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二零年端午

端午刚刚过去，但是北京的夏天早已经到来。在这里的第七年，早已经习惯了漫长而燥热的夏天，又异常想念胶东半岛的凉爽和温润。

大学毕业的那年冬天，我凭着一股冲劲儿，向公司提出转岗申请。给老妈打电话，告诉她我要去北京闯一闯，并向老妈借了一万元。打包好所有东西寄到同事在北京租的房子，拉着一个行李箱，几件换洗衣服，就搭上了青岛通往北京的列车。

公司北京总部旁边的锦江之星400元一天，在不了解北京如何租房的情况下，我不能贸贸然把钱花在住宿上，于是乎我在闺蜜父亲的分公司办事处委身了一周。周一早晨坐公交去公司，迟到了半个小时，新人迟到真的是大写的尴尬。那时地铁14号线十里河还没通车，到酒仙桥坐地铁经过国贸，鞋跟一次又一次被踩掉，映着头皮往地铁上挤。每天2个多小时的通勤真的难熬，下班以后赶紧去看房子，看着手里的预算，在酒仙桥转了几个街坊之后，短租下了一个全南没有客厅的2居室，租期只有4个月，贵在便宜，每月4000元，我出1900元。好在和我一块租房的是从成都转岗的同事，她住主卧出大头。一万元交完押金和房租，剩下点钱去市场买了锅碗瓢盆和洗漱用具。接下来要节衣缩食挣后面的房租了，还要尽快把老妈的钱还上。

那个冬天是我在北京最冷的一个冬天，房子的暖气和下水都有问题，主次卧的灯泡和灯管以及马桶圈相继坏掉。房东只会在收房租的时候出现，其他时候找她比登天还难。那是我开始对北京土著开始有意见的一年，也是后面我各种投诉快递，投诉市政12345的开始，但是这些看起来都没有什么用，什么都不会因为我一个人的不满而改变。

转眼之间，过完了农历春节。短短几个月，我们的组织架构也就是人事任免经历了翻天的巨变。我还是那个干活的大头兵，这个时候就算非常不舍原来的领导，也只能拥抱变化。新领导对我也很看重，但对我不信任，渴望成长的、羽翼未丰的我也想学着别人跳槽。每一个决定背后，都有着不可预测的多种可能。一个并非偶然的机会，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大厂的offer，还是原来我熟悉的业务，我决定拿出120%的能力和精力来回报这个机会和薪酬。事实证明我错了，短短3月项目出于客观原因被叫停了。我无所事事地呆了几个月，心态上就认为被坑了，处于一种消极怠工的状态，随便找了个创业团队就提离职了。

我从来都没有假如我当时不离开，后面会不会走得更高，因为我知道一切都因为我的不圆滑。我的棱角让我在每一个机遇和挑战面前，都冲动地与机会失之交臂，把自己陷入到矛盾和痛苦之中。公司并不缺少我这样的人，有些团队需要的是服从，有的需要演戏，有的是配合，有的是活跃氛围，有的是提倡发挥和创造，或者在一个团队当中每个角色都不可或缺。

七年前，我怀着一份高傲的姿态，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希望在北京的某家公司成为耀眼的明星，成为大家都羡慕的高收入美女，不需要依靠男人就可以为自己挣下房子和名车，婚姻和孩子对我来说都不那么重要。七年后，我成为了全职妈妈，围绕着柴米油盐老公孩子，在人群中那么平凡而普通，同时岁月在我脸上和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就是这样我还想生个二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总是遥不可及，但是作为自己人生的掌舵者，总会在各种困难和挫折面前选择一条相对容易的路，比如婚姻，它总会让人停靠和休息，温暖和滋润疲惫的身体和灵魂。

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他能走多远。当时间回到2016年，那一年所有的美好和糟糕都同时发生在我身上。

过完农历春节返回北京，通过公司的活动认识了我先生。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和朋友群体出游以后，决定在一起。很快，他在遥远的五环外买了一个大开间，交房后他邀请我一块入住。从那以后，我在北京有了家，有了爱我的和我爱的人。也就是在那年夏天，我确诊了一种叫做血小板减少症的慢性病。我一度以为我就快死了，或者年轻的我终将死在这个病上。所以在没有病发之前，我在午夜肆意地挥霍和掏空身体，吃一切喜欢吃的东西，用熬夜，酒精和辛辣来麻痹自己。

那个时候我只能看到我自己，在每个困难的阶段我都只能看到我自己的感受，根本无暇顾及他人。过去的几年，我病发两次，病程从3个月到半年，每天都小心翼翼地害怕脑出血。

这世界对所有人和物都不尽公平，但我总会去动态地调节自己的期望值。虽然上天没有给我一个好脾气、好身体，但给了我一段美满的婚姻和家庭。就算没有一份好的事业支撑我，但我的经济和消费并没有受影响，只是不能去奢求大牌加身而已。

在最难的时候，有婆婆帮衬，她用全身心在帮忙照看孩子的生活起居。虽然总会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上磕磕绊绊，但总是她忍让和包容我多一些。老公从一个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宝宝，变身一个家务三包，独立带娃的强手。在公司，他是独当一面的中层管理者，收入也足够房贷车贷和日常开销。在这样的疫情之下，我对生活总是非常乐观的。

现在的我，能看到的就是我这个小家，如何能在未来十年之中顺利平稳的度过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