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理学史上，真德秀与魏了翁是双峰并峙、齐名史册的两个重要人物。吴宽《敕祀鹤山先生魏文靖公记》云：“公以立朝大节及讲明道学之功，当时与真文忠公相上下，故人以‘真魏’并称。”彭韶《来鹤楼合祠碑》曰：“惟宋之季，邛实有儒，道德学问，与西山俱。”关于真、魏两人的理学思想及理学史地位，研究者置辞颇多，笔者不再赘述。本文仅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对于两人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作一比较考察。
一、真、魏文学观念之比较
理学家真德秀与魏了翁，其文学观念同属于理学家文学观范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体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在文道关系方面，真、魏均重道而轻文。重道轻文是宋代理学家文道观的基本立场，但不同的理学家对于文与道的理解不尽相同，真、魏两人即是如此：对道的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对道学理化与政治化的不同侧重是他们道的相异处，强调个体的道德品性修养则是他们道的共同点。
真、魏对道的概念理解不同。魏了翁的道融合朱陆思想，他尝云：“理义本心如皦日，词章末技谩流萤。”所谓“理义”，就是“义理”，是程朱理学的基本概念；所谓“本心”，是陆九渊心学的重要范畴，将“理义”与“本心”相提并论，显示了魏了翁对于程朱理学和陆氏心学的兼容，《宋元学案》说他“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即指他在理学思想上融合朱陆的努力。真德秀的道，则步趋朱子之学，严格尊崇程朱学说，故《宋元学案》谓其“依傍门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其次，魏了翁所谓的道，主要是学理化的，他著《九经要义》，对这些儒家经典的探讨，着重于其经学层面的微言大义，是学术性的探究。而真德秀的道，则是政教合一的，是政治化的道。真德秀对《大学》推崇备至，他的《大学衍义序》云：“臣尝妄谓《大学》一书，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在他看来，《大学》乃帝王君临天下的根本大法，因此，他著《大学衍义》，不仅对它作学理化的梳理探讨，更着眼于揭橥它对于君主统治的指导意义，即如他在《进〈大学衍义〉表》中表明自己的著述目的是：“念将开广于聪明，惟有发挥于经术，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于天下之理洞若秋毫。”故《大学衍义》是具有政治学意义的著述，而非单纯的经学学术探讨。有学者甚至认为：“真德秀所作《大学衍义》，实从理论上完成了朱学的政治化。”后世统治者对《大学衍义》的推崇，也正是看重它的政治学意义。《殿阁词林记》记载，明仁宗“监国视朝之暇，专意文事，因览《文章正宗》。一日谕士奇曰：‘真徳秀学识甚正，选辑此书，有益学者。’对曰：‘徳秀是道学之儒，所以志识端正，所著《大学衍义》一书，有益学者，为君不可不知，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观衍义，为治皆茍而已’”。《明名臣琬琰录》云：“先是，上问帝王之学，何书最要？先生（按，指宋濂）请上读真徳秀《大学衍义》。上览而悦之，令左右大书，掲之两庑之壁，时睇观之。”《读书录·续录》云：“朱子之后，大儒真西山《大学衍义》有补于治道。”《东溪日谈录》亦云：“真景元之学，悉见于《衍义》，其衍大学之义，皆本诸圣贤心术，以示帝王治道。著前代之兴亡，亦后学之龟鉴，其为虑也，不止在于当代，而实及于万世。”这些史料足以证明，《大学衍义》对于封建统治者所具有的指导价值。
