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十二年，一个中年人在久不得志的抑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三岁。

司马迁特别把他和屈原写在《史记》同一个列传之中，但记载的事迹寥寥，几笔简述了他被推荐、被排挤，最终死去，对他所作议论贡献也只有简单数语，倒是花了几倍的笔墨抄录了他感怀身世、抒发怀才不遇之情的两篇辞赋。

到班固时，似乎觉得司马迁对此人一生建树叙述不够周到详尽，于是在几乎全文抄取史记传记的基础上，加上了此人所作的几篇政论，目的可能是想要告诉后人，这几篇政论关系重大、意义非凡。

然而不把此人放在时代背景中考量，终究无法解释为何几篇文章，分量就能如此之重；也无法阐明，他之不得志，乃是政治力量作用下不可抗拒的必然命运。

这个人，自然就是贾谊。

一、文帝即位后的政治格局

贾谊是作为知识渊博之人被推荐给汉文帝的，推荐他的人叫吴公。

是时，汉帝国刚刚经历过一波足以动摇国基的动乱。如前所述，吕后驾崩，她一心组建刘吕同盟维护惠帝嫡系的计划被内外两股势力破坏，内部反水的是她信赖的刘氏子孙刘章、刘兴居，他们决定奉齐王为帝；外部发起政变的，则是陈平、周勃等高祖时期的功臣集团，他们在吕后晚期逐渐被排挤在权力中心之外。这两波人尽管在奉谁为帝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但诛杀当权的吕氏外戚，掌握更大权力的欲望是一致的，于是一拍即合，不仅成功族灭了吕氏，还把惠帝留下的后代全部剿杀。

政变之后，代王刘恒作为几大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意外地入主宫中、成为天子。

他被挑中，是因为被认为实力最弱，最容易被控制。

但显然文帝自己并不甘愿做傀儡帝王，他不仅要暗暗地斗争，且铁了心要胜利。

当务之急，就是在中央逐渐逐渐组建自己的亲信班子。

吴公就是在这时，被汉文帝从河南守的位置直接调到京城，担任司法刑罚的最高长官。吴公是一名专业人才，不仅是秦丞相李斯的同乡，还是李斯的弟子。他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实绩，他治理地方的绩效考核曾列全国第一。（注①：《汉书 贾谊传》：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

而吴公到了中央，得到文帝的青睐之后，顺便就把自己在河南时就十分中意的才子贾谊推荐给了文帝，称贾谊学识非常渊博。（注②：《汉书 贾谊传》：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秦始皇时，曾颁布“挟书令”，民间不得私藏和私相传授《诗经》、诸子百家等书。比如刘邦亲弟弟，楚王刘交年幼时非常爱读书，拜于荀子学生浮丘伯门下学习《诗经》。秦“挟书令”颁布后，刘交不得不中断学业，内心非常遗憾，所以很多年以后还派儿子去继续向浮丘伯学诗。汉兴以来，萧何制定的法律基本以秦律为蓝本，因此“挟书令”也被继承了，直到汉惠帝四年的时候才真正废除。废除“挟书令”的那年，贾谊九岁。一个政策的改变，给了他“通诸子百家书”的条件，从而造就了这名奇才。另一点要说明的是：当时学诸子百家书者，也并非门派有别、泾渭分明，往往是博学百家，从中学吏治、学实务。

贾谊正因为博学善对，而被汉文帝征召为博士。

汉文帝接受的帝国，是一个虚弱恢复中的王朝，经历了秦末战争、楚汉战争、吕后母子争端、功臣诛吕之乱等等，仿佛一个久病多病之体，令良医也难以为治。

汉文帝需要解决的难题包括而不限于：民力不足，基础物质生产能力低下；法律过于严苛，伤民太甚；诸侯王坐大，对朝廷形成反制；功臣集团居功自傲，存在威胁；匈奴虎视眈眈，放马窥边等等。

每次当汉文帝头疼这些事情，令诸博士讨论对策时，都无法从这些老先生那里得到想要的答案。（注③：《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

这是一句很值得深味的话。老先生们真的答不上来吗，其实未必。只是因为诛吕之变、文帝即位初期的政治形势太严峻、问题太复杂，不好说罢了。得罪皇帝和得罪强权的功臣，都不是好惹的，这些人精只好支支吾吾、装傻充愣。

