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九月从部队复员到单位参加工作，分配在管理古籍书刊的部门，正好全国开展首次“古籍善本普查”，我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实践中，各方面知识增长许多，一般性工作基本能够胜任了。

当时我们部门人手并不很多，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如编写“全省人物志”，编写“全国气象志山西卷”，接待读者阅览，清理堆放积压的古籍，还有整理记录碑拓等等，大家各司其责，或身兼数职，都在默默无声地工作，却干的热火朝天。

一九八一年六月，部门负责整理碑帖拓片的夏宗禹老师突然生病，休息了。此时“古籍善本普查”工作进入尾声，部门领导于是分配我整理、抄写夏宗禹初步整理出的“碑帖拓片目录”。期间刘伟毅、刘锦宏等老师多有指教，这一整理就是几个月，我对金石碑拓有了基本的了解，掌握了一些基础知识，业务水平有所提高。同时也在接触实际过程中有了些想法。与同行、同好、友人薛津庄等谈论起这些现象，都有不同的心得，于是萌生了将这方面的感想写出来的念头。

薛津庄现在是藏品颇丰的收藏家，当时在金石方面造诣就比我深，修为比我高，一九九一年十月，经过商量，他先拟了个稿子，我进一步阐述。该文章写就后，参加了相关的学术会议，得到好评，并在界内杂志上刊登发表。

现在看来，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社会发展迅猛，但文中的基本观点和建议并没有过时。

回想起二0一六年十月，我和老克、节减、老姚自驾游川陕，在汉中博物馆，面对着大块大块截取下来的褒斜古道上的摩崖石刻（那里修水库被淹没），老姚的种种困顿，此文或可解惑一二。

现在就将该文稍加调整，叙述如下。

该文的标题是：浅谈我界（现在的代用词，原因你们知道的）关于石刻文字资料工作。

开始是一段“引子”，说明了石刻文字资料的重要性：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石刻文字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屡经沉浮终成宏大，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与艺术丰富的百科全书。

以兹为证，“每足补国史缺略，文献之遗佚”；以兹为学，“典雅秀逸，拙朴雄浑相合，纵肆平正，古峭奇谲并肩”。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及艺术等方面都要研究利用它，其不可估量的价值与有关研究，可称作中国的石刻文化。自宋代以来，它以独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成为一门独立的金石学，并以其辉煌的研究成果挺立于学术之林。

古人云：“吉金易散，碑碣长在，籍证而见闻之。”然而，毕竟沧海桑田，风雨剥泐，加之天灾人祸及当时条件所限，现在欲求千年古刻、百年精拓者几希矣。以山西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为例，清人编纂的《山西通志》，仅罗列了碑碣法帖1536通，另一部清人编纂的《山右石刻丛编》，也只收录了从北魏正光四年至元末十四个朝代八百四十余年间的720通碑碣墓志。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有大量的研究著作问世，且地不爱宝，古石刻时有发现，为研究我国及我省历史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翔实珍贵的史料。但综观全国，关于石刻资料的收藏，文物系统与我界系统各自为政，加之我界系统收藏重点在书刊，而疏忽石刻文字资料的收藏、保管与利用，耳闻目睹种种现象，时觉痛心疾首，深感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随着日月流失，碑文漫潵，拓本破碎，只能遗憾于后世。

为此，提出一些初浅看法，虽班门弄斧，狗尾续貂、妄自而百失其真，但能使吾界同仁悟其重要及价值，切实地加以重视、发护和利用，即聊以自慰了。

下面粗略述叙从秦到唐代石刻文字的源流及发展演变：

中国以文字纪事的石刻发展史，可以概括为：秦始、汉立、魏晋断禁，南北朝兴、唐代鼎盛，宋元明清源源不绝。

古人所传夏禹的《峋嵝碑》、周穆王的《坛山刻石》，现据研究表明，均属后人伪托，不足以证明夏商周时代即有石刻文字。

目前所能见到的时代最早的石刻拓本和实物，是秦国初期的《秦诅楚文》和《石鼓文》。前者为祀神文刻，后者是记事文刻，字体均为大篆，是籀书向篆书的演变过渡形态。其字上永承“秦公簋”金文之法乳，下开小篆之先河，“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文婉润焉”，处处显现出秦王朝那种强悍兀傲的霸主气度，冠绝古今。