真、魏两人道的共同点在于对个体道德品性的重视。魏了翁在答复友人张伯酉关于《续诗选》的编选标准时说：“是书之作，当以铨品人物为上，而语言之工者次之。”（《答名山张监茶》，即他认为选诗的首要标准是作者道德人品之高下，而不是诗歌语言（当泛指一切诗歌技艺）之工拙，这实际上是以道德标准取代了文学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选诗，诗人的道德品位、诗歌的道德品位必然凌驾于作品的艺术品位之上，《续诗选》的面目，必然首先是作者道德气象的韵文式呈现，文学的审美价值倒在其次。比如对于黄庭坚，魏了翁担心“余惧世之以诗知山谷也”，因为他所看重黄庭坚诗歌的，是“虑澹气夷，无一毫憔悴陨获之态，以草木文章发帝机杼，以花竹和气验人安乐”。他认为黄庭坚诗歌面貌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诗人“阅理益多，落华就实，直造简远”，是诗人的品德修养使之然。真德秀亦同样强调作者的道德品性修养。他评价杨亿说：“当咸平景德间，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独以词翰名，则亦不过与骚人墨客角逐争后先尔。惟其清忠大节凛凛弗渝，不义富贵视犹涕唾，此所以屹然为世之郛郭也欤。”刘克庄是当时著名文人，也是真德秀的门生，真德秀在《建阳县学四君子祠记》一文中，却只强调刘克庄的道德节操，而不及其文学。他激赏时人江峰的文集，亦不在其文，而在其为人立世之节操。可见，重视作者的品德修养，是真、魏两人道的共同点，这是以涵养心性为主要特征的理学道德修养论在他们学说中的具体体现。再以两人分别为陈正献诗集所作序跋来看：
公所为诗，宽裕而理，造次仁义，无一毫纂组雕琢之习。呜呼!是岂一朝夕之致哉？祖宗涵濡之泽，山川清明之禀，师友渐益之功，其根既厚，其叶滋沃。诗乎诗乎，可以观德，可以论世，而无本者能之乎？
丞相正献陈公，道德风烈，为阜陵名相第一，高文大册，固已流布华裔，而娱戏翰墨，亦皆蔼然仁义之言，积中形外，自不可。
魏了翁称他是有本者，真德秀称他中有所积，二人均强调陈正献公的内在修养对他作文的重要性。一序一跋，虽表述有别，所强调者则同。
关于文道关系中的“文”，真、魏所指相同，即辞章之学。魏了翁称之为“词章末技”，认为理义本心与词章末技的关系，如同“皦日”与“流萤”。真德秀亦云：“夫文者，本之末尔。”“文辞末也，事业本也。”两人之语如出一口。事实上，认为辞章为末道小技，乃是宋人的一贯看法，宋代文人如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均有类似言论，体现了强调道德涵养的理学思潮对宋代文人文学本体观念的冲击，只不过理学家们的观点更为偏颇乃至极端而已。
第二，真、魏均重视用文学形式传达理学义理。《咏古诗序》是真德秀一篇重要的序文，他提出“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门理义之秘”的主张，强调诗文之于理学义理的工具性作用。他评价胡文定诗云：“此卷诸诗，虽为泉流而作，然玩其辞意，则师友间授受之微指，有蔚然可见者，非寻常赋咏比也。”是其“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门理义之秘”的另一种表述。他推崇濂洛诸儒之作，“虽非有意为文，而片言只辞贯综至理”。魏了翁则认为：“文章惟有识为难，而考究非难事耳!”所谓“识”即是“义理”，所谓“考究”，似指考据，包括辞章。他评价吴提干的文：“大抵粹正而时有逸气，平实而脱去俗韵，甚不易得。若更以六经义理涵贯其间，又以贤圣书法自律，则法严而味厚矣。”这些均表明他对于文章是否传达了义理的重视。真、魏诗词中，都有不少作品直接阐说理学义理，就是他们这种观念在创作中的践履实行。