这就是文帝所面对的真实困境：没人敢说话，说话的未必是真话。

幸好，有年少孤傲、锋芒毕露的贾谊在。

二、对功臣集团的打击

文帝和贾谊这对君臣，很快就联手展开了对功臣集团的打压。

文帝二年的十月，根据汉初十月是岁首的习俗，这是一年刚开头的时候。去年的一年，文帝扮成一头温顺的绵羊，刚刚把即位之前承诺诸侯王和功臣们的条件一一兑现，把狮子老虎们的毛一一捋顺安抚好。这时，他迫不及待拉开了意欲扭转形势的反攻序幕，发出了著名的“遣列侯之国”诏。

诏令的行文看上去平淡无奇，说的是：汉初，被封为列侯的功臣大多数都在京城定居，他们所封的侯国却远在百里、千里之外。这样就带来两个不方便，一者，从侯国产生的赋税，要从远方运到京城送给他们，难免耗费大量的民力；二者，封侯之后，他们本来承担着教育侯国子民的义务，这样远隔千里，难以施行教化。因此颁布这条诏令，就是希望列侯们全部离开京城，回到自己所封的侯国，在当地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如果列侯有在中央政府和京城担任职务，确实不能回去的，就把列侯太子送去。（注④：《史记·孝文本纪》：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岁，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驩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这封诏令，看上去似乎全是为民着想、为列侯功臣着想，让局外人不得不感叹天子的温暖关怀。而其背后，则当然又有文帝另一番计算。

文帝上台，直接原因是诛吕之变。而这场内乱之所以能成功，吕氏之所以不堪一击，很大原因是各种利益集团被联合起来了。比如谋臣陈平、武将周勃本来并不交善，却在政变时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并且是幕后首脑。再如，灌婴、郦寄、审食其等人明显和吕氏关系密切，而朱虚侯刘章更是吕禄女婿，这些人本不会和反吕派平白无故走到一起，除了共同对利益的追逐，还因为有辩士陆贾从中斡旋联络，终于促成了不同集团的集体发难。

尽管文帝自己也是政变的受益者，但总是越想越害怕，越想越不安。在他看来，任由这些倚老卖老的功臣们自由在京城互相抱团交会、结党营私，难保不再次腋下生变。上次是诛吕和诛少帝，下次会不会诛杀的对象就是他呢？

因此，这才是发出“遣列侯之国诏”的真实目的。必须让他们回侯国，各自分散，再也不能形成集结的力量。

除了让他们分头回国，文帝同时还有另一项配套政策：侯国迁移。即假如这个侯国，原先领土就在诸侯王的疆域内，这次就换个地方，移到汉朝廷直辖的郡中去。

这条政策的目的也很明显，减少功臣列侯和诸侯王的联络交通。

这两条政策既有强烈的针对性，表面功夫又都掩饰得很到位。而它们的提出者，就是贾谊。（注⑤：《汉书·贾谊传》：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

贾谊的计策虽然很好，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条诏令发出后，遭到了列侯们一致的虚与委蛇。这些老狐狸心里跟明镜似的，皇帝陛下您表面说得好听，肚子里不就是要赶我们走吗。于是找年老、生病等各种理由推辞，总之就是赖在长安，死都不肯出发。

当然，文帝也不是轻易认输的主儿。怎么让他们乖乖就范呢，他思来想去，眼光瞄准了一个人：周勃。

据唐代学者颜师古对《汉书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注释，刘邦在开国之初，曾分封了十八位功臣列侯，排名为：萧何、曹参、张敖、周勃、樊哙、郦商、奚涓、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王陵、陈武、王吸、薛欧、周昌、丁复、虫达。

到诛吕时，周勃成为了活着的第一号人物，这就是为什么陈平首先要和他交好的原因。源于周勃的战功和沛县元老身份，威望和号召力在群臣中是最高的。在整个政变过程中，周勃就是陈平推出去的出头椽子，至少在文帝眼里，周勃的功劳也是最高的。但事变之后，这种威望、这种号召力、这种在动乱里建立的功劳，性质就都变了，全部变成了对文帝的威胁。

“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既然列侯们纷纷找理由不肯回封国，那就杀鸡儆猴，先打击你们的核心人物。