《诅楚文》于北宋初年出土，南宋末即佚，传世仅存翻刻拓本，因此，保存至今的《石鼓文》尤显珍贵，人称“石刻之祖”。石鼓的形状是象鼓形的圆石，而《诅楚文》则不知是何形状。

以碑版形式立于世者始于秦始皇，他统一六国以后，曾多次巡视全国，立石刻，颂秦德。据载，即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芝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七种。字体为李斯小篆，“斫雕为朴，破觚为圆”，奠后人学书之基石。所记事则开后世“颂碑”之滥觞。存至今者仅《琅琊刻石》和《泰山刻石》残片，其余诸石均已泯灭无存，所传翻刻徒具其形，神意两失耳。从形制上看，《琅琊刻石》为圭形，三面刻字；《泰山刻石》呈扁圆，四周刻字。可以看出，这两种碑形实为汉直至后世所流行的“圭形碑”和“圆首碑”之始端。

西汉时期，刻石纪事之风冷落。遗存至今的石刻多为营造所用石料，也出现有神道阙铭，文字均不多，仅简洁地刻写记录时间、地点，事因。而到了东汉时期，石刻全面复兴，尤其在熹平与光和年间，由国家刻制的《熹平石经》是汉代刻石立碑全盛时期的代表。该时期神道阙铭仍然是重要的部分，主要记载祠庙或陵墓为谁人或祭祀谁，其中以河南嵩山汉代三阙，即太室阙、少室阙和启母阙为代表作。此外，墓碑为数很多，其中《赵宽碑》、《曾全碑》等为其代表。祠庙碑为数亦不少，其中集存于孔庙的《礼器碑》、《乙瑛碑》等为碑拓中的普及本。另外一个组成部分是开山治水等营修大工程的记载，因它们大多刻在山崖上，故称“摩崖”，著名的有《开通褒斜道碑》、《石门颂》、《郙阁颂》、《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亦称《李翕颂》、《黄龙碑》）等，其中《褒斜道碑》面积最大，宇体最为古朴雄放。

以内容看，颂德多，铭功少，是汉代石刻的一个特点。

曹魏武帝以天下凋敝而禁立碑，所以，该时期的石刻至今发现不多。但是，仅有的几通俱高大字多，与汉碑矮小朴素不同，其中《么卿将军上尊号奏》、《受禅表》，字形方正刚健，已与汉碑隶字明显不同，是魏隶或叫魏碑体的典范。

晋武帝以碑表私美，兴长虚伪，一禁断之，故晋代碑刻很少见，现存或发现者寥寥。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碑刻也很少，目前仅存的十几通中，梁代的《始兴忠武王萧憺墓碑》是正楷，可谓书法史上的里程碑。

北朝则不同，皇帝喜好刻石纪功，也鼓励人民刻石，留至现今有大量石刻。其中《兰陵王高肃碑》字大雄健，堪称北朝石刻第一品。

此外，《皇帝吊比干文》、《华山神庙碑》等都以雕刻工细，文字优美可列上乘，还有《郑文公碑》、《张猛龙碑》等也是著名的碑版。

东汉时产生的墓志，到北朝时兴盛起来，它们深埋于地下，一般不为世人所知。清道光年开始，尤其是解放后考古工作的发展，墓志大量出土，因其书法文章均很工妙，出土时基本无残缺，为历史及书法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魏晋南北朝时，石刻字体有了从隶书到楷书的变化，其中北魏体为正宗，古朴庄重，是初变的楷书，到了北齐，出现了以魏隶的方笔来写楷书的妩媚秀逸的北齐体。

唐代石刻随着文学艺术的繁荣，也进入了繁荣时期，石刻遍及全国。该时期石刻主体是碑，主要是陵墓碑和祠庙碑，碑版已发展到两米以上，碑额之上再有华盖，碑座越来越高大精工，上乘之作相当之多。

