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海善
坐了三天三夜老牛拉破车般的火车，我们一家老少四口人，经受了说不尽地颠簸与困顿，拖着疲惫的双腿，终于来到了我们向往已久的目的地一一松树公社齐心七队。
举目四望，山连着山，树遮着天，那方辽阔无垠的蓝天，被大山和森林挤兑得只剩下巴掌大。蜗居在这长白山脚下皱褶里的人家，如同井底之蛙。命运，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天天想夜夜盼的“幸福天堂”，竟然是一条又陡又窄的沟膛子，一个被人们戏称为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沟膛子两侧，耸立着一座座大山。每座大山顶上都残留着一撮茂密的树林，像一顶戴在山头上的帽子。“帽子”下方，便是一条条庄稼地垅沟，蛇一般缠绕在山坡上。沿着沟膛子阳坡，三十几家低矮的霸王圈草屋，羊拉屎般东倒西歪地一直排到沟门。
队里的二十几个青少年男女，大都是从山东各地新来的“盲流”，给原本沉寂的小山村注入了新鲜血液，也注入了朝气和欢乐。山上山下，农田里，小路上，森林里，小河边，不时会响起“盲流”们一阵阵跑了调的歌声。
那时，年轻人最喜欢唱的歌儿，是那首十分流行的《社员都是向阳花》。我恍惚记得歌词中有这么两句，“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结尾一句是“幸福的种子发了芽一啊一啊，啊一啊一啊一啊一啊”。有时，“盲流”们一时兴起，还常常胡乱瞎改词儿，把歌唱得驴唇不对马嘴。唱歌，成了他们情绪的一种发泄。对着大山放肆地“噢噢”喊几嗓子，浑身上下便觉得舒坦。象拉了一天磨的驴，在地上舒舒服服地打几个滚儿。
“社员都是向阳花”这首歌，似乎是对社员命运的一种诠释。种地的人都知道，向阳花也叫朝阳花，太阳花，向日葵，转日莲等多个名称，是一种含油量很高的油料作物，从它的瓜子中能榨出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用油。把社员比作向阳花，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不知怎么，队里的社员却没人称呼我们为“向阳花”，总爱称呼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叫“生牤子”。我们这些上了套的“生牤子”，乖乖地伸直了脖子，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开始“拉套”了。
我头一回干最重的活儿，是在老地板子地种谷子，东北话叫批谷子，那天差点把我累趴下，让我终生难忘。种谷子的老地板子地，春天都不翻。旧垅上还留着上年的谷茬，使土地更坚硬，更有韧性。种谷子虽算不上农村最重的活儿，但对我一个刚上套的“生牤子”，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严峻考验。
镐头在我手上，似乎有千斤重。没弄几下，手就攥不住镐把了。我刨岀的垅沟曲里拐弯，忽深忽浅，宽窄不一，像一条吞了老鼠的蛇，自己看都不像样。两只手掌很快磨起了一溜血泡。血泡破了，黏糊糊的血水把几根手指粘在了一起，钻心地痛。两只胳膊痛得抬不起来，腰也痛得象断了几截。汗水不停地滴着，整个身子象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那天，组长按半拉子劳力，给我记了七分工。那年，十分工值七毛三分钱，这在全大队八个小队中，分值是最高的。那天我挣了五毛一分钱。
下班回家，我一头扎在炕上，浑身骨头象散了架。父母亲和妹妹几次招呼我吃饭，我也没有起来吃。我像受了莫大的委屈，眼泪止不住地流，泪水将枕头湿了一大片。我躺在炕上，想以后的日子，想了很多，也想了很远。我又想起父亲在天津车站对我说的“咱们是土里刨食的命”那句话，我像掉进了冰冷的万丈深渊。
那个年代，生产队不管打多少粮食，都是“够不够，三百六”。分给社员的苞米，大都没有晒干，给本不够吃的口粮又打了折扣，常常出现青黄不接的窘境，逼得父亲东讨西借，常到外村花高价买些苞米，掺些野菜对付些时日。逢年过节，父亲还花五毛钱一斤买几斤吉林省粮票，去镇上买几个馒头或锅蒸白色麻花，全家人便吃得兴高采烈，凭添了些节日气氛。遇到霜来得早的歉收年头，挑成色足的苞米交了公粮余粮，社员便吃一年瞎瓤子苞米。
生产队每年都打两万多斤黄豆，上级只允许每人分十斤。我家能分到四十斤黄豆，共打三斤六两豆油，这便是我们全家四口人一年吃的豆油。那些年，我总感觉饥饿象毒蛇一样缠着我，吸吮着我的血和骨髓，使我骨瘦如柴。我当兵那年，身高已长到一米七二，体重是一百零六斤。
六十年代，长白山区漫长的冬季，常常达到零下三十二三度的低温。农民有句老话，“三九四九，冻死耙牛”。那时，上级每年发给每人五六尺布票，最少的一年只发了三尺六寸。两人的布票加在一起，勉强做一件上衣。这对常年风里来雨里去的农民来说，实在是捉襟见肘，衣不遮体，与“向阳花”的光鲜形象很不匹配。