其实严格来说，文帝对周勃的打击并非现在才开始，而是从平时就着手一点一点消磨周勃的斗志和尊严。

文帝刚即位时，周勃因为诛吕和拥立功大，平时出入，态度傲慢，非常自得。文帝也有意先降低自己身份，纵容他的不礼，甚至在退朝时，都毕恭毕敬目送他离开。但在逐渐稳固局势后，文帝的态度就愈发威严起来，而周勃的气势却相形见绌，对这名年轻天子愈发畏惧。（注⑥：《资治通鉴13卷· 汉纪五》：绛侯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

更有一次，文帝借问政来敲打周勃。他问：“丞相，大汉一年大约要处理多少案件？”

周勃在乡间时，本就是一名手工劳动者，兼职在丧礼上吹箫。起兵反秦之后，也只治用兵作战，对于治理国家其实毫不在行。一听文帝此问，心中一慌，摇头表示不知。

文帝自然知道周勃是什么水平，要的就是你不知道。于是不依不饶继续问道：“那朝廷一年的赋税收入大约有多少呢？”

周勃又摇头，紧张得汗流浃背。

文帝心中暗喜，于是扭过头又问陈平：“陈丞相，你来说一说呢？”

陈平不慌不忙答道：“这两件事都有人主管。”

文帝道：“是谁主管？”

陈平道：“如果要知道刑狱的事情，可以问廷尉；如果要了解国家赋税，可以问治粟內史。”

文帝问道：“既然每件事都有人主管了，那丞相又管什么呢？”

陈平道：“丞相一职，上该帮助天子明晓四时之变，下该帮助天下万物各得其宜；外该镇抚四夷诸侯，内该亲附百姓，管理大臣，让他们尽忠其职。”

陈平的意思是，丞相是辅佐天子料理臣民，管理政府系统正常运转的，这个职务自己不一定要具体管业务，但要让每个岗位上的人尽忠职守。

文帝听了拍手叫好。他越是称赞，周勃在旁边越是如坐针毡，感觉到自己才不配位、尸位素餐。

等从文帝那里出来，周勃忍不住责怪陈平道：“你平时怎么不教教我怎么应对啊！”（注⑦：《资治通鉴13卷· 汉纪五》：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

周勃说话的内容和口气，充分显示出他的憨直。

他当然猜不到，文帝和陈平要的就是他无法应对。（注⑧：作者按：陈平虽然是诛吕之变的实际首脑，但在文帝即位后，为求自保，一直有意将周勃推到政变首功的位置。）

此事过了没多久，就有人趁热打铁，劝周勃道：“君威名震慑天下，功高无人能比，如果在权位上时间一长，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

周勃经历上次问政事件，自知才能不如陈平，于是主动提出年老多病，请求辞职。文帝顺手推舟，让陈平一人专任宰相。从孝惠帝和吕后同执政时期一分为二的左右丞相，至此重新合二为一。

如果事情照此发展下去，周勃也许可以安然地避免后面的敲打，但天不遂人愿，半年之后，陈平却在任上病死了。周勃因此凭无人能比的功劳和威望再次担任丞相，也就难以逃脱再次成为文帝主要打击目标的命运。

文帝三年，朝廷再次下诏，这次是直接说给周勃听的，称：去年我让大家离开京城，回到自己封国去，大家各种推辞拖延。丞相你是我一向敬重和信赖的，这次给大家带个头先走吧。

周勃重新为相才一年，又被解除职务，从长安首先被赶回了所封的侯国绛县。

而文帝对周勃的打击还远没有停止。

绛县在河东郡境内，周勃回去之后，也自知不容于文帝朝，每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次河东郡守下县，周勃都生怕是文帝派来杀他的，次次都要穿着厚厚的盔甲，令家人手持兵器，才敢见郡守。

不久，又有人秘密上书告周勃意欲谋反，文帝让廷尉审理此事，此时的廷尉，正是文帝当初亲自选拔、并推荐贾谊入朝的吴公。

周勃被立刻逮捕，关进长安大牢，受尽凌辱。周勃不得不买通狱吏，又凭儿子是文帝女婿的关系，希望公主可以在文帝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甚至想办法疏通文帝舅舅薄昭，希望他可以去薄太后面前为自己求情。