第三，真、魏均重视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真、魏所处的宁宗、理宗朝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真、魏两人乃朝廷重臣，其经济用世之心格外强烈。文学之于他们，不仅是阐发理学思想的工具，也是表达用世之志的手段。魏了翁有一首《题桃源图》诗，一反历代文人对于陶渊明笔下的桃源理想世界的赞美，而是批评桃源隐者，认为秦汉时期天序人事发生了剧烈变化，而隐者却躲进桃源，不知礼义，如果世间地很多都像桃源一样，如果世间人很多都像桃源隐者一样，远遁于社会运行秩序法则之外，那社会岂不是乱套了？在诗的尾联，他尖锐地批判道：“若将此地为真有，乱我彝伦六百年。”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部分，“辞命”类以帝王言论、诏书、君臣对话及臣子进言为主，完全从其内容是否有助于教化出发来选目，其“诗歌”类也是如此。刘克庄云：“文章正宗初萌芽，西山先生以诗歌一门属予编类，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如仙释、闺情、宫怨之类，皆勿取。予取汉武帝秋风辞，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辞为悔心之萌，岂其然乎？意不欲收，其严如此。然所谓携佳人兮不能忘之语，盖指公卿群臣之扈从者，似非为后宫设。凡予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诗甚多，如三谢之类多不入。”由此可知真德秀选录篇目的倾向。他之所以选录陶渊明诗较多，是因为在他看来，“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非无意世事者”。由于真德秀是以“道学之儒”而非“文章之士”的身份编选《文章正宗》，《文章正宗》的面目因此就是道学的、致用的，而非文学的、审美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故徳秀虽号名儒，其说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岂非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于天下欤!然专执其法以论文，固矫枉以过正，兼存其理以救浮华冶荡之弊，则亦未尝无裨，藏弆之家至今著录，厥亦有由矣。”可谓公允之论。《续文章正宗》为真德秀未竟之作，其现存面目亦全然类于《文章正宗》。
第四，真、魏都主张温柔敦厚的风格论。在《次韵永平令江叔文鹤山书院落成诗》里，魏了翁高度评价屈原和贾谊的忠君忧国之心，同时却也认为：“虽云忠愤语伤激，律以洙泗犹津迷。”即按照传统儒家的诗教观来衡量，屈原和贾谊不够含蓄温婉，缺乏温柔敦厚之旨。他还认为苏轼于贬居处所，“不患不伟，患其伤于大豪，便欠畏威敬恕之意”，批评苏轼“词气不甚平”。真德秀亦持同样主张，他赞扬王梅溪“至于为诗为文……倦倦忠笃之意亦随寓焉”。温柔敦厚的文学风格论是儒家的传统诗教，宋代理学家全然服膺并接受这个理论，真德秀和魏了翁也不例外。
以上是真、魏文学观念的相同之处。他们的文学观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现就其差异性的显著处做一比较：
