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很多新入职的病理科医生，会和临床科室的同学作比较，无论在收入还是在成就感等方面，都比自己的同学低，
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的东北角，有一幢毫不起眼的二层小楼，如果不是由院内员工带领，很难找到它的所在，而小楼的二层就是瑞金医院的病理科……这似乎映射出了目前病理学科的尴尬现况。
被“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称为“医学之本”的病理学为何沦落到如此困境？前途又在何方？瑞金医院病理科主任、原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主任医师王朝夫教授向《医学界》吐露了他的困惑和建议。
人才紧缺限制学科发展
众所周知，病理工作是高风险、责任大、吸引力低的专业，据王朝夫教授介绍，自己之所以成为病理科医生，是因为兴趣。
他一开始并不是病理科医生，而是一名外科医生。然而，他在大学本科期间最喜欢的科目是病理学。因为通过病理学可以看到肿瘤的本身——肿瘤细胞，而诊断肿瘤的“金标准”就是病理学检查。在做了几年外科医生后，王朝夫教授毅然决定转专业，考取了病理学研究生，跨进了梦寐以求的病理学领域。至今他都不后悔这个选择，因为这是他兴趣，是他所热爱的工作。
然而很多学病理的医生却没能像他一样坚持到最后。据卫计委最新的统计年鉴显示：我国病理科执业医师（含执业助理医师）只有不到1.5万人，与原卫生部制定的每100张床配备1~2名病理医生的标准差距悬殊。为了弥补这个缺口，一些基层医院的病理科医生是由经过简单培训的护士担当的，这导致我国病理学科的总体水平非常落后。而高风险低收入的现状也让很多病理专业医学生放弃了成为病理医生的职业道路。
王朝夫教授坦言，现在很多病理学研究生在毕业后即使从事病理学科工作也并不安心。他们会和临床科室的同学作比较，无论在收入还是在成就感等方面，都比自己的同学低，这是目前病理学专业吸引力和凝聚力低的主要原因。
由于病理诊断在医学上是最可靠的一级诊断，一旦出错极有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比如一台乳腺肿块手术通常会做术中冰冻切片快速病理检查，如果是良性，手术就此结束；如果是恶性，还要追加根治术。由此可见，病理检查对于治疗方案的决定性之大，使得病理工作需要极大的责任心，也造就了病理工作的高风险。
然而由于病理科对医院创收的直观贡献不如临床科室，许多医院的管理者并不重视病理学科，对病理科的支持力度非常有限。“高风险却低收入，这样怎么能吸引更多的人从事病理专业？目前中国病理学科‘缺人更缺才’的现状极大限制了该学科的健康发展。”王朝夫教授对此痛心疾首。
学科发展需要专业化
从医院发展这盘大棋来说，病理学科是一颗非常重要的“棋子”。一家医院要想发展，可以没有骨科、口腔科、胸外科等临床科室，但绝对不能没有病理科。这样牵涉到医院全局发展的核心科室该如何发展？王朝夫教授认为，现代病理科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
其一是专科病理学。由于现在的病理科普遍都是全科病理，但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全科病理很难满足专科的诊断。因为专科而专业，因为专业而规范，因为规范而特长。
其二是分子病理学。病理学从肉眼鉴别大体标本开始，经历了光学显微镜和免疫组化两大飞跃后，目前随着分子检测技术在病理领域中的应用，病理学将发生第三次飞跃。由于肿瘤是致瘤因子长期刺激下基因异常表达产生的新生物，所以想要真正了解肿瘤就必须从基因分子水平上认识它。王朝夫教授预测，若干年后肿瘤的命名可能从“鳞癌”、“腺癌”等形态命名变为“XXX基因异常综合征”等。这不仅使病理学诊断的含金量更高，也为将来肿瘤的个体化治疗，乃至“精准医疗”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现在，一些医院领导者已经意识到了发展脱节的病理科成为了医院发展的瓶颈。国家正以2017年全面实现“大病不出县”为目标推行分级诊疗制，而病理科室也将是基层医院改进建设的重点，这可能会吸引更多的病理医生回归到本该属于他们的岗位上。随着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逐步开展，病理医生，尤其是基层医院的病理医生的专科技能水平相信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王朝夫教授认为，病理科的发展需要提高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病理人员的待遇和科室软硬件所需要的资金，这样才能吸引和凝聚更多的病理人才，这是病理学科突破尴尬现状的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