“颜料坊”。夏祖丽在撰写父亲的传记时，把第一部 “家族与成长”的第一章命名为“从颜料坊到宣武门外”。

夏仁虎是近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国学家，在经学、史学、文学、民俗学、戏剧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他3岁识字，11岁时追随南京著名学者、地方文献专家陈作霖先生习文，一次雨夜，仁虎写下“窗外芭蕉篱内竹，一般夜雨两般声”，从此有“两声词人”的雅号。抗战时期担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国文系教授。1963年7月逝世于北京，享年89岁。

夏仁虎生平爱藏书，1960年将苦心搜集到的五百余种南京地方文献全部捐献南京市文馆会。夏仁虎的著作众多，其中与南京相关的专著就有六种，尤其是其1943年完成的著作《秦淮志》，保存了丰富的南京史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夏仁虎在《六十自述》写道：“吾父幼孤露，奉母出艰厄，中年耽著书，老作诸侯客，平生淡泊怀，略见《浮沤集》”。他的长兄夏仁溥在《榷轩随笔》（《南京文献》第十四号）里写道：父亲夏家镛 “著《琢玉录》以教子弟，著《自鸣集》以抒其抱负……”，认为“人生最难者，得真山水而居之，……耳之所触，目之所接，得江海之大。固不必泛舟策杖他寻”。夏仁虎的仲弟仁澍，“仲善治花，虽残菊老梅，经仲手无不煦煦有生致”；“仲善画梅，初间画法于余外舅孙炜堂先生，骨干生老。久之复得生意，为风露折枝，墨淡而嫩，鲜妍欲活。”

1934年他的弟弟仁师，夏承楹名义上过继给的父亲在南京去世。抗日战争时期，夏仁虎的长兄和一个弟弟于1937年逃难死于汉口。于是，夏仁虎这一辈的五个兄弟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最后还是留在了北京。

2001年，夏祖丽为了写《林海音传》来到南京。她在文章里写道：“我们一出火车站，祖灼堂兄就给我一本夏仁虎著的《秦淮志》，以及一张夏仁虎手注的玄武湖图。”她还来到了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找到了夏仁虎1960年捐献的南京地方文献和他的著作。“抚摸着那历经长久岁月的陈年书页，想到是祖父当年从书架上取下来捐献的，我像是遇到亲人，感动莫名”。

临走时的最后一天，夏祖丽在夏祖灼等人的陪同下，来到颜料坊86号。她写道：“现在的颜料坊86号变成颜料坊小学，当年住过这里的夏家人，多半不在人世。我们在校园中上上下下穿梭，身边围满了穿着粉白夹克，吱吱喳喳好奇的小学生。他们朗朗的欢笑声，萦绕在这座百年古宅的各角落”。

南京籍的余光中先生在《何凡传》的序言里写道：英子长大后回到台湾的另一段“旧事”的“城南”，在台北。

他们居住在台北重庆南路的一幢日式宿舍里。《何凡传》里面有一篇的标题，就是“新城南旧事”。书中这样写道：从北平长街扔下大片东西，从小三合院搬到这半栋日式宿舍，经历过无数的夜读、夜谈、夜游，都是乐趣无穷的。

在这里，他们“接待过许多徘徊台北的朋友们，有过多少次的夜谈之乐”。有意思的是，林海音夫妇的性格不同，待人接物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在好客方面，林海音是当然的主人，夏承楹负责泡茶，工作结束之后会出来和大家见个面。林海音说，丈夫是一个自甘淡泊的人。夏承楹还保留了一个北平养成的美食偏好，那就是喜欢自制酸梅汤，喜欢分享给大家。

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喜欢运动，喜欢外出。她这样写道，“快乐的心情要自己去体味”。“有人看到我们在孩子们熟睡后，竟然反锁街门，跑去看一场电影，替我们捏一把汗”。

就像她在《城南旧事》里所写的，小孩子的眼里是分辨不出好人坏人的，那么成年之后的她，不但可以分辨，而且认定以后便会结下真挚的友谊。余光中先生这样回忆：“我们的关系始于编者与作者，渐渐成为朋友，进而两家来往，熟到可以带孩子上她家去玩”。

