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在我最迷茫的时候，有两个老师，他们充当了我生命的摆渡人。
班主任檀满仓，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毕业。89年的大学生，聪明又睿智。他教心理，从不照本宣科。我们讨论道德的两难问题，或者分析大家性格特征等等，总是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或者通过一些视频资料，形式活泼，内容严谨。以至于要毕业的时候，我还想专升本考心理专业。
檀老师爱读书，爱看西方电影，他的普通话不标准，可他的英语很流利。他经常跟我们说，我情愿你们多读点书，学校层面的卫生检查不要紧，可是当时我们都不懂。
印象最深的是有次班会课，檀老师帮我们请到了一个盲人作家，那个中年人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卷，摸着上面凹凸不平的点点，给我们“读”了他的自传，讲他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努力读书。活动的最后，我们全班赠给了他一件印有“光大银行”的T恤衫。或者老师是要告诉我们，正是因为书，让这位盲人作家获得了人生的光亮。也谢谢他，这位盲人作家，用他的故事照亮了我们前方的一段路，帮我们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眼睛。
檀老师还在我的母校，保持着以往的爱好，读书、写作、看电影，用最适合学生的方式教书。他是我的摆渡人之一，他的教育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无论什么样的情况，都让我对这个世界心存善念。
第二位老师姜冬梅，现在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教授。她不认识我，但她做的一些事情直接推动了我的成长。
当时姜老师30岁的样子，河南师范大学生物专业毕业，负责学生社团工作，开展一些生物领域的发明研究活动。
正是在她的指导下，2002年7月，我的三位同学，杨平、郑嵩岳、耿洁对“杵状拇指”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年，该科学项目获得省级和国家级科技创新大奖。凭此奖项，他们在2003年未毕业时就被保送到师范大学。他们自选了喜欢的专业，分别是法律、生物和数学，其中郑嵩岳后来又到香港科技大学专心研究豆芽去了。其实，如果不是当时非典的特殊时刻，他们本来是要去日本留学的。
届时，我正在师范读大专四年级，这无疑是个振奋人心又让人羡慕的好消息。当时怎么也想不到，一年后，我会考进同一所院校，直升为大三的学生，甚至比他们还要高一个年级。当然，这是后话。
接着还说姜老师。她极具个人魅力，见人总是面带微笑。我喜欢听她讲话，像涓涓的小溪，淙淙有声，润入心底。
她读大学的时候突发腿疾，不能走路，甚至危及生命，查不出病因，这个突如其来的怪病没有让她沮丧，反而让她冷静地考虑自己的人生：如果生命马上就要走到尽头，我最想做的是什么？
然后她想办法在家人的帮助下坐火车到北京，采访了国旗护卫队的成员，见了很多以前只是听说过的、仰慕的名人。再后来，这个腿病神奇地好了。而她，重获了新生。
所以人在年轻的时候遇到挫折是好事，它能让你认真地思考自己的人生。
毕业之后，她进入师范做老师。对本专业的爱好让她从未停止过在生物研究上的追求。为了能看懂国际学刊上的研究成果，了解最前沿的知识，她一直学习英语，甚至还能翻译一些东西。经常辗转各大城市去参加各种考试和学术研讨会。
她的故事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动态，这无疑是在师范平静的湖水里投入了一个小石子，虽然没有波涛汹涌，却已泛起了层层涟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