薄太后最终决定了周勃的生死，可能她也觉得儿子做得略微过分了一点，周勃虽然是个粗人，不识大体，但好歹也有拥立大功。薄太后颇有些生气地责怪文帝：“绛侯当初手握皇帝玉玺，统兵北军的时候不谋反，现在和家人蜗居在一个小县，倒要造反了？”

文帝自知理亏，这才释放周勃，允许他回到绛县并恢复他的爵位。

经历前前后后，种种打击的周勃此时已心力交瘁，毫无自尊，忍不住仰天长叹道：“我曾领兵百万，威风八面，今天才知道还不如一个小小狱吏的尊贵。”

狱吏当然并不尊贵，尊贵的是刻意要治你的皇帝旨意。

如此，曾一人之下、威名赫赫的开国元勋，终于被当初并不放在眼里、初出茅庐的年轻天子彻底击溃，周勃在绛县，畏畏缩缩地度过了生命最后几年。

由周勃带头，“列侯之国”和“侯国迁移”政策才陆陆续续顺利执行下去，终文帝之世，始终在贯彻实施，直到景帝二年才废除。

而建此大功的贾谊，在这一年却遭到了贬黜。

按理说，助文帝消除大患，合当加官进爵。事实上，文帝也确实这么考虑了，但遭到了一干人的反对。（注⑨：《汉书·贾谊传》：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

原文里的“绛”就是绛侯周勃，“灌”是指太尉灌婴，都是诛吕之变中的功臣集团重要人物。文帝提出要给贾谊加官进爵，遭到了功臣集团的一致反对。也就是说，周勃为首的功臣列侯们都明白，这两条政策是贾谊的主意，尽管贾谊之策实际也就是文帝意图，但功臣们不能直接把矛头对准天子，于是齐齐拿贾谊开刀。可见，贾谊之在当年被贬，应和“列侯之国”诏紧密相关。也许，是文帝为了让顺利让周勃带头离开，达成的协议之一。

然而贾谊的不得意，还不仅仅是遭到功臣们的忌恨。

如前所说，当文帝问策时，老先生们都不作答，这未必是不能作答，而是不好答、不敢答。

只有最年轻的贾谊，不仅抢着答，《史记》还说：“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什么意思呢，贾谊还模仿这些老先生的口吻，替他们答，模仿得还很像，真的就像那些老先生的心里话。其年少锋芒，可见一斑，其为人张狂，也可见一斑。其不讨人喜，更可想见。

苏东坡在《贾谊论》中，说贾谊“孤高不群”，应是十分准确。

贾谊之被贬，之难容于朝廷，庶几是定局矣！

三、天才的对策

如果仅从贾谊对时势的分析和提出的对策来看，无疑其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他的《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等策论，无一不是传世名作。

又由于锋芒毕露、孤傲疏狂的性格，他不怕在策论中揭穿当世存在的问题，他不仅要说，还要直截了当说，要直陈其弊、直指其短。

比如针对物资匮乏，他说：汉之为汉，快四十年了，还有老百姓为吃不饱饭卖儿卖女，“民不足而可治者……未之尝闻”，民穷而能国安，我从来没听说过。

针对诸侯坐大，他反问：朝廷是身体，诸侯王国是四肢。现在腿已经跟腰那么粗了，指头已经跟大腿那么肿了，身体还吃得消吗？

针对匈奴威胁，他讽刺道：匈奴之众，不过如汉朝一个大县人数，以天下之众被一县威胁，我为主事者感到羞愧。

如此不一而足。

贾谊倒也不是只说问题，不出对策。他抛出问题，正是为了提供可行方案。

比如，他建议文帝鼓励百姓尽量放弃“末技”，而进行农业生产，认为这是立国之本。

这一条应是深得文帝之心的，二年正月，文帝曾亲自在“籍田”中带头耕作，为百姓示范作榜样。农业社会里，耕作和纺织是关乎民生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帝王不仅要制定各种鼓励耕作和纺织的政策，有时还要亲自耕田、皇后亲自采桑，虽然只是一种仪式，形式大于内容，但它是一种“重农”的导向，为的是告诉百姓，千万不能忽略这两件根本大事。特别是在物质基础相对贫弱的时代，食物和衣服这些生活资料，基本就是最底层百姓劳动和手工获得，所以一个男子不耕种，一个女子不纺织，就会有人因此忍饥受寒。（注⑩：《论积贮疏》：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同时，粮食储备还是国力的象征、应急的需要。

