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结识Amy，源于一道台湾小吃葱油粿。

某日，在一朋友家做客，她拿出一个这边中餐馆常见的打包盒，说这是她的一个朋友做的私房菜，请我们品尝。初初以为又是适应本地口味的“中餐”，但一口下去，那种熟悉的烟火气立刻充盈于口，触发了储藏于味蕾中的在厦门求学时品尝的闽南口味的记忆。一打听，此小吃名为“葱油粿”，出自她的台湾朋友Amy之手。Amy每周一会发布不同的菜单，如有中意的就下订单，数量有限，额满为止，只能周六去她家取菜。

她家和我家在同一区，非常近，于是我果断要到了她的联系方式，成为她菜单的sending list上的一员。

吃了大半年她做的菜，取菜的时候和她的家人时不时会打照面，她也带我参观了她家花园种的菜和为了种菜专门建的暖房。时间一长，也很好奇：他们一家在荷兰待了多久？在台湾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来荷兰？……加上他们来自海峡对岸这个既远又近的地方，心理上的微妙感更加重了我的好奇。但一直都来去匆匆，没有机会深谈。

借助“好中文的样子”的作业的机会，我怀着很忐忑的心情约Amy做访问，很感激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得以从她的人生经历一窥时代发展的侧影。

70-80年代：成长在台湾

1969年，Amy出生在台湾花莲的一个大家庭，家里有兄弟姐妹7人，她排老幺。

Amy出生的时候，台湾经济起飞尚在酝酿之中，普通民众生活还是比较辛苦。进入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全球经济不景气。为了提振台湾经济，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推行十大建设及十二大建设，自此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在这样的背景下，Amy的父亲先离开花莲乡下，来到台北，当起了包工头。在Amy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们举家迁往台北。

生存之道

在台北的生活是怎样的呢？父亲在建筑工地上当包工头，早出晚归，母亲则作为父亲的后勤，给同样从乡下来的工人准备食宿；上面的兄弟姐妹中，大哥、二哥和姐姐和她年岁相差较大，在她念小学的时候已经离开家庭去工厂上班了。所以在Amy的童年中，她和下面几个哥哥相处时间更多。没有父母太多的灌输，大家都独立地成长。

今天我们这一代已经很难有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的体验了，而Amy从自己的原生大家庭里慢慢发展出了自己的生存之道。这样的生存之道帮助她一路披荆斩棘，在每个命运的关口做出最决定性的选择。

不要去算计别人，要与人为善，但也要保护自己的权益。

虽然Amy的父亲工作繁忙，为人也十分寡言，但他给了Amy的几句非常中肯的话，这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句。Amy的家庭非常传统，更重视男孩，又加上父母在外工作时间很多，大部分家事都落在她幼小的肩上。但她本人并不是一味隐忍的苦情形象，而是慢慢在承担之中变得比较强势，会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让自己的家务负担轻一些。比如Amy从小学6年级开始，就要做全家的晚餐，而且她妈妈规定晚上6点一定要准时开饭。面对繁重的家务，她会机巧地指挥哥哥们帮她分担一些，否则哥哥就没有得吃，结果哥哥们都乖乖地来帮忙。

枪打出头鸟。

在大家庭生活，一旦太出风头，就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因此Amy很善于把自己小心翼翼地隐藏在人群中。从国小到国中，Amy在班上都是比较“乖”的学生——不惹麻烦，也不出风头，成绩中等偏上一点点。如果一门课考80分以下要受体罚，那么她会考81、82分这样。她不是不能考得更好，但当想到如果成绩优异就会上台领奖的情形时，她就会莫名地紧张焦虑，因此宁可分数考得不要那么突出。

我问：你会不会觉得因为“枪打出头鸟”的担忧而放弃了很多机会？

她想了想说：我不觉得这种机会是你一定要有的，并不是站在风头，你才有机会，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看到你默默在做。争就是不争，不争就是争。

不安全感。

因为父亲是包工头，一个地方的工程结束后，他们又去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做工程，所以在台北，他们一直都是租房子住，方便搬家。频繁地搬家导致Amy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比如睡觉很少。而这种不安全感也使得Amy一直渴望安定，在后来对结婚对象以及事业家庭取舍的时候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同窗之谊

虽然一直在搬家，可是Amy的学校一直没有变，这也是她非常感恩的一点：“不然的话，我的性格可能会变得乖戾。”