首先，魏了翁主张才学合一，真德秀认为文、学、气三者关系密切。鹤山曰：“夫才命于气，气禀于志，志立于学者也。”他认为人天生所禀的才气是有限的，只有后天坚持不断地学习，才能保持充沛的才情，才和学相辅相成，才学合一。缘于此，魏了翁非常重视教育，他创办鹤山书院，教化子弟后学，培植人才，功不可没。真德秀则强调文、学、气三者间的关系。他说：“是故致稀语言，不若养其气；求工笔札，不若励于学。气完而学粹，则虽崇德广业，亦自此进，况其外之文乎？”他所谓的气，指人所秉赋之气，但气有清浊，人只有得至清之气，才能写出有味之文：“清气不入其中，则虽求片言之有味，且不可得，况能摹写大化，罗络万象，道人所不到者乎？”气既然如此重要，人如何才能得到至清之气呢？真德秀认为其法在于养，而养气之关键在于养身。这一系列的论述，无非是把作者的修养问题纳入儒家修身养性的轨道，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至于学，也是加强道德修养的途径之一，因为他所谓的学，修习的是儒家的道德义理，而非辞章。他强调说：“若夫足践黉舍之阈，口吟课试之文，而曰吾之学如是而止，则非愚所敢知。”他还明确指出：“儒者之学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学，曰古今世变之学。”既善养气，又坚持学，才能作出好文章，这是真德秀的观点。与鹤山不同的是，西山把养气与学并列，强调养气的重要性。学与养是理学家道德修习的两个层面，学是吸收获取，养是涵育修养，学是外功，养是内功，内外结合，方能有道。西山之论比鹤山的才学合一说，更全面周到，把文学与理学的关系拉扯得更为具体密切。
其次，魏了翁主张“自得”，真德秀偏重继承。魏了翁的理学思想虽以程朱学说为主，却并不拘执一家，他也兼容吸收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在读经学习上，他强调要读儒家经典的原典，强调自得，反对盲目依从传注，他比喻为：“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真德秀严格依轨朱子之学，正如黄巩在为其文集所作序言中所说：“先生之学，朱子之学也。”（《西山集》卷首黄巩序）可见，真德秀更多地强调学习和继承。
有意味的是，魏了翁理学思想活脱圆融，其文学创作却较为拘谨，更多展露出一副理学家面孔；真德秀理学思想纯粹守正，其文学却比较灵动活泼，两人的理学与文学表现出一定的反差。这似乎表明，理学家的理学思想固然对其文学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却未必是形成其文学面貌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学创作毕竟有自身的规律性，理学家的理学思想与他的文学创作间并不是必然相辅相成的。
二、真、魏诗词创作之比较
四部丛刊本《鹤山集》收魏了翁诗13卷，《全宋诗》本鹤山诗另有辑佚诗1卷，《全宋诗订补》又有辑补诗1首，共计880余首。四部丛刊本《西山集》收真德秀诗1卷，另有帖子词等，共150余首，《全宋诗》本西山诗另有辑佚诗8首，《全宋诗订补》又有辑补诗2首，共计160余首。从数量看，鹤山诗远超西山诗，就内容说，鹤山诗和西山诗既有颇多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
以诗歌形式阐说理学义理是二人的首要共同点。理学家的本位意识，使魏了翁和真德秀不约而同地利用诗歌的韵文形式阐发对理学义理的见解。魏了翁的《次韵张太博得余所遗二程先生集辨二程戏邵子语》一诗，从孔子出世前民众思想的混乱蒙昧，讲到孔子出而理察，然秦汉之后，儒家学说多杂以谶纬、荒谬之言，渐失其正。本朝则周子、邵子与二程子并世而存，其说虽有不同，其旨归则一。诗的内容就像一部理学起源和发展简史。从文学视野看，诗作索然无味，但从理学角度看，这样的韵文对理学思想则可以起到积极的传播效应。他的《次德先韵》诗，辨析“未发”、“已发”的理学概念，申述“理一分殊”的理学基本思想，也是典型的理学诗。真德秀《题黄氏贫乐斋》诗云：“濂洛相传无别法，孔颜乐处要精求。须凭实学工夫到，莫作闲谈想象休。”（其一）“道乡曾举龙门话，认作玄关透悟机。儒佛差殊真眇忽，请君参取是耶非。”（其二）其一提倡要精求详参“孔颜乐处”的圣门为学功夫，其二讲明应辨别儒佛差别，诗作通篇都是说理，全然不见形象。
