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波澜状阔的，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从来不缺耀眼的光芒，变法则可以说是最耀眼的光芒之一！从吴起变法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从商君车裂到新莽灰飞，从张居正“一条鞭”到洋务运动，这些变法与更化改制，或成功或失败，或改变民族命运或者把民族推向深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跳不出“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的魔咒！

先看看两次成功的改革。

一是胡服骑射的成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显示了一代青年才俊的战略眼光和突破旧有思想框框的大无谓气概！尤其是他居然敢扮作楼缓的随从，前往虎狼之国亲自了解对方国情，与雄才大略的秦宣太后（就是前段时间热播剧𦍋月中的女主角）和秦昭王当面过招且让母子二人非常钦佩，虽被察觉但涉险逃脱。这种超凡的智慧与勇气，查遍世界历史，也只有奠定了老毛子直到现在几百年大国地位的彼得大帝可以媲美！正是因为有了胡服骑射的改革，处在偏僻山区的赵国，一跃而起成为了战国中后期最为强大的国家，成为了唯一可以和强大的秦国掰手腕的国家，秦国的统一之战实际上成为了秦赵之战，从廉颇到赵奢再到李牧名将辈出。极为令人遗憾的是，忙活了三十年，把军事改革推向极致，极大改变了中华民族军事思想体系的赵武灵王，在40多岁的壮年一招不慎被自己的儿子活活饿死，赵国的国运由此开始停顿，攻城略地再也没有成功过。即使这样，赵国也仍然保持着武力强国的身份，如果不出内乱，估计赵国的命运完全会被改写。

二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接近百分之百成功的变革，奠定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体系，直到今天也没有脱离其基础架构。正因如此，几乎每个人都了解一点商君之伟业，今天我们每个人也都受着这位智者的影响。依我看来，商君变法中的军功制和郡县制是最成功之处，它彻底打破了官二代、阶层固化、贵族封地等弊端，让各阶层人士流动起来，让有能力的人建功立业，最充分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我爸是李刚”的笑话和社会扭曲变形不再发生，“出五服”打破了贵族血统的内循环，人人平等的机会让贱民有了出头之日，也正是这一制度设计的推行才能有＂王候将相宁有种乎＂的先进思想。可惜的是，商鞅变法才推行了20来年，就因秦孝公亡而旧贵族复僻，他们车裂了商君，导致商鞅变法的后半场胎死腹中，后人永远也不知道商君后面的其他举措，同时因为商鞅的死亡也导致一些变法措施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来不及纠偏和完善，让有的人诟病变法和商鞅本人。因此，我可以大胆设想，我们后世子孙并没有深刻认识商鞅变法的全貌，我们后人见到的只是秦惠文王和旧贵族势力妥协的、变了味的变法举措。向使上天开眼，商君得以全面完成其变法设想，则以商君的法家思想，会有一个更加完美的法治社会体系在先秦时期建立起来，我们民族的整个法治观念和法治体系早就建立起来了！我认为，商君变法成就了秦国统一六国的事业，却也因其变法没有逃过30年河东河西魔咒，让秦国陷入“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悲惨结局！

再看看两千多年以来失败的变法。为什么失败？只要百度一下，各种解释汗牛充栋，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我觉得核心原因在于商鞅变法没有能够彻底完成或实现，秦的骤亡让没有经历过变法的原六国地区没能及时完成实现“秦法”的过程，而地痞出身的刘邦取得政权使得汉的开国就很“低档”和文化缺失，加之汉武大帝构建的无尚＂帝权＂，让2000多年的仁人志士的变法无论如何也穿透不了封建专制的桎梏！

一是汉武帝的更化改制。作为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由皇帝本人亲自上阵推动和实施的变法，汉武帝的更化改制成就了汉武大帝的赫赫威名和打败匈奴的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但事物的两面性也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因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中华民族从此失去了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创新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陷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禁锢。另一方面，与思想禁锢相匹配的就是皇权与相权的彻底改变，春秋战国时期国君和国王为了国家利益，礼贤下士地延揽天下英才聘为国相，甚至于为了某个名士而长期空出相位。宰相的权力地位也是相当高的，对重大决策也是可以否决的，国王也不能随便换掉没有过错的宰相。这样一种关系使得权力运行稳定，决策更加理性。可是汉武帝收回了相权，而且田蚡之后的丞相简直就是一个办事员，走马灯似的换不说，个个不是死在狱中就是被迫自杀。从此以后宰相成为了一个虚有其名的符号，我们所说的封建专制制度才算真正成形，这种黑暗直到百年前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才算结束，带给中华民族无尽的苦难！

接下来就是新莽的托古改制。我认为，王莽的托古改制就是汉武大帝的遗毒，让儒家弟子通过所谓的孝行和徳行被推举为实权人物，而一旦获得权力则把儒家的虚伪和谎言彻底暴露出来，想回到＂礼崩乐坏＂之前的古老状态既不合时宜，更是带给广大民众以灾难，并由此开创了外戚簒位的恶劣先例，让之后的历朝历代不得不面对这个巨患。

