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的时候，最有钱最时髦的年轻人结婚是到厦门去度婚假。但去旅行结婚意味着不收朋友的份子钱，我当时经济条件做不到，于是放弃了。这一放弃就持续了几十年，一直到退休才于最近去了一趟厦门。
到了异地肯定要品尝当地小吃，而当地很多小食店都挂着“沙茶面”的招牌，这引起我浓厚兴趣，第一餐就点了沙茶面。品尝之后觉得是很好吃，但不是我童年吃的沙茶味道。
我总觉得，各地的小吃之所以不同，调味品的作用是决定因素之一。没有浓黑的酱油，就没有北方菜；没有辣椒，就没有湘菜、贵州菜；没有麻辣，就没有川菜；不放糖，就没有江浙菜。而潮州菜的味道与鱼露、豆酱、沙茶是分不开的。大家都知道潮州菜以清淡为主，浓香和微辣的沙茶更多的是在蘸料上，例如当牛肉丸或火锅的蘸料。但是，有一道菜（也是主食）却离不开它，那就是炒粿条。
童年的记忆中，最能让我吃饱的，就是炒粿条，每次都要吃到“撑”才算吃好了。因此童年中炒粿条与幸福感是联系在一起的。家里来了客人，也用炒粿条来招待，又简单又有地方特色。但如果没有放沙茶，等于不是吃炒粿条。
后来居住在深圳，这个城市简直是全国各种菜系的大集市。跟着各地来的移民同事朋友，在深圳几乎可以尝遍全国大部分的地方菜。但是，只要有一个月没有吃炒粿条，我就会觉得生活中缺了点什么。改革开放后，超市很丰富，深圳能买到的沙茶酱包装精美，却与童年吃的味道不太相同。童年的沙茶酱就是装在一个简陋的玻璃瓶里，外面什么包装都没有。在更早的年代，还可以散买。但那时的沙茶酱味道朴素，现在的味道太花哨。
2001年我在美国纽约当了一年访问学者，一人在家里做饭，超市里的中国东西太少，吃了一段就不知吃什么了。有一次到唐人街进入一个港人开的超市，赫然发现一种酱叫做“沙嗲”，外观很像沙茶酱。当时就想，潮州人读“茶”和“嗲“是近似的，应该就是沙茶酱。买回家后一试，果然。我买了一大块肉，用沙茶酱和生抽炖熟，每次要吃就切片。自从有这个发现后，使独自在异乡的我陡然提升了幸福感。有一次几个留学生在我那里聚餐，我想象这些人没尝过这种酱料的味道，于是用讨巧的办法将排骨、土豆与沙茶酱一起炖了一大锅，居然获得极大好评。
后来去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发现这种酱料都在普遍使用。经了解才知道，沙茶这个叫法源头是马来语satay。从读音上看，读沙嗲更准确一些，读成沙茶就要用闽南话了。
在厦门登上鼓浪屿，了解到鼓浪屿因是租界，成了投资的避风港，众多南洋富商到那里投资，才形成有异国风情的建筑群。于是想到汕头开埠以后，也是由南洋来的资金，才有了百货大楼一带的现代建筑。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开放促进发展”的道理。上海、广州、厦门、汕头都是被迫开放的，但都成了经济发展的城市。从明代开始，福建、广东一带的人挣脱海禁，到欧洲资本开发的南洋、港澳讨生活，数百年过去，竟然在近代形成了一个闽粤人在海外的生活圈，一度在政治经济方面反哺中国大陆。想起这样的历史，令人慨然。
而鼓浪屿的对岸林立的高楼，说明我们自己已经走上现代化的轨道了。现在我们再也不羡慕华侨的的生活，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小康了。
但不论如何历史巨变、沧海桑田，我还是依旧怀念童年沙茶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