我们家住的是原始的霸王圈大房子，正屋支一盘石磨，两间屋的间壁还没有打上，屋里空空荡荡。那时，没有褥子，棉被也很单薄。冬天，尽管把火炕烧得吱吱热，夜间常常被冻醒。锅灶旁边大水缸里的水，每天晚上都结厚厚的冰。早晨，要用斧子在中间砍个窟窿，才能取水做饭。藏在炕上的土豆和白菜，都被冻得梆梆硬。
每年冬季，队长都到林业局包些釆伐木材，清林或割车立柱等副业，为社员挣几个零花钱。大年初三，队里就安排男劳力背上几十斤苞米面，爬三四十里山路，走进深山老林，也走进零下三十三四度的严寒里。
深山老林里，尖利的西北风吹得树梢“吱吱”响，一直吹透人的骨髓。齐腰深的雪地上，不知什么野兽留下一趟趟很大的蹄印。还常常听到森林深处传来野兽的阵阵吼叫，令人头皮发炸。为了壮胆，我们抡起板斧，把大树敲得梆梆响。这是当地老年人传授给我们的经验，说山牲囗听到敲击声，便急急廻避，以免与野兽猛然相遇，使之突起杀心。
在齐腰深的雪地里劳动，鞋和半截裤腿每天都湿透了。经冷风一吹，冻得梆梆硬。每个人的手脚都冻肿了，耳朵和两腮都冻脱了一层皮。冻得受不住了，我们便用自残般的劳动来抵御严寒。出了满身大汗，头上身上，都冒着腾腾热气。
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超负荷体力劳动，让进山搞副业的人干得欢天喜地，劲头十足。因为除了自己带的苞米面之外，生产队还给了一些额外的粮食补贴。大家多吃了生产队的粮食，天天苞米面大饼子和炖土豆大白菜，管够地吃。这样的好日子，打着灯笼上哪去找呢？
一青一黄又一年。我们这些“生牤子”一个个又长高了一截。脸色也由原来的粉白细嫩变得黑红粗糙，嘴巴上还长了一层细细的胡须，显得成熟了。风里雨里，脏活累活，把我从一个刚走岀校门的小青年，塑造成一个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完成了身份上脱胎换骨地彻底转换。
过了夏至，正是铲地的大忙时节。铲地时，我无意中发现了生产组长，也就是那个打头的铲的地并不好，我敢肯定地说，我铲的地比他铲的要好。但每次评工分，我仍是半拉子劳力，比壮劳力要少记三分二分。一分工虽然只值三五分钱，但这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让我在人跟前矮了半截。
生牤子在心情不爽的时侯，常常会撩蹶子发泄不满。我也选择了一次机会，不计后果地撩了一回“蹶子”，把打头的，也就是那个说一不二的生产组长，狠狠地踢了他几“蹄子”，使他颜面尽失，威风扫地。
那天，参加铲地的共十二个劳力。我在打头的铲的每条垅上，也就是第一，十三，二十五条垅上，偷偷地插上一根不易察觉的木棍儿，意在岀岀他的洋相。我在第九位上便撒了欢，“唰唰唰”地铲得飞快。一会儿功夫，原来铲地的队形迅速由斜线变成了一条直线，与打头的并驾齐驱。这对打头的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地冒犯。
打头的见后面的人超了上来，便发了慌，地铲得也没了章法，只顾拚命往前铲。见后面的人挑衅性地越铲越快，打头的便恼羞成怒，将锄头猛地往地上一蹾，回头检查质量。来来回回查垅查了好几遍，出人意料的是，那条铲的最不好的垅，却是打头的铲的。打头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又一遍遍数垅，嘴里不断嘟囔着，我能铲这样的地吗？我能铲这样的地吗？许多人发现了地垅上插的木棍儿，便真相大白。
“二摽”站在我的面前，用狠毒的不怀好意的目光观察着我铲地的样子。我没有发慌，仍以“关公面前耍大刀”的胆量，把锄头舞的呼呼生风，令人眼花缭乱。我用锄头的两个尖角，左一挑，右一挑，藏在庄稼棵内的杂草便被铲除。成熟的庄稼人，从不哈腰间苗。我用锄头尖角轻轻一挑，便将紧紧挤在一起的那棵多余的小苗，连根铲除。紧接着锄板一推一拉，给那棵被保留的小苗培上一层新土，那棵小苗站在垅台上，显得神气活现。
“二摽”见了我铲地的样子，赞不绝囗，连声说，没想到小袁铲这么好的地！铲这么好的地啊！……从此，我每天能挣十个工分，正式成了队里的一等劳力。更重要的是，我成了有尊严的男子汉。
我们高兴的时候，常扯着嗓子吼唱“社员都是向阳花”，来发泄心中无端的幸福，也常常唱这支歌，来驱散劳累，寒冷和饥饿。有时唱着唱着，脑海中便幻化出一个昼思夜想的美丽场景，一张大饭桌上，摆着几大盘香喷喷的焦黄色苞米面大饼子，几盘白菜炖大豆腐，还有烫热了的烧酒。为了这个人生目标，我们这帮“生牤子”，长年累月在这山沟沟里，不知疲倦地劳作着，劳作着……
我和我的伙伴们都喜欢向阳花，喜欢它质朴无华，雍容大度的容貌。喜欢它腰身挺拔，眼睛向下的性格。也喜欢它追隨太阳，渴求光明的风骨。更喜欢它牺牲自我，甘愿把自身的营养和芳香赠予人类的崇高奉献精神。
一个人如若得到“向阳花”的美誉，他便接近了人生的最高境界。
作者简介：袁海善，网名：白头醉翁，吉林白山人，松树矿退休职工，爱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