Amy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是住在学校附近，和Amy的家庭情况大相径庭。但在公立学校里，同班同学之间没有太多比较，氛围非常单纯。几十年后同学聚会，Amy才发现其实班上隐藏着不少“小开”“白富美”，自己家的条件和他们相比其实不好，但当时她能回忆起的都是同学之间的单纯友爱。小学6年级开始，Amy已经要给全家做饭。有的时候前一天晚上她的哥哥们吃多一点，自己第二天带便当就没有菜，只能临时煎一个荷包蛋，或者煮泡面。而中午吃饭的时候，她的同学就会很善解人意地说：哇泡面好香！我没有荷包蛋！我们换换吧！Amy也就傻傻地换了，还很高兴可以吃到鸡腿或者其他不一样的好吃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她特别感激当时同学那一份体贴的关怀。

那个时候课余时间的消遣也很单纯，也都是玩得比较好的同学轮流去家里玩，很少去大街上溜达。他们也追星，姜育恒、金瑞瑶、林慧萍……80年代台湾的社会风气比较封闭，没有现在花样那么多。国中的学生极少去明星签唱会，最疯狂的就是拿着录音机，广播时间一到，就开始录喜欢的歌手的歌。

政治？

看各种关于台湾的书籍、电影等节目，“外省人”和“本省人”是一个不可能绕过的话题。我问Amy他们班上是否有这方面的冲突，她回忆好像没有。他们班上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其实看脸就能看出区别，但任何一方都没有对对方进行排挤。

戒严和解严给台湾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Amy觉得这对他们父母辈这一代来说影响更大，对他们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感觉了。即便如此，她的父母在家也从来不讨论政治。她觉得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政治很遥远，是有钱人的游戏，而他们关心的是油盐酱醋的现实问题。

反倒是去年年底，Amy回台湾参加国小、国中的同学会，大家会围绕政治展开非常激烈的讨论。不仅有你我之争，还有“ta”——政党派别不仅有蓝绿，还发展出了更多元化的主张。他说他们这代对政治的态度就是光说不做，但感觉下一代有更大的热情去实践。有的人竟然开始怀念起了戒严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更单纯。虽然现在环境更宽松，但族群也在渐渐分裂。

80-90年代：奋斗在台湾

当时台湾的义务教育也是九年，国小六年，国中三年。国中毕业之后同学们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高职三年之后就业，专科五年之后转大学或者就业，高中三年之后升大学。Amy考上了高中。但此时家里有不同的意见：她的妈妈希望她念高职，父亲希望她多念书，但是从Amy国一开始身体已经渐渐不好，所以有心无力。关键时刻，和她感情最好的姐姐给出了建议：人生还是要靠自己。爸爸身体已经不好了，妈妈不让你念，这个书你还能念几年？你还能靠他们几年？

姐姐的一席话彻底打消了Amy考高中的念头，她转而选择了念公立高职，专业是服装设计。

经济独立

高职时期带给Amy的人生两个重大转变。

一是经济独立。Amy国中毕业时是80年代中期，台湾经济高速发展，劳动力市场需求非常旺盛，因此很多人国中毕业之后就能很轻松地找到工作。搭上台湾经济高度繁荣的顺风车，Amy国中毕业之后半工半读读高职，迅速实现了经济独立，再也没有向家里拿过一分钱。她说：“经济独立之后的人生才是自己的人生。”

Amy念高职的时候选择的是夜校。白天8-5点，她在摩托罗拉的工厂里，在无尘室里制作晶片。虽然都是自动化生产，但也很辛苦；下班之后晚上6-9：30点上课。现在回看，会觉得当时很辛苦，但当时她周围的同学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她很自然地觉得求学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二是性格上更勇于站出来，而不是抱住“枪打出头鸟”的想法隐藏在人群中。这样的转变源于她被选为班代（班长）。Amy一直觉得自己被选为班代莫名其妙，可能是因为在念高职之前，她还打了一年工，看上去比同龄人要成熟一些吧！成为了班代，她就要周会的时候带头发言，平时班级活动也要带动等等，渐渐地她也勇于在大众面前站出来，去承担更多的职责了。这样的性格为她今后的职业选择埋下了伏笔。

父亲过世

高职的时候，她的父亲在一个晚上突然心肌梗塞过世了。在她的成长中，父亲其实给了她很多关爱。虽然她的家庭是比较传统的重男轻女，可是父亲给了她很多很正面的影响。一个是：人要善良，但是也要保护好自己。一个是幽默。她举了一个例子：学校开运动会，她跑最后一名，但是她爸爸说：“妹妹你好棒！前面的人都被你追得气喘如牛！”爸爸这个好玩的说法到现在都还印象非常深刻。他爸爸也很放心她的功课，小学时就给了一颗自己的章，家庭联络部需要家长签字时，小Amy就可以自己用父亲的章签字，而她的哥哥们还时时被父亲管教。吃完晚饭，有时候她爸爸会带她出去逛逛街，找朋友喝两杯怡情，非常温馨的回忆。可是他父亲在她姐姐的眼中完全不一样。在他更年轻一些的时候，她姐姐看到的更多是一个“吃喝玩乐”形象的老爸，所以会说“爸爸在我眼里是魔鬼，在你眼里是天使”。