从书法看，正楷是正宗，此外，行书、隶书、篆书亦各显其姿。从唐代书法家的字迹上，可以看出各自笔法的渊源，如褚遂良等人的楷书，被认为是继承北魏隶楷的唐楷；虞世南等人的楷书则源于南齐；两者区别于笔势的刚柔、波磔的方圆。盛唐后，这种区别逐渐融合，又因笔划结构的肥瘦，有了颜体、柳体之别；而薛稷的柳体的瘦劲则演变为北宋徽宗的瘦金体。太宗李世民喜行草，师尊王羲之，所书碑版著名者如太原的《晋祠铭》；玄宗李隆基上承汉隶，书碑著名者如浮山的《天圣宫纪圣铭》；李阳冰自称得李斯真传，写过著名的篆字碑如《缙云县城隍庙记》。

墓志也是唐代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初盛唐时期的墓志较高大精工，字迹精美，如欧阳通写的《泉男生墓志》，被称为唐墓志中的极品。中唐后，出现了数量不少的小墓志，高宽不过三、四十厘米，字法文体多粗制滥造。此外、还有数量极大的一批各类石刻，如塔铭、经幢、摩崖、造像等等。总之，唐代我国各类石刻形制已基本定型，文体成熟，书法已形成流派，蔚为大观。

后世各代虽源源不绝，遗存亦很多，但无论从形制、体例、书法、刻工等方面来看，基本没有超过唐代者。

接下来文章阐述了石刻文字的重要价值：

石刻文字的重要性在于不但记述古代人物的业绩，关键在于还留有许多历史和社会史料。清胡聘之在《山右石刻丛编》中云，石刻之于后世作用有八，“一为地域，二为戎备，三为官制，四为物产，五为水利，六为盐法，七为封置，八为故实，”我们认为此说较全面。概括地看，主要在历史、语言文字和艺术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作用。

这里主要仅以汉代石刻为例概括简述。

(一)、对历史的补充和纠正

《犀浦东汉簿书残碑》，记录着一个乡镇地主的土地、房产、奴婢、牲畜的数量及价格。通过这块碑，令人吃惊地看到该镇几乎户户都有奴碑，而且奴碑与牲畜一样都标有价格。据此可知，直到东汉时期仍有大量奴隶存在的史实及他们与牲畜一样的社会地位，比史书的记载更加具体深刻。

又如反映边疆战争的《裴岺碑》，记载了敦煌太守裴岺（闻喜人）以郡兵三千人抗击匈奴入侵，诛呼衍王，弥除河西四郡兵祸等事件。但史书不载此事，赖有此碑以补史阙。

再如《赵宽碑》，详细记载了赵宽家世十代之多，因出诸私家谱牒，所载人名、官位等，而较史籍更为正确详细，多可补校两《汉书》之缺谬。

又再如《乙瑛碑》载：“谨问太常祠曹掾冯牟，史郭玄云云”，太常官属中尚有祠曹掾史之职，足可补证《汉书·百官志》失载，同时，该碑文章为我们留存了汉代文书的体裁和格式。

至于纠正史籍中人名错误，其例更多，如《后汉书·孔融传》中把其父写为孔伷，汉《孔宙碑》云：“君讳宙，字季将，孔子十九世孙也。”足证孔融之父乃孔宙，而孔伷为另一人。

大家熟知的侠士聂政，《史记》记载他刺杀韩相侠累，但从《武梁祠画像石》所绘和题字看，聂政刺杀的是韩王，与正史不同又可补史。

(二)、研究语言文字学的重要资料

秦始皇统一天下，改革文字以小篆推行于中国，并产生了更简单可以速写的隶书，这是文字的一大革命，是从字体到书体逐渐丰富的改革。汉代上承隶书、下开真楷之先河，汉代碑刻是汉人真迹，它们与秦文字异同，古音古意，假借通转，足以为文字考证提供宝贵的资料。故自宋洪适《隶释》、《隶续》以来，凡金石学家与文字学家往往以汉碑为研究和引用之主要依据。至清一代小学大盛，王念孙《汉隶拾遗》，在汉隶方面结合汉石刻考订尤多丰获，兹列举几例：