贾谊说：假如没有足够的储粮，国家不幸发生两三千里的旱情，该拿什么来救灾？突然边境有敌情传来，要调动数千百万的军队，该拿什么来周济。因此他认为：粮食是国家之命脉。（注11：《论积贮疏》：不幸有方两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战则胜。）

贾谊又建议：要尽快恢复等级礼仪制度，使各个阶层的人安于本分，恢复上下井然的秩序。

“礼制”是儒家思想核心。不过这个礼，并非现代人所理解的“有礼貌”，这是把概念狭隘化了。“礼制”是一整套社会运行的规则，建立在几个基本前提上。首先，必须承认人是不平等的，被划分成不同等级的；其次，每个人都安守自己等级的本分。在这样的基础上，礼制规定了每个等级的生活标准和行为规范。

比如一个人死去，对死的委婉表达就必须体现身份等级。帝、后等死去才能叫“崩”，诸侯王死去只能叫“薨”。

再比如按照《周礼》，天子之坟，可以高三仞，植松树；诸侯的坟只能是一半高，植柏树；卿大夫坟高八尺，植药草。

再比如，天子的舞蹈队可以用八八六十四人，称之为“八佾”。诸侯王则要相应减少。孔子曾看到鲁国的卿大夫在家中使用八佾舞，认为这种事是绝不可饶恕的。（注12：《论语》：八佾舞于廷，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礼不下庶人”的意思，即是“礼制”它某种程度上所指内容为生活标准，到庶民这一阶层，忙于劳作，既无精力、也无财力去提相应标准，因此不必为他们另行设置规范。并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庶人不需要讲礼貌”的意思。

司马迁对周人创作“礼制”的意义，解释得较为透彻直白，称是为了控制人的欲望，使其和自己身份所可以获得的财富所匹配。（注13：《史记·礼书》：使欲不穷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当一个人使用超过自己身份的标准时，说明他的欲望膨胀了，这种行为叫做“僭越”。儒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阶层中大多数人都开始僭越，这就是礼制崩塌了。这些人会因为欲望的膨胀以下犯上，破坏尊卑有序的关系。

所谓的“尊卑有序”，自然是一种不符合现代意识的观念。然而在古代囿于时代限制，却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也是他们极力维护的平衡。

为此，贾谊甚至可以为牢狱中的周勃说话。

他对周勃受到的凌辱表示很不认可。他说：谚语云：投鼠忌器。即使是打老鼠，也要顾忌别损坏老鼠旁边的器物。假如把天子比作器物，王侯、三公，这些人就是天子身边的老鼠。如果犯有过失，可以废除他的爵位、官职，可以赐他自尽。但是如果把他捆绑着投入大牢，令小小的官吏也可以随便鞭笞、辱骂他们，就会让更底层的百姓觉得，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凌驾于王侯、三公之上。再甚，就会进一步怀疑，是不是天子的身份其实也没那么尊贵。因此，肉刑是不可以施加在贵族大夫身上的，只可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过失，选择自裁。这就是“刑不上大夫”之义。（注14：《治安策》：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

贾谊又建议：不能一味靠和亲来怀柔匈奴，而应该恩威并施，甚至毛遂自荐，希望亲自来施行这一计划、解决这一大患。

最显贾谊远见和策略的，是他针对诸侯王威胁，而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

文帝时，实力较强的诸侯王国，仍有齐、楚、吴、淮南等。汉朝廷和诸侯王的关系十分敏感且紧张。虽然文帝一上台就给诛吕之变定性，宣布自己是合法即位的。但诸侯王肚子里都明白，你的皇位来路并不太正。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那种方式，摇身一变成为天子。而事实上，大的诸侯王国，无论是疆域、地利、财富，均有一定资本堪与汉朝廷叫板。假如一直缺乏合适有效的制裁手段，则只能坐视诸侯王不断增长野心和实力，迟早必反，不过是“强者先反、弱者后反”的时间问题罢了。