爸爸的去世，没有在经济上给家里带来什么冲击，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小孩都经济独立了。但是这给了Amy情感上很沉重的打击：打击她的不是父亲离世本身，而是父亲去世后身边亲人的冷漠反应。人到人世上来这一遭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时候，Amy开始思考这样沉重的话题。

旅游事业

三年高职毕业后，Amy得到了保送念专科的机会，但是专科念了一年半她就退学了，原因很现实：花销太大。在她父亲去世后，全家迁到了离台北一个多小时车程的中壢，而她的专科学校还是在台北，这意味着租房会花掉一大笔钱；同时这个学校是私立，学费又交掉一大笔，几年书念下来，自己的积蓄剩不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服装设计出来找对口的工作比较困难，而且从学徒开始，薪水非常少，无法支撑生活开支。

此时，Amy还是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白天在一间会计公司做接待，端茶送水，晚上上课。随着经历丰富，Amy脑子也越来越灵活，积极去尝试市场上各种赚钱的事情。其中一项，就是周末当旅游领队。

80年代初，随着经济发达，台湾人有了更多的财富可以用在旅游上，于是台湾旅游业开始蓬勃发展，急需很多领队人才，很多旅行社会有针对领队的训练。Amy读专科的时候，开始在旅行社打工，带两天一夜的周末团。在打工过程中，她发现旅游业这一块有巨大的商机。所以，一年半之后，她从专科退学，正式到旅行社上班。

Amy说她很幸运，入行的时候遇到了好公司、好老板。当时当领队的收入不是工资，而是提成。老板很慷慨，提成五五分，大大地激发了Amy的工作热情。她和老板一起和客户谈业务，学习怎么规划行程，以及带团的技巧。他们面对的客户都是大公司而不是散客，所以生意非常有效率，而她也凭借自己的热情、幽默、做事认真负责在客户、酒店、餐厅、交通等行业积累下了一定的资源。

在这家旅行社工作了两年两年之后，她鼓起勇气，开始单干。她选择了“靠行”这样的方式，就是租旅行社的牌，但这家门店的经营和业绩都靠自己。因为她的拼搏，短短四年时间，这间门店从当初她一个人，发展到后面成为一个将近40人的大团队。

她的业务主要针对公司旅游，特别是大公司，因为量大，带来的收入多。她说当时企业机关单位需要“标团”——就是一家公司有大的出行计划，不同的旅行社提供自己的食宿交通的计划书。哪一家旅行社提供的方案最好最经济，那么它就中标。Amy说自己的旅行社（即使是在她一个人的初创时期）在“标团”中10团能标到6团。秘诀是什么？她说自己做的计划书预算都非常精确。

除了靠标团带来生意，Amy也靠自己的待人接物积攒下扎实而广泛的人脉。作为负责人，Amy很能玩，活泼幽默；但同时她做事情也很负责很可靠，交通食宿都安排得很满意。所以到后期，她没有做太多宣传，客户们一个拉一个地通过口碑介绍，直到她离开台湾。

高晓松在《晓松奇谈》的台湾系列里谈到对台湾的一个观感，就是人的状态是安逸的，这是在经济达到一定高度之后的一种从容。但是在1978-1988年间，台湾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8%，90年代平均增长率在4%-6%。如果没有许多像Amy这样的台湾人艰苦拼搏，台湾经济也不能迅速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

爱情

在事业上如鱼得水的同时，爱情也悄然来临。

92、93年左右，Amy接待了声宝公司的旅游团。当时政府鼓励内外厂商大力发展电脑等高科技产业，台湾的很多企业也被电子产业的蓬勃发展所影响。而这家公司，就是被称为“电子新贵”公司中的一家。这个公司里面的一名职员看到Amy，觉得这个女孩子做事很负责，看起来很积极又善良。之后就用各种借口打电话到Amy的公司，先是为自己的父母咨询旅行计划，后来就慢慢约一起晚餐。

