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 的形象是如此特殊，其特殊的荒诞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原因，电影版《阿Q 正传》突出了这一点，除了精神胜利法，阿Q 最为荒诞的举动就是“困觉”一事了，从阿Q 失败的恋爱说起吧。所谓恋爱的失败，也是因为阿Q 确实不理解恋爱婚姻什么的一套世俗法则。电影对阿Q 向吴妈表示“困觉”的意思这一件事增加了文本没有的铺垫描写。影片中，阿Q 欺负了小尼姑之后，开始想“女人”的事，然后他在赵太爷家门口见到了吴妈，掩门之前，她对阿Q 笑了笑，摇摇头，吴妈大概只是叹阿Q可怜，这种笑是那种类似女人看见别家小孩子调皮捣蛋那种有点无奈的笑，略带悲悯。但阿Q想到“女”的方向去了。另外阿Q 躺在床上想“女”的事情的时候，吴妈来土谷祠叫阿Q 去舂米，阿Q 跳起来，“是女人，女人”，把Q关于“女”的梦幻涂上“力比多”的色彩。吴妈在土谷祠又冲阿Q 笑了，叮嘱他早点去。等到阿Q 去舂米了的时候，吴妈喊阿Q 吃饭，阿Q 见灯油打来之后要马上去舂米，吴妈说阿Q“你啊，是天下第一大蠢人”，言语间有一种责备在里面，阿Q报以充满男性魅力的宽容的一笑，却又一种暧昧的色彩，仿佛这一男一女之间亲密无间，而事实是这俩人基本没有什么交集，阿Q是雇工，而吴妈是另一个长工，他们之间除了都是下人之外，没有任何交集。还有一个镜头是吴妈要穿针纳鞋底，阿Q 要点烟，两人同时凑到灯上，阿Q 近距离地看着吴妈的脸，吴妈发觉的瞬间，有一丝尴尬，吴妈一笑略过了。这些都是电影为阿Q的荒唐“求爱”所做的铺垫，力求使得他的举动有充分的动机或者蓄力，但是阿Q说出“我要和你困觉”这句话的举动还是无可救药地突兀。

阿Q 对吴妈这一跪，显然是荒诞的，不谙世事的，在吴妈等人看来，是罪恶的。不过在阿Q 来说，或是真诚的。所以这一事件又是一件悲喜剧。电影的改编使得吴妈的形象更清晰，她有些心疼阿Q，不希望他没命地干活。另外对于赵太爷一家，也不是趋炎附势，她不忘记自己庄稼人的本分，是以一个外人的身份看待赵太爷一家的。吴妈是一个善良，是非分明又懂得拿捏分寸的人。在小说中吴妈近乎是没有面目的人，但小说交代阿Q 的小半破布衫给吴妈做了鞋底，则是隐约地指出吴妈跟赵太爷府上或许沆瀣一气。更能说明阿Q“不懂规矩”的是他“调戏”了吴妈之后，居然不懂得吴妈的哭闹与自己有关。“阿Ｑ想：‘哼，有趣，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他想打听，走近赵司晨的身边。这时他猛然间看见赵大爷向他奔来，而且手里捏着一支大竹杠。他看见这一支大竹杠，便猛然间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鲁迅的写法充满黑色幽默的意味，又荒诞又悲凉。阿Q 被打以后依然想着舂米，可见阿Q 是老实而且愚蠢，情商极低的一个形象。他唯一的优点就是“真能做”，对于人情世故却一丁点觉悟都没有。所以阿Q 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夸张形象，而通常都把阿Q 当作一个典型，认为阿Q 身上深刻体现了国民劣根性，他的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劣根性的明证。但是我们分析起阿Q 这个形象，可能并不是可以这么断然下结论的。

阿Q是一个悲喜剧色彩的极其特殊的人物。阿Q 不知道自己的姓氏，也许是姓赵，却不被认可，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家人，几乎一无所有，只有一身力气，给别人做短工糊口。可以说阿Q 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就算同是打短工的，王胡，小D，说不定都是有家庭的人，至少他们有名有姓。阿Q 就连打架也打不过最弱小的小D。对于欺压他的人，从赵太爷到地保，到王胡小D 之类，他都没有还击之力。他什么都控制不了，唯一能控制的，就只有自己的意识了。在这样残酷的社会里生存，以阿Q 的地位，精神上如此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事。