(1)、作为地名的“杨州”，后人却沿袭写作“扬州”。王氏据《曹全碑》中“兖豫荆杨”之“杨”从“木”，又引诸其他汉碑，认为“杨”字从“木”不从“手”，而证后人之妄改。

(2)、汉碑中有的文字保存了古代文字的本义，有些字的本义现已失佚。如《耿勋碑》中“开仑振澹”的“振”字，为现代赈济之“赈”的本义，而“赈”则是假借字。汉碑中其他假借字还很多，如以“殷”为“隐”，以“麋”为“眉”，以“挛”为“恋”，以“士仁”为“士人”，以“声香”为“馨香”等等。

(3)、汉碑中还保存了一些籀文，如《鲜于璜碑》中“娥娥厥额”的“额”乃“颂”字之籀文，“颂”者“容”也，有人释为“额”者，乃不识古之本义，文理不通。

(4)、汉碑中的韵文保存了汉代古韵，段玉裁《音韵随时代迁移说》称：“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汉武帝后洎汉末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所以从汉碑考证汉以前的韵文较为可信。

(三)、学习书法艺术的楷模

钱泳在《书学》中说：“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清朱彝尊将汉隶分为三大风格：即方整、流丽、奇古。艺术特点可概括为八点：①典雅类，其代表有《华山庙碑》、《史晨碑》等；②秀逸类，其代表有《礼器碑》、《曹全碑》等；③拙朴类，其代表有《张迁碑》、《衡方碑》等；④雄浑类，其代表有《西狭颂》、《郙阁颂》等；⑤纵肆类，其代表有《石门颂》等；⑥平正类，其代表有《熹平石经》等；⑦古峭类，其代表有《裴岺碑》、《褒斜道》等；@奇谲类，其代表碑刻有《夏承碑》及运城前些年出土的《建宁元年残石》等。

总体上看，汉石刻的篆文亦称汉篆，已不同于秦篆。但汉石刻的主要字体仍为隶书，而汉碑中的隶书则千姿百态。

南北朝的书法，是由隶书过渡到楷书的时期，但该时期的书体亦大不同，如苻秦的《广武将军碑》、晋代《爨宝子碑》、北魏的《华岳颂》、《张猛龙碑》、东魏的《高长恭碑》等，字体各不相同，可以看出是由不同隶书演变而成的。

这些不同的早期楷书，则又影响唐代楷书，故唐人楷书如前所述亦风格迥然。

下面一段文字是针对我界开展石刻资料工作的几个问题有感而发的：

我国历代石刻资料种类繁多，效量庞大，内容丰富，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无庸置言，石刻资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我界在保存、管理石刻资料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只有经过加工整理，石刻资料才能有目的系统地向社会、向读者提供和揭示这些有价值的珍贵资料，才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不能不承认的是：时至今日，我界精研斯道者日少，且对石刻资料的关注更是微乎其微，更谈不上重视。在其收藏、管理和利用上存在着许多混乱的状况，大致可归为：1、其收不能穷搜博罗、甄采臻纠，做不到广泛收藏，更谈不上主动征集；2、其所收不能考索之精，比勘同异，在鉴定版别方面的工作很不细致；3、对其所收形制、体例、分类、著录不清，校订不明，多有舛讹，仅宥于或逊于古代金石学家的水准；4、其管理、利用重书轻碑，故所藏长期遭到冷落，或多或少作为包袱，任其闲置，而得不到充分利用，更无从谈餍后学之殷求。更有甚者，珍贵石刻文字，屡屡不翼而飞而不自知。

这里仅以某单位石刻资料工作试举几例：

该单位曾藏有一册经折装碑拓，上下楠木护套，在护套上有朱墨笔迹题词，内容有“以多少纹银购得”（翻阅时我根本不懂碑拓，故没记住该碑拓题名和朱题具体内容），但碑拓用纹银购买，震惊了我，印象颇深。可是，五六年后再进库却找不到了。