真德秀的理学诗以直白说理居多。相较之下，魏了翁在阐说理学义理时，有时还能借助于文学艺术手段，这使得他的部分诗篇不仅有理学意蕴，还具诗的韵味。如这首绝句：“三更端正月，皎亮直瑶京。客问心之体，无言对太清。”诗写客问心之本体，作者不发一言，只是凝望天空的一轮皎月，实则以不答而作答，用理学家“月印万川”的话头启示对方领悟心之本体的实质。诗篇虽小，却余味无穷，兼具形象之美。
表达对政治时局的关注也是真、魏诗歌的共同内容之一。魏了翁与真德秀不仅是理学家，还是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忧虑时刻充溢于他们的心胸。魏了翁与事功派领袖叶适有交，受到他的事功思想的影响，对于现实的关心更为全面。他的《书所见闻示诸友》组诗和《次韵虞退夫除夕七绝句》组诗，表达对国家受到蒙古异族侵扰的深切忧虑，就官军面对来犯之敌闻风而溃表示不满，也表达了自己以家国为念，投身抗敌事业的坚强决心。“直将天理感人心，径斩贼头报明主”，这是魏了翁对安丙的高度评价，也足以作为他本人既注重理学教化，又投身国事的恰切写照。
真德秀诗歌中，直接表达现实关怀的篇章不多，但也有少数作品情思文采俱佳，如以下两首：
壮哉貔虎三千士，静扫鲸鲵百万余。若使人人似淮右，笑谈真可灭狂胡。
当宁求贤轸虑长，每因佳节忆沉湘。不须五色纫成线，自有忠言补舜裳。
前一首赞美王路分的英雄气概，后一首表达自己的爱国忠诚，感情或激扬或沉挚，有气势，有形象，畅达流利。
作为积极用世的士大夫，魏了翁和真德秀都反对隐逸，认为那是逃避责任的消极做法。且看下面诗篇：
不须更草北山文，归去开关扫白云。兴未尽时仍重访，我非辟世可同群。
西湖南山和靖庐，西山东湖清隐居。皇天从来具老眼，胜地不肯栖凡夫。眼中四时风月景，胸次万古皇王书。夫君岂是终隐者，要学川云时卷舒。
魏了翁笔下的隐者，并不是看破红尘的避世之隐，而在图求清静，以便利于修养，所以他说“我非避世可同群”。真德秀笔下的隐者，也不是终隐者，所谓隐不过是权宜之计、卷舒之策而已。由此可知真、魏对于隐逸的态度。
真、魏两人都有一些吟咏性情之作和写景摹物佳篇。如：
惯踏郊原浩荡春，重来春与物俱新。渠虽自有生生意，把握天机是主人。
柳梢庭院杏花墙，尚记春风绕画梁。二十四番花信尽，只余箫鼓卖饧香。
花正纷红俄骇绿，月才挂璧又沉钩。世间万事都如此，莫遣双眉浪自愁。
饭疏饮水复何求，道在胸中百不忧。参取章泉克斋句，底须楼上更安楼。
这些诗篇，或在描摹景致中寄寓哲理，或在议论说理时借助形象，情景交融，情理交融，景理交融，堪称诗情与哲理双美的佳作。
从理学思想看，真德秀比魏了翁更为拘执，但从诗歌创作看，他却比魏了翁活泼生动。魏了翁古体诗作，多为阐说义理的长篇巨制，说理气息太浓，诗味明显不足。真德秀的古体诗颇类李白，豪迈不拘，雄浑洒脱。如其《登南岳山》、《题金山》、《舞鹤亭歌》、《挹仙亭》等篇，豪情激荡，洒脱不羁，令人很难把这些诗和作者端谨整肃的理学家身份联系起来。兹举两诗为例：
汉宫苇箧儿呱呱，济南梓柱阴扶疏。富平家人正愉乐，安昌帝师工献谀。子真东南一尉耳，黄绶凄凉百僚底。手持短疏叩天阍，义激丹衷泪横眦。翩然一朝径拂衣，爱君无路空依依。人传九江已仙去，吴门再见是邪非。神仙茫茫那可测，上帝从来赏忠直。天上果有骖鸾人，合领群真朝北极。自从举手谢世间，千年白鹤何时还。玉箫声断杉桧冷，只余丹灶留空山。谷口之孙古肤使，亭斫青冥挹仙袂。耿耿应怀贯日忠，飘飘岂羡凌云气。我来快读华星篇，清澈毛骨风泠然。何当结茅最高顶，一榻容我分云烟。
江来朱方注之东，海潮怒飞日夕相撞舂。天将古来义士骨，化作狂澜中央屹立之青峰。孤根直下二千尺，动影袅窕冲融中。黄金侧布兰若地，凿翠面面开窗栊。双桡伊轧破浪屋，恍忽置我高。是时千山雪新霁，水面月出天清空。涛声四起人籁寂，毛发萧爽琉璃宫。披衣明发蹑烟霭，决眦俯入归飞鸿。襟前渤敛暝色，袖里岷峨吹晓风。越南燕北但一气，尘埃野马何时穷。苍梧虞舜不可叫，王事更恨归匆匆。