阿Q 最缺的，并不是以上他缺的东西，乃是缺爱。阿Q 所在的未庄，赵太爷之流只当他是短工，是雇佣关系。地保则经常找借口敲诈阿Q 酒钱。酒保、王胡、小D 之类也算不上阿Q 的朋友，只是看他笑话的人，跟孔乙己在咸亨酒店遇到的那些短衫是一类。阿Q 处境艰难时，他们不怜悯，反而是疏远，阿Q“中兴”的时候，他们则奉承起来。荒诞的是，仅凭阿Q 说了一句自己投了革命党，赵太爷等人对阿Q 就“仰望”起来。没有家人，又活在一个周围人都没有人情味的地方，阿Q 不懂得爱是可理解的。阿Q 对吴妈“困觉”的表白，乃是他想到“无后”一件大事才有的冲动，甚至不是性本能的冲动。小说中阿Q 住的土谷祠有一个管理土谷祠的老头，但没有面目，跟阿Q 没有什么交集，感觉是冷漠的。电影改编中，这个老头是一个对阿Q 很好的老者。这个老者的角色有点像阿Q 的父亲。他处处关心阿Q，王胡要讹阿Q 酒钱，阿Q 要把自己的棉被拿去当，老者就收了，替阿Q 给了酒钱。人们都不请阿Q 做短工，阿Q 没了收入，去偷，老者也及时劝阿Q。另外一个对阿Q 表示善心的人是吴妈，吴妈添了灯油，却叫阿Q 休息，不让他马上去舂米。在电影中，也只有这两个人对阿Q 还有些温情，而在小说中，看不到一丝这样的温暖，鲁迅写得太悲惨。阿Q 的悲惨比未庄的人还多一层。生活在这样没有人情的社会里，假使阿Q也像王胡酒保等人懂得一些社会生存的规则，也不至于悲惨至此，最多也就是麻木人群中的一员。但是阿Q 连这等觉悟都没有。阿Q 是一个被社会抛弃，只能生活在自己幻想中的人，所谓精神胜利法，也不过是阿Q 幻想世界的一部分而已。阿Q 说自己投了革命党，他俨然就把自己当作革命党了，当然是幻想。秀才和假洋鬼子去尼姑庵“革命”，阿Q 听说后，“他颇悔自己睡着，但也深怪他们不来招呼他。他又退一步想道：‘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么？’”赵太爷家被抢了，阿Q 也说“他们怎么不来叫我”，直到自己被人栽赃陷害，这句话还成了定罪的口实，而他自己却蒙在鼓里，到死也没明白为什么，还幻想着“嚓”的一声被砍头，却是被枪毙的。

《阿Q 正传》是一部黑色幽默的荒诞小说，不能算是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是因为现实主义的强大的包容力，我们或许可以称它为“荒诞现实主义”小说。小说中现实主义的部分比较多地是体现在看客身上，较多的体现为描绘了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要说体现国民劣根性，看客们才是典型。阿Q 是连残酷的社会规则都没有觉悟的形象，阿Q 过于特殊，他完全被社会操控，却又不被接纳。几乎人人都能操控阿Q，但阿Q 只能操控自己的意识。阿Q 被杀头，他想的不是为什么会被杀头，却是“天地间大概总要杀头”，阿Q 被示众，他也不明白，“大概天地间总要游街”，示众时，别人要他唱戏文，他也就要唱戏文，

因为他也知道示众游街是要唱戏文的。他自动化地遵守着这些“规矩”，却不知所以然。阿Q 几乎就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他没有办法应对社会施加给他的一切，他无力反抗，被动接受，要生存下去而不至于太痛苦，除了自我安慰，别无他法。

小说结尾说阿Q 并没有断子绝孙，他的子孙至今不绝。这句话更能让我们把阿Q 当作国民性的典型。至于小说发表之初，很多人觉得鲁迅写阿Q 是骂自己，把阿Q 的某些性格缺陷往自己身上套，最后的结论是阿Q 身上有我们大多数人的性格或人格缺陷，于是阿Q 就成了一个成功的以特殊性概括普遍国民性的典型形象了。但问题是，我们能因为这个文学形象具有普遍人的弱点的某一方面的碎片，就能说他是普遍性的代表了吗？典型论的缺陷就在于它忽略了文学形象本有的特殊性，相反，这才是文学形象成功的不可抹杀的重点。

要说小说的意义在于要唤醒国人，我们也不能仅仅盯着阿Q，阿Q 是“不自觉的受迫者”，而大多数人则是“自觉的受迫者”，就如酒店里王胡们说“阿Q 是招打，就算是姓赵，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说”。阿Q 没有这种自觉，这是阿Q 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悲剧所在，也是荒诞所在。阿Q 作为一个处处与未庄世界格格不入，“不懂规矩”的存在，其意义是带着我们读者从体会一个未经社会“合理”编码的人物和“合理编码”社会之间的张力，认识社会编码的荒诞性，因此阿Q 这个人物是小说进行对时代和社会反讽的一个重要工具。阿Q 是无辜的，他唯一的“错”就是未能正确接受社会编码，阿Q 也接受了部分编码，例如痛恨假洋鬼子，“男女之大防”等，但阿Q 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也就是上文说他是“不自觉的受迫者”，似乎对于一切人情世故也都不懂的。阿Q 的“未经编码”最终让他稀里糊涂地死去，这不能说不是一场悲剧，但是阿Q 之外的编码世界显然才是更为重大的荒诞。

电影之所以把土谷祠中的老者和吴妈塑造成较为有情的人，描写他们对阿Q的关照，让鲁迅原本冰冷的未庄多出一两抹温暖的色彩，其用心，也许是同情阿Q或者把鲁迅式的绝望掩盖下的社会温情做一点还原工作，却加深了那个世界本身的荒诞，温情也成为反讽的表征。在温情与冷漠之间的张力场中，阿Q都是茫茫然的。他对土谷祠老者的关心未表现出多大的感恩之情，也误解了吴妈的善良。在阿Q绑在囚车之上开赴午门的路上，他瞥见了人群中吴妈伸着脖子的脑袋。阿Q来不及与吴妈说上一句话，或者再说一遍“我要与你困觉”，吴妈还是会惊吓而哭吧。谁又能断定人群中的吴妈和人群不同的，她只是来“看杀头”的麻木看客一员，还是来送阿Q最后一程，想要最后看一下这个曾经与她发生过短暂的“故事（事故）”的男人呢，至少，她曾经也是关心过他的极少数人之一？急匆匆的囚车带走了阿Q，吴妈的镜头一闪而过，没有慢下来特写。阿Q的死显然与她无关，也与任何人无关，也无意义。提供一场枪毙的消遣盛宴，是阿Q对未庄世界最后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