该单位藏有唐李世民《晋祠铭并序碑》帖数种，在整理时，只将清乾隆三十七年杨堉重刻碑版拓本编存，而将原碑拓本弃之不收。且不论原碑拓本即有明拓、清拓、后拓之分，而明拓第二行“是知功佯”之“佯”字，第三行“为躬丽高”四字俱在，后拓者皆因碑石剥落，以上诸字俱泐。单就清碑拓本较原碑拓本显得清晰，而摈弃原碑拓本的作法，就实在令人涕笑皆非。

再如唐魏征奉勅所撰，欧阳询书丹的《九成宫醴泉铭碑》拓片，该单位工作人员将明刘墉所藏之明中叶拓本弃之不收，而编收后人摹刻之拓片。

此种事例不仅该单位尚多，据了解，其他图书馆亦更不少，恕不一一例举。古人云，多看才能多识，多识才能精研。上述不该发生的例子除说明整理者有关石刻资料方面的学识有限外，我界迄今无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收藏标准、著录条例、分类体例，不能不算作重要的原因。

八十年代曾听说“全国善本书总目”编纂完毕后即进行“全国碑拓总目”的编纂工作，时至今日不闻有任何动静，可见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由上而下的重视程度。

时不我待，必须重视石刻资料的收藏、管理工作，必须尽早地切实地认真开展这方面工作。

为了我界更好地开展这方面工作，现将我们的一些想法简要罗列如下：

第一、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石刻文字资料，明确我界的收藏对象是什么。

一般认为：碑即碑版，凡是刻有文字的石头俱称碑；碑帖即是石刻文字资料。我们认为此说不够全面。事实上，在汉魏时代，人们对于纪念过去的人物、现实和神话传说中人物的石刻称作“碑”，所谓：“碑，所以悲往事也。”“碑者，悲也。”而其他记载事物的石刻一般不称作“碑”，且后世石刻发展有很多种类，如碣、墓志、摩崖、阙、塔铭、经幢、进像、题记、柱础、石砚等等，将这些石刻种类统统称作“碑”，很难反映出事物的客观全貌。

比如，以汉石刻为例：山东曲阜所存鲁灵光殿的阶石，一侧刻有“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阶”；山西出土的营造石料刻有“河平二年左元异”，记载着用料顺序和石工姓名，这

些刻石的字体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俗字，是反映西汉石刻的重要资料，称之为“碑”，实在勉强。

所以，我们认为，石刻文字资料中“石刻”的概念为：凡在无论经过加工或未加工的石材上刻有文字或图像，以反映史实、人物传记等，以求长久保存、流传的应称为“石刻”；它的内容包括反映王朝建国、典章制度、封疆立界、记录功绩、社会治乱、欠丰灾瑞、祭祀神灵、宗庙立主、重要文献、世族谱系、颂德追悼、题詠题名、医方书目、天文气象、治水开路、买地立界、释道经文、经史诗文、扬善惩恶、书法丹青等；它包括碑版、碣石、摩崖、墓志、墓券、神道阙铭(神道碑)、塔铭、经幢、造像、题记、柱础、井栏、石砚等。

石刻文字资料的载体为纸质，其最终状态为拓片。石刻拓片的慨念为：凡用纸墨或其他颜料从石刻或仿石刻形制的其他材质上打印下来的文本。纸被墨或其他色料染成黑色或其他颜色，字迹处为纸色。

不言而喻，拓片也有从其他器物上打印下来的，如金文拓片、钱币拓片、铜镜拓片、瓦当拓片等，但此篇谈石刻文字资料，故拓片亦专指石刻拓片。

我界的收藏对象就石刻文字资料而言，应为石刻拓片。需要整理、保管、利用的主要也是拓片。

拓片名类繁多，在此仅举几例：按时代分，有宋拓、元拓、明拓、清拓等；按拓片材质及拓法分，有乌衣拓、蝉衣拓、浓墨拓、浅墨拓、色拓本、硃拓本、隔麻拓本、夹纱拓本、填拓本、蜡拓本、颖拓、嵌蜡填补等；按地域分，有陕拓本、滇拓本、晋拓本、闽拓本及朝鲜拓本等；按拓工姓氏分，有李墨本、潘墨本、车拓本等等，具休内容在此不赘，他篇再论。