他们的女儿夏祖丽在《何凡传》里这样写道：“1991年，夏承楹退休。家务由母亲打点，父亲只是专心工作写稿，1996年底母亲因糖尿病引发轻微中风。86岁的父亲与母亲对换了角色。”

夏祖丽认为，父亲是一个抗压性很强的人：“20011年12月1日，母亲去世，父亲晚餐上一如平日，一个人在书房看书看报，看《林海音》传。一天黄昏，他说，我也可以续写城南旧事续篇。”

如果说北京的城南旧事，写出了一个小孩子的内心世界，写的是她身边的事儿。那么在台北，她写的事情，有些就是关于遥远的故乡北平，写的就是她自己所理解的、所认定的事情了。

因为夏仁虎的儿女都没有继承他的国学，只有林海音算是“沾边”，在夏仁虎去世后的两个月，她和夏承楹在台北读到公公的著作，夜读且泪流满面。

1986年，林海音在编校完夏仁虎的《清宫词》之后，在后记里这样写道：“这本书经过多年的找寻、编校、印制，终于在公公逝世24年后出版了。我写此文时，几次停笔凝思，仿佛回到故居小楼上，看见楼下书房，公公正坐在书桌前，写作或阅读。或是他揉着两颗核桃，走向婆婆的堂屋，此时西院的两株白丁香盛开，正散发着浓郁的香味，这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

这样的举动，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传承。林海音这样写道：“我们为先人出书，目的不光是为了保存，而是觉得好书应该公诸于世。先翁是古典文史学家，写作皆为文言而不加标点，为了让今日广大的读者便于阅读，加标点用铅印或打字是有必要的。”

2000年孕育了《城南旧事》的北京旧居被拆除，2007年夏仁虎先生在南京颜料坊的故居也被拆除。尽管这样，类似的“城南旧事”还有很多值得述说。

2001年，夏祖丽来到南京，找到了她上海姨妈林燕珠的姨侄女秦萼芬。恰好，秦萼芬是南京农业学院夏祖灼先生的学生。从而北京夏家与南京夏家的后人，在南京相会了。

夏仁溥（1864—1937）是夏仁虎在南京的长兄。夏承枫（1898-1935），是夏仁溥的长子，是中央大学教授，是我国教育行政学科的开拓者。夏承枫的儿子夏祖灼（1922—2020），曾任南京农学院教务处长、副院长，是一位农业教育家。

从1998年至2008年，夏祖灼与妻子陈万芳开始编辑《家报》，他在文章《家报专刊：父亲百年诞辰》里，把父亲的“教育之道”总结为“引导而不强求”，并且回忆起“他常常和我谈起将来干什么好，鼓励我以后学实科”。

《家报》共刊印了43期，使得7地（南京、北京、西安、沈阳、苏州、上海，当然还有台北）4家（夏、杨、李、袁家）的24位亲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家报》的主打栏目有“各地讯息”、“大事小记”、“保健一得”、“烹调交流”、“第三代动态”、“家庭历史资料”、“文摘”等。比如1999年5月第6期头版头条，写的是《一次本来不该发生的重病》，讲述的是一次缺钾服药不当的险情，提醒“病人家属在尊重医生的同时必须要有主见”。

更加可贵的是，夏祖丽在父母去世后，多次从她的居住地澳大利亚墨尔本奔赴北京、南京和台北，苦苦追寻他们足迹，分别写下了他们的传记《林海音传——从城南走来》和《何凡传——苍茫暮色里的赶路人》。夏祖丽说，通过寻访自己“重新活了一遍”母亲《城南旧事》里的英子，也“重活了一次自己”。

今天看来，《城南旧事》也好，林海音和夏承楹的传记也好，还有包括他们长辈夏仁虎的书籍也好，其实这些作品的背后是事业，事业的背后是生活。辗转变化的是三个不同的城市，不变的是林海音和她的家人坚忍不拔的个性和至臻完美的品格修养。

在这三个不同的城市里，围绕这些作品所引发的穿越时空的隔代交流，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也不仅仅因为有着那些因生活而展开的难以忘怀的生活画卷，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拥有历经劫难和颠簸之后所获得的共同的人生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