第一首诗，刻画了一个衣袂飘飘的仙人形象，使人联想到上下求索的屈原。第二首诗描摹景物，雄奇飞动，颇类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欧阳修的《庐山高》。以理学中人而写出此等面貌的诗作，令人称奇。
真、魏都有一定数量的七绝诗。真德秀的七绝面貌比较多样。如《题来青馆》：“客梦成时夜向阑，幽泉挟雨响潺潺。清魂便觉超尘世，何况真栖岩石间。”洒脱畅达，有出尘之姿。《赠张童子》：“虎头燕颔及鸢肩，自笑都无一事全。惟有数条爪样骨，尚堪山泽作臞仙。”（其一）幽默诙谐，颇具情趣。前举之《诗寄淮西王路分》和《端午帖子词》亦形象鲜明，气势畅达，堪称佳作。相形之下，魏了翁的七绝风格则比较单一。
在词创作方面，魏了翁与真德秀悬殊较大。魏了翁词存世189首，在宋代理学家中位居第一，即使置之于宋代词人的行列中，这个数量也是很多的。他的词最显著的特征是制作了大量寿词，以致前人说他“乃词非寿不作”。他的寿词不仅数量多，艺术成就也较高，前人评曰：“皆寿词之得体者”；“宋代寿词，无有过之者。”除寿词外，魏了翁还有阐说理学义理的词、咏物词、送别酬赠词等，内容较为丰富全面。真德秀词存世者仅见一首《蝶恋花》：
两岸月桥花半吐。红透肌香，暗把游人误。尽道武陵溪上路。不知迷入江南去。先自冰霜真态度。何事枝头，点点胭脂污。莫是东君嫌淡素。问花花又娇无语。
词咏红梅，上阕“红透肌香”一句写其活色生香，使人误以为是娇艳的桃花。下阕就梅的品质和红的颜色作申发，认为梅花一般应是素雅洁白的，为什么眼前的梅花却染上了胭脂色？莫非是花神嫌它淡素而为之着色？最后以花之“娇无语”结束全篇。词作运用比拟的修辞手段及相关典故，想象奇特，构思精巧，笔法细腻精工，颇具婉约词风致。前人疑惑地感叹说：“作《大学衍义》人，又有此等词笔。”近人刘毓盘亦谓此作使“朱晦庵不能专美于前矣”[16]96。其细腻柔婉之词笔，与他作《大学衍义》的端正谨肃确实判若两人。
兹将魏了翁的一首咏物词与之对读，可以见出其中旨趣的差异：
昨夕相逢。烟苞沁绿，月艳羞红。旭日生时，初春景里，太极光中。别来三日东风。已非复、吴中阿蒙。须信中间，阴阳大造，雨露新功。
词咏写盛开的牡丹，然全词直笔写牡丹处，只“烟苞沁绿，月艳羞红”两句，其余笔墨则写孕育牡丹花旺盛生机的初春时节，赞美阳光雨露的造化之功，由物而及理，探究自然生机的奥秘，表现天地之间无处不在的天理流行。西山咏红梅，情思深致，全然一副文人词面貌；鹤山咏牡丹，探究物理，构思和笔法与他理学家的身份深相契合。
三、真、魏散文创作之比较
在散文方面，魏了翁成就高于真德秀。吴渊论真、魏文之异同云：“公文视西山，而理致同，醇丽有体同，而豪赡雅健则所自得。”认为真、魏二人的文在传达理致、醇丽有体方面是相同的，而魏文豪赡雅健的风格和气势则胜过真文。这是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
真、魏两人均有较多奏疏类文。真、魏奏疏的共同之处是，都体现了他们为国为民的拳拳忠诚之心。元人唐元在《读魏公辅诗稿跋》一文中，称他读魏鹤山“奏议二大册，拳拳以理义忠恳补衮阙，格君心，岂止词章而已哉”？《四库全书总目》亦称魏了翁“所上奏议，亦多秉义切劘，诚意恳到，盖载道之言与穷经之旨酝酿而成，卓然不愧大家之目”。真德秀“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王迈亦称他“每上一谏疏，草一制诏，朝大夫与都人士争相传写”。施枢《读真西山奏疏》诗亦云：“疆事从来不可凭，谁令汉祖议和亲。连衡休易从游说，厝火当忧卧积薪。黯在淮南谋自寝，亮亡司马志方伸。本强始见遐冲折，信是经纶直要人。”就西山奏疏面貌看，并不以文采见长，时人之所以“诵其文”、“争相传写”，乃是他于奏疏中表现的忠恳之意和切实的适用性深深地折服了人心。魏了翁的奏疏在语言、结构、气势诸方面均有可称道处。《鹤林玉露》丙编卷二引杨长孺言，谓鹤山“奏疏亦佳”。