这一约，就是两年。

那个时候围绕在Amy身边的男士很多，给她送名贵的礼物，想和她交往，但Amy专注在自己的事业上，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上面。有的人一段时间得不到回应，也就撤了。这名职员在众多追求者之中并没有特别突出，反而要有些木讷，他唯一的特别之处，就是经常打电话去Amy公司，只要知道Amy不出团，就一定要约她吃晚餐。坚持了两年，他也并没有提出要交往的要求。

Amy因为心思没在恋爱上，所以也并没有当他在追求，反而是她的同事说：这个男生约了你吃了两年的晚餐了，他肯定是在追你！

终于在一个下雨天，他们在散步的时候，Amy脚下一滑，这位男士顺势握住了她的手，就没放开（然而也没有表白）。所以吃了两年的饭，他们才第一次牵手！

之后春节，这位男士说：今年过节，和我一起回台南见爸妈吧！ Amy大惊：为什么？他很诚恳地说：因为我们在交往啊！

……

于是稀里糊涂，她就成了他的女朋友。

见了家长之后，她才发现他们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差别很大。男士出身于台南一个书香门第（如果看了 廖信忠写的《我们台湾这些年》，或许会记得他写过这么一段：“台南算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区，因此文化气氛浓厚，传统上大家也认为台南人很有钱。”），姐姐姐夫在美国读到博士后留在当地定居，而本人走学霸路线，中央大学土木工程毕业之后继续在成功大学读研究院。在他毕业前几年（大约80年代末），电子行业兴起，他几经选择，进入了声宝公司（台湾一家家电龙头企业），典型的社会精英路线。因此，男方的父母对于高职毕业的女朋友不太认同。

恰在此时，他得到了一个公司派遣国外的机会：去日本，或者去荷兰。Amy说：如果你去荷兰，我们试试看长距离恋爱能否继续；如果你去日本，我们就分手吧！

最后，他去了荷兰，开始了长距离恋爱。中间回台湾述职，他的父母也不反对他们的恋情了——长距离都能坚持，也许他们的感情还是能经受考验的。

1997：再见，台湾！

96年，他们结婚了。97年夏天，Amy陪老公来荷兰。

96年到97年之间，Amy在台湾的事业和家庭之间的选择挣扎不已。当时她已经在台湾旅游行业站稳了脚跟，特别是90年代初，台湾开放到大陆观光，她也抢滩，自己的店很稳固是台湾旅行公会最年轻的会员，置了房，收入可观，要放弃掉十分可惜。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回归家庭。谈到这里，她说：

人做选择，要想到自己的初衷是什么。我最初选择我先生，就是因为他给我一个很稳定的感觉。我的求学过程很辛苦，我希望和我先生在一起之后，我的小孩不会那么辛苦。……女人，最终还是要走入家庭。

原生家庭给她的影响在这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前面说到，她的父亲在台北当包工头，他们一直都是租房子住。一个地方的工程结束，他们就搬家到下一个工程地方，所以印象里面，他们在台北就是不停地搬家。因此从小，Amy就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所以她非常渴望有一个安定的家庭，渴望安全感。

为了这份安全感，她交割了在台湾的事务，带着三条狗来到了荷兰，奔赴未知的远方。

离开台湾不久，1999年，台湾遭受了921大地震；2003年，SARS爆发。她的朋友经常问她：如果当初没有离开台湾，她的事业会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Amy总是回答：

其实幸与不幸很难讲……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

尾声

97年至今，Amy一家在荷兰已经生活了20年了。到了荷兰，Amy迅速当起了妈妈，有两个儿子，在扮演“妈妈”的角色中和孩子们一起成长。旅游成为维系她和孩子亲情的一个最重要的纽带，却再也没有成为她的事业重心。最近几年，随着孩子快要入大学，她也分配了更多时间在社团团务上，出任了台湾乡亲联谊会的会长。在照顾小孩之余，她也在规划更多地过一下自己的人生。

69年出生的Amy，在台湾成长奋斗的日子有28年，占了她截止到目前为止的人生的一多半。28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长一段日子，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历史而言不过是沧海一粟。Amy，一个普通台湾女性的成长奋斗历程，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台湾70年代到90年代经济腾飞的时代风貌。

研究宏观经济的时候，我们会去研究微观基础，因为经济总量是由一个个微观经济个体的活动积累起来的。同样，当我看到历史书上匆匆带过的几笔，也会忍不住地去想象，时代巨轮滚滚向前，会在个人、家庭的命运上烙下怎样的印迹。

写到此处，心中“家国之叹”涌动，而拙劣的文笔无法描摹此间情怀万分之一。想来想去，借用高晓松在《晓松奇谈》的台湾系列里的介绍词收尾吧：

“这里保留了我们的过去，这里预示着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