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刘擎 / 新星出版社 / 2021-1-18 /

文\云海

华东师范大学刘擎教授2021年初的新书《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是一本西方现代思想的入门级著作。作者在书中围绕“现代性问题”，介绍了韦伯、尼采、弗洛伊德、福山、亨廷顿等近代以来的19位学者的思想。该书扩编自“得到”App的音频课程，所以语言风格上以通俗易懂见长，同时在成书过程中又补充了一些较为理论的论述，使得这部讲义更具完整性和理论深度。

作者认为，思想观念内化于社会现实，是社会实践行动的驱动要素，如果离开了思想，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现实。这是我们今天探索思想的意义所在。借助于西方现代思想，我们可以从思想观念的视角来审视百余年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理解身处“古今之变”的现代当中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启蒙理性主义是现代转变的核心思想，它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但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现代性的困境。这些挑战既包括个人的精神困境，也包括社会生活秩序的困境。人生难题是指，理性的人们不再相信神、传统、天道，那么该信仰什么呢？怎么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理由？社会困境是指，我们今天相信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么在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秩序中，谁应当来统治谁呢？统治和服从的理由经得起理性的质疑吗？这两大难题就是现代性问题。而思想家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应，就是本书探讨的内容。

一、理性化的弊端

该书第一章介绍了韦伯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讨论现代性问题，韦伯是一座里程碑。因为韦伯第一次对现代性的正反两面做出了最为全面、清晰的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是理性化。他发现，启蒙运动以后，在理性和科学的帮助下，人类实现了巨大的进步，而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的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动力，就是理性主义。但同时，理性主义也存在各种复杂的后果，对于有些问题，科学是无能为力的。

举个例子，假如现在有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只要把他送到医院，凭借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维持他的生命，但却无法根本好转，同时治疗还会耗费大量的金钱，拖垮他的家庭，你认为要不要去抢救他呢？医术高超的医生也回答不了，这是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

韦伯敏锐地察觉到理性化造成的缺憾与弊端：在个体生活领域，理性化让现代人的心灵生活失去了对传统信仰的可靠倚傍，甚至会陷入精神危机；在公共生活层面，理性化倾向于将社会政治秩序蜕变为“现代的牢笼”。这是现代性问题的两个重要维度。

“现代的牢笼”的命题指出，现代社会就像一条流水线，社会呈现出机器的属性，让整个社会高效地运转，公司以业绩甚至数据化的KPI来评价员工，人则被“非个人化”，被看作是机器的零件。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逐渐变成了一种商业的“供求关系”，比如人力资源、人才市场、人才的竞争力等概念，都潜藏着把人变成某种商品的意思。“现代的牢笼”一方面提供了现代优越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囚禁了人的灵性。

铁笼保护我们，但也束缚我们。这是我们现代生活的真相。

二、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与社会困境

韦伯揭示了现代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将现代性问题总结为人生难题和社会困境两个维度，第二章和第三章从这两个角度深入阐述，介绍了尼采、弗洛伊德、萨特，以及鲍曼、阿伦特、波普尔、哈耶克、伯林、马尔库塞等思想家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

“精神危机”或者“信仰危机”，是困扰现代人的一个大问题，表现为精神迷茫、情感困惑、丧文化、虚无感等现象。作者指出，我们需要人生信仰或人生理想来支撑生活的根本意义。信仰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总会在某个时刻与我们不期而遇，因为人在精神层面总会面对两个根本性的人生难题：死亡和贪欲。当我们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就会遇到死亡和贪欲这两大难题。宗教信仰是传统西方社会应对这种挑战的主要方式，是心灵的故乡，但是，经历了启蒙理性主义洗礼的现代人，不再盲从信仰，确立信仰在现代世界变得非常困难，那么许多达不到信仰的现代人就陷入了心灵无家可归的困境。比如尼采就宣告“上帝死了”，这样的后果很严重，人陷入了虚无主义。

近代的西方经历启蒙运动之后，现代人将自己视为自由平等的个体，原先社会秩序的等级结构瓦解了，政治权威必须解释其统治合法性的根本依据。霍布斯、卢梭、洛克等近代政治哲学家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在西方成为主导性的政治理论，解决了现代政治合法性的理性论证。到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出现了三种相互竞争的主要政体形式：苏联的社会主义、西欧与北美的资本主义民主，以及德国的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它们都具有突出的现代理性主义特征，是三种不同的现代性规划，但在社会政治实践中都出现了各自的困境和危机。本来洋溢着理性主义光芒、被寄予和平幸福厚望的20世纪，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纳粹的大屠杀、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冷战等大灾难。总结20世纪重大历史现象的教训，成为鲍曼、阿伦特等思想家的重要研究课题。比如鲍曼就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它只有在现代文明中才可能实现。（p120）哈耶克和波普尔都提醒我们要特别警惕对理性的夸大和滥用，人类真正的成熟，不是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而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三、思想家们未竟的难题

德国纳粹主义随着二战结束而覆灭，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大多数西方左翼人士放弃了对苏联模式的幻想，然而，似乎已成为西方现代性方案唯一选项同时也一直占据西方现代思想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却不断遭受新的挑战，始终面临着公共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尖锐质疑和批评。自由主义在应对现代世界产生的新问题时提出了哪些方案，是第四章要介绍的内容。作者把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桑德尔、沃尔泽、泰勒、哈贝纳斯7位思想家归入自由主义大家族，探讨了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思考和理解。

在尾声一章中，作者将讨论的时空推进到了1991年至今的后冷战时代，重点介绍了福山和亨廷顿两位思想人物的观点。在如何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这个问题上，这对师生提出了完全对立的观点：“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与这两种论述相对应的，是两种现实趋势：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也称“部落化”）。后者体现为排外、反移民和脱欧等现象。作者认为，福山和亨廷顿更深层的争论焦点其实是“制度”与“文化”之争：究竟是文化决定制度的还是制度改变文化？福山认为世界各国的制度会趋同，变得大同小异，而亨廷顿主张冲突不会结束，只是改变了类型，转变为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同文化之间会在制度选择上越来越相似吗？对此，我们还没有最终的确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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