《应诏封事》、《论州郡削弱之弊》、《论士大夫风俗》、《奏论蜀边垦田事》等，都是他奏疏中的佳篇。言辞诚恳委婉，结构首尾照应，运用排比句式，进行形象说理等，是他的奏疏在表达艺术上的成功之处。真德秀奏疏则总体显得平平，有的篇目如《江东奏论边事状》冗长繁复，令人几乎不能卒读，正如四库馆臣所批评的：“多浮文妨要，动至万言，往往晦蚀其本意。”但从致用角度讲，真德秀奏疏的实用性应该更强。魏了翁尝评价曰：“至于敌情之真伪，疆场之虚实，盖出于素讲夙定，非剽袭流闻之比，故自嘉定以来，凡所论建，至端平后，炳知耆蔡之先机，故一言之出，天下望而信之。”例如真德秀有一系列关于救荒赈灾的奏疏，每一篇都有大量具体详实的数字和实施步骤，其提出的措施不仅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也为后世应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借鉴。
真、魏二人都有一些序跋文。魏了翁序跋文主要是诗文序跋和书法墨迹序跋两类，一般都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评价，其中常常会涉及对辞章和义理的看法，且不乏独特解会。例如《侯氏少陵诗注序》一文中，谈到对杜甫的评价，鹤山就自出机杼，认为杜诗之妙在于陶写性情，着眼于杜诗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反映。宋代自王安石以来，对于杜甫的推尊，主要在于其“一饭不忘君”的忠君思想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而此两者均属于杜甫对于现实的观照，体现了杜诗的社会功能，魏了翁所谓的陶写性情，则发掘出杜诗对自我内心世界的观照，表明鹤山作为理学家对于体察内省的理学修养功夫的高度重视，以及由此出发对杜诗的独特体认。就表达艺术看，鹤山序跋文语言畅达，骈散结合，妙用比喻，形象生动，文笔凝练，简而有法。如《跋康节诗》一文：
理明义精，则肆笔脱口之余，文从字顺，不烦绳削而合。彼月锻季炼于词章而不知进焉者，特秋虫之吟，朝菌之媚尔。
这是一篇短小精悍又理透意明的跋文，首先认为邵雍理明义精，故其作诗肆笔脱口能做到文从字顺，不烦绳削而合，达到很高的境界，其次以“秋虫之吟”、“朝菌之媚”两个形象的比喻，说明那些不懂得从理义方面加强提高自身修养，只就辞章苦心经营的诗人之作没有长久的生命力。跋文从一正一反两方面，阐明理义对于文学的根基作用，很有说服力。
真德秀的序跋文比魏了翁稍微逊色一些。但也有内容情采较好者。如《赠萧长夫序》一文，先言六一居士之琴序，赞叹其高雅脱俗，继言当今琴音之恶俗，近于郑卫，再言萧长夫琴音近于六一居士所言之高雅脱俗，最后揭橥其原因，盖在于他从学于理学家紫阳先生之门，习闻君子之义，故其音穷而不变也。文章简洁有法，词简意丰，可堪称道。《攻媿先生楼公集序》也是一篇出色的文字。节录如下：
盖公之文，如三辰五星，森丽天汉，昭昭乎可观而不可穷；如泰华乔岳，蓄泄云雨，岩岩乎莫测其巅际；如九江百川，波澜荡，渊渊乎不见其涯。人徒见其英华发外之盛，而不知其本有在也……然则观公平生大节，而后可以读公之文矣。公生于故家，接中朝文献，博极群书，识古文奇字，文备众体，非如他人狭僻涩以一长名家，而又发之以忠孝，本之以仁义，其大典册大议论，则世道之消长，学术之废兴，善类之离合系焉。方淳绍间，鸿硕满朝，每一奏篇出，其援据该洽，义理条达者，学士大夫读之，必曰楼公之文也；一诏令下，其词气雄浑，笔力雅健者，亦必曰楼公之文也……某尝窃论南渡以来词人固多，其力量气魄可与全盛时先贤并驱，惟钜野李公汉老、龙溪汪公彦章及公三人而已。
真德秀在这篇序文中，大力推许楼钥之文，认为其文之所以佳，乃其有本之故，“发之以忠孝，本之以仁义”，所以为文雄浑雅健。这个观点依然体现了真德秀从理学家立场出发品评文学的一贯态度。从文学表现看，此文流利畅达，气势充沛，长短句错落，文字优美，颇易诵读。