贾谊提出这一对策，正是因为文帝朝，已经有先后两名诸侯王，死于谋反。

贾谊对此提出的方针，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其实很有些逆反操作的意思：怕诸侯王，却不采用减少诸侯王的办法，而是反其道行之，增加诸侯王的数量。

具体来说，即是建立相关制度，每一个诸侯王的土地，将来要拆开分封给他的子孙们。如果诸侯王不执行，不但违背制度，还造成父子、兄弟矛盾。如果执行，该诸侯国就将被自己的子孙们越拆分越多，但每个人得到的封地越变越小，实力自然也相应削弱。而且，诸侯王的子孙们一出生就知道自己可以被封为王，心态也就更平和，不容易滋生欲求不满的抱怨。朝廷也就不用再动辄兴兵讨伐。这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精髓之处。他看上去是一道关怀子孙的普惠政策，实际上却是强本弱末的集权手段。（注15：《治安策》：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

文帝十六年，将齐国一分为六，淮南一分为三，即是在此理念下的削弱诸侯王操作。（注16：《汉书·贾谊传》：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

贾谊的各种策略尽管都被证明了既有远见，也有实效，但在贾谊生前，汉文帝并没有全盘接受，马上实行。如同前面所说：此时的汉朝如同一个久病多病之体，各种矛盾牵一发而动全身，究竟应该先抓住哪个主要矛盾来治，需要谨慎考虑，绝不能操之过急。汉文帝和他的亲信班子，正如当初接受功臣邀请即位时一样，是一届谨慎得不能再谨慎的政府。贾谊在其中，显得略有些超前。

四、吊屈原

文帝三年，贾谊因不容于功臣集团，被早早地赶出长安，谪贬长沙，担任长沙王的太傅。长沙国位处南方，地候卑湿，基本不被汉朝廷视为中原之国。它的第一代国王吴芮，受刘邦所封。在刘邦消灭韩信、臧荼等异姓王时，唯独吴芮和他的长沙国幸存了下来，这说明在天子眼里，这个地方相当于一块鸡肋。贾谊被谪贬到此处，无异于流放。

孤独的天才神情抑郁地徘徊在湘江水边，想起一百年前同样报国无门、不为所用而投汨罗江赴死的三闾大夫，写下一篇《吊屈原赋》，借凭吊先人大吐不遇之悲，称没有知己，只能像凤凰和神龙一般，飘然逸去或深潜渊底，但假如骐骥也被束缚，又和普通的犬羊何异，横绝江湖的巨鲸一旦出水，最终也只能落得被蝼蚁叮咬撕碎的命运。（注17：《吊屈原赋》：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蚁蝼。）

文帝对于贾生的谪贬，是对功臣集团的妥协而无奈为之。为了顺利完成对他们的打压，暂时牺牲一个年轻人的仕途。文帝的打算是，后面再慢慢寻找机会，一步步让贾生回归朝廷。

文帝六年，汉朝廷政局基本已定，“列侯之国”政策推行有序，绛侯周勃经历牢狱之灾已畏首畏尾，对军队有极大影响力的灌婴已身故，当初对帝位有威胁的齐王三兄弟均已过世，嚣张跋扈的淮南王刘长也绝食而死，帝国基本牢牢地被文帝掌控在手里，文帝想起了千里之外被委屈流放的天才，于是把贾生召到长安，两人在未央宫宣室里有过一番彻夜长谈。

这一夜，文帝仔仔细细问了一些有关鬼神的事，贾谊也原原本本作了解答。

李商隐有名句曰：“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即指此事。

但这一夜应该并非只聊这个话题，因为在长谈之后，文帝忍不住感叹道：“好久没见贾生，我以为自己的见识已经超过他了，现在才知道并没有。”（注18：《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这一年文帝将贾谊任命为小儿子梁怀王的太傅，离长安更近了一步，不时地遣使向他咨询国事。而鞭辟入里、字字珠玑的《治安策》就写在这一年，贾谊仿佛又看到了一展才华、实现抱负的希望。

五年后的文帝十一年，梁怀王不幸堕马而死。贾谊作为王师，认为是自己保护不周，内疚自责不已，“哭泣岁余”，一年后终于在忧伤中死去。

西汉末年的大学问家刘向、刘歆父子评论贾谊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但三十三岁的天才，至死也未能回到向往的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