作为我界，当前不仅应当整理已收藏的拓片，还应当主动征集流散于民间的拓片。另外，要随时注意考古工行进展情况，及时与文物部门联系，尽可能地将本地域内新近出土的石刻拓片收集起来。再有，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本地域遗存的石刻，着专人偕同技术人员有目的地系统地拓印，以达到抢救保存石刻资料的目的。

山西有位退休的老干部，原宣传部长刘舒侠老先生，退休后几乎以个人之力，用少量经费，足迹踏遍全省，拓印了许多石刻，发现了许多珍贵的石刻资料，并抢救了不少频于湮毁的石刻；同时还进行学术研究，已有不少著作问世，港台及国外的出版商争相索购其版权。但他的精力毕竟有限，不可能较全面地搜集到石刻文字资料。这个例子给我们以启迪；如果图书馆界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这项工作，一定会硕果累累。

第二、详尽著录拓片，科学地、全面地反映石刻文字资料的全貌。

所谓详尽著录，即应详细注明拓片所本石刻是哪类，具体形制、尺寸、字数、行数等等，拓片是何时所拓、拓种、拓工等等。如碑版，应对碑额、碑面、碑阴、碑侧、碑座的文字状况全面著录，并应注明碑的形制、具体尺寸、文字行数、现存情况等。如碣石，除著录上述有关内容外，还应对石料的外形进行著录，否则，就会像《诅楚文》石刻那样，苏东坡等人都看到过原石刻，且有内容记载和拓本，却因当时未记录其形制，此石亡佚后，迄今人们不知其形状。

关于拓片著录的具体问题，宥于篇幅，以后专文再谈。

第三、根据有关分类法，科学地分类编目，使馆藏拓片资料有目可循，一索即得。

关于拓片的分类问题，我们的一些看法，另文再谈。

需要提出的是：我界关于拓片的分类，也应突破前人的局限，按科学体系区分，这对很好地揭示拓片无疑会事半功倍。

第四、切实注意现存拓片的保存管理问题。有人曾提出，为了保存拓片，应当将拓片剪裁托裱成册(或经折装或线装)。这是一种极短视的行为！古人确有剪裱拓片的实例，各单位也收藏有这种册本，但应考虑古人之所以如此，一是条件有限不便保存，二是收藏者只重书法而不顾及其它。而作为现代吾界的馆藏拓片，应尽可能地反映拓片所本的石刻全貌，借以反映该时代的工艺水平等，如剪裱成册，貌似方便保存，却使拓片失去了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简直脱不出古代私藏者的局限！

应当有计划地将拓片按其本来面貌或托或裱，并以盒或函装以保存，这样既便于排架，也便于查寻，同时也保存了全貌。此外对一些名贵的或巨大的拓片，除上述保存措施外，还应进行拍照等措施，特殊情况除外，一般以照片或幻灯或缩微复制品（或数字化产品）进行阅览外借，以利保存。

第五、为更好地进行收集、整理、著录、分类工作，我界应有计划地培训有关人员，先以普及知识为主，既而进行提高业务水平的培训，否则，既便有财力物力，而无必需的人才，此项工作亦无法很好地展开。前例所举之“笑话”还会接踵发生。

因篇幅问题，以上仅仅罗列了一些看法，未尽之言，他篇再谈。

这项工作亦很迫切，望有关人士能下决心，其功莫大焉!

全文完。

——我后来尽量做了几点：委托有责任心、有能力的县级单位在本县境域内尽可能地拓印博物馆之外的碑碣石刻，验收合格后，由单位出资收购保管。同时关于石刻资料的保管、著录、利用等方面规定了一系列办法和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