魏了翁和真德秀的记都比较平实，以叙事说理为主，但亦有少数颇具文采者。如魏了翁的《眉州新开环湖记》，真德秀的《溪山伟观记》、《观莳园记》等。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评价鹤山《眉州新开环湖记》说：“此文是他任眉山太守时所写，颇用欧阳修《丰乐亭记》和苏轼《赤壁赋》的笔法，但在叙事写景之中，始终夹带着坐而论道的内容，和真德秀《溪山伟观记》表露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为了解释游憩之乐能服务于讲道进德的主旨，他们都引用了柳宗元《零陵三亭记》中的言论来作证，绝非偶然。”所论颇为中肯。真、魏的这两篇记，借用吴渊的话来说，就是做到了“程、张之问学，而发以欧、苏之体法”（吴渊《鹤山集·序》），抱道含章，努力实现了道学与词章的有机结合。
魏了翁没有赋文。真德秀唯一的赋《鱼计亭后赋》是一篇骈赋，文采生动，表现出通脱达观的思想。全文如下：
玉溪先生结庐章泉之上垂七十年，无轩冕之累己，有箪瓢之乐天，揭鱼计以名亭，绍祖风于圃田。居一日，饮客于斯亭之上，超方羊以自得，顾万象之皆妍。时也，日将之而红酣，沼无风而绿净，炯鱼之成群，闯寒波而游泳，若空行而无依，涵天水之一镜，俄初月之沈钩，深潜乎翠荇。其浮游也，似无心而时出；其远逝也，似见几而知警。先生听然，心旷神怡，讽小宇之雄篇，哦稼轩之英词。客有起而问曰：鱼本无情，何诗之为？子固非鱼，奚鱼之知？先生笑而应曰：谓鱼为有计邪，子将诋予之欺；谓鱼为无计邪，吾亦笑子之痴。盍亦两忘而俱适可也，抑尝即庄生之言而试思乎。粤自太古，邈淳风离，勇者角力以幸胜，巧者矜能而奇，苟一饷之可乐，快性命而争之，谓谋身之允臧，卒反蹈乎危机，伟南华之著论，将警愚而觉迷。富贵人所嗜，则媲之腐鼠，纷华人所羡，则况之文牺，为利而斗，则争地之蜗，以智而死，则刳肠之龟，独鱼之自适其适，若忘情于得丧，故大则述鲲化于天池，小则玩游于濠上，盖其为物也，从容夷犹，逍遥闲放，静则以萍藻为室庐，动则视江湖为寻丈，不借润于嘘濡，而相忘于沆漭，任公何所投其豫且何所施其罔，此其所以为得也，彼区区之虱蚁，方且娱暂，安于股鬣饕微，腥于砧几，又乌可同域而议哉!嗟利欲之诱人，甚香钩之饵鱼，彼潜鳞之何知，犹或避而全躯，人固灵于万类，乃昧笱而蒙，曾所得之几何，甘颠冥于畏涂，此累棋危之喻宇，子所以慨然而长吁也，我生之无庸，幸脱世之羁绊，付万事于浮云，独观鱼以终日，诚作计之甚怪，差身闲而心逸。于是客怃然自失，曰：先生之言达矣，仆何足以其万一？乃相与蹶饮浩歌，不知乌轮之东出。
这篇赋文，汲取了庄子、柳宗元散文的艺术营养，状鱼形影姿态，生动传神，笔势洒脱，文采飞扬，与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在结构和寓意上都很相似，是真德秀文中最具文采的作品。
在重道轻文的理学家文道观指导下，真德秀和魏了魏首先把文学视作阐发理学义理的工具，然后才是文学发抒性情，表达感情的本位作用。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的文学创作首先是功用性的，体现了语言文字的认识价值和实用价值，而其审美价值被置于次要地位。尽管如此，对真、魏二人的文学进行客观描述仍然必要，因为这也是文学研究的任务之一。而关于两人文学之比较，似亦可以借用学者对他们理学地位及贡献的评价来概括：“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鹤山之志西山，亦以司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传相比，后世亦无敢优劣之者。”换句话说，就理学成就而言，西山、鹤山可谓双峰并峙，松风合鸣；就文学创作而言，真、魏则如二水分流，各有渊源，各有清辉，不可轻易轩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