之后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孝文帝的改革让北魏在他死后30年就分崩离淅，这个结果本身就非常耐人寻味。鲜卑人入主中原，是五胡乱华的胡人里重要的一支。南北朝时代的五胡乱华持续了几百年，从西晋灭亡开始，中原大地生灵涂炭，汉族上层人士早己在永嘉南渡中逃往南方，无力逃亡的汉人成了毫无抵抗力的＂两脚羊＂，实质上纯种汉人在北方大地几乎绝种，是汉民族和汉文化最为悲壮的时期之一。十几年前有河南的文学工作者盗称目前的河南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和传承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民族杂交混血在中原大地最广泛，使得早期的中原人从文化、血源和肉体上都早已不再了，当然我们说河南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是绝无问题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最核心的地方就是汉化，学习汉文化，放弃野蛮文化，再加上配套其他政治经济的改革，很为后世称颂，特别是说其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而事实是，野蛮的鲜卑人一直奴役着北方残留的汉人，鲜卑人的汉化让他们失去了尚武之风。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孝文帝的改革都是没有什么实效的，北魏并没有因此而强大，相反逐步走向衰落，不到30年时间，北魏就亡国了。特别令人惊叹的是，这个最先统一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立国148年的马上民族，亡国之后居然还亡种了，后世再也没有了鲜卑人的音讯！

再往下就轮到大唐时期的永贞革新了，这次悲剧性的改革，历时才一百多天，历史上提到的很少，后世关注者也寥寥。永贞革新发生在唐朝的中后期，安史之乱重创了大唐，宦官和藩镇让唐王朝风雨漂摇。做了26年太子的唐顺宗终于登基了，他也有意重振雄风。他的秘书王叔文秉承其意，在顺宗即位后随即推行改革。王叔文的改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由秘书们推动的改革，改革的出发点、准备解决的问题等等等等都十分契合当时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而且当了26年太子的顺宗太了解唐王朝面临的挑战与困境了，也很想通过改革重振大唐雄风。可惜的是当时的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加之秘书出生的文人改革者对世事和政事并不了解，而且文人相轻互相内讧，提出的方案没有可操作性，因而才一百多天就宣告失败。顺宗本人也被逼放弃皇位，当了200天皇帝就变成了太上皇。永贞革新的失败，让大唐王朝失去了重振雄风的少有机会，宦官之祸终唐一代也未能消除！可悲可叹！

跨过盛唐，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和文明的汉民族，从颠峰全面走向溃败，而封建社会由此开始走下坡路并逐步陷于泥潭。野蛮的、一直没有开化的北方异族，通过武力征服一步步将黑暗带给汉族。汉民族中的优秀中坚份子，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福祉，推动了三次带有救亡图存性质的大变法，它们分别是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明未的张居正变法和清末的洋务运动。

首先看看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北宋号称科技最为发达、文坛巨匠辈出、汉族人口首次突破一亿人大关，给人的感觉真的各方面都发展的很好。事实上北宋的早期确实非常发达，出现了很多改变世界的技术创新。首要的就是沈括发明的活板印刷技术，这一技术让中华文化从五代十国的衰亡中重新振兴，经历唐未混战和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中华的文化典籍几乎灭绝，靠着幸存下来的、诸如＂有奶便是娘＂的冯道之类的少量大脑记忆留存下来的文化遗存，通过活板印刷被保存下来，延续了几乎断掉的文化香火，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北宋之后的典籍保存完好的很多，而这之前的包括巜论语》在内的典籍均有缺失，三年前海昏候墓考古发掘证实了失传千年的巜齐论语》的存在，连巜论语》这样的经典中的经典都有此遭遇，可见唐未至北宋期间中华文化被摧毁的程度，说活板印刷振救了中华文化毫不为过！另一方面，活板印刷技术的低成本，让很多很多平常人家的孩子，有了接触书本、习字认字的机会，这也是北宋之后文学艺术大发展、文豪墨客骚人辈出的核心原因。

言归正传。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是一个最具争议性的人物，而他所实施的改革是汉武帝之后最重要的一次经济大变法，甚至在之后的800年里，也没有任何一次变革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王安石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以“虽千万人，吾住矣”的勇气，不惜与任何反对变法的前辈、诗友翻脸决裂，在政治上予以无情的打击。同时他又才华横溢，饱读儒家诗书，即便如司马光、苏轼等人，尽管对王安石的政见深恶痛绝，可是在个人操守和诗文才华上，却无不内心敬佩。

作为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不仅仅指改革人物），如何深入了解他的改革思想，确实难度很大。可以说，发生在历史上的种种变法无非是对这些制度建设的不断探寻与优化，从秦朝的军爵、郡县制度，到汉初的“独尊儒术”，再到隋唐的科举制度等，帝国的治理体系不断得以完善，到了宋代，以上制度均趋精致，唯独“不如人意”的是经济制度。历经1000多年的探索，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制度模式。王安石改革的核心就是“为国家理财，何谓与民争利”（《与司马谏议书》），就是建立经济制度。王安石为建立与封建大一统相匹配的经济制度所进行的改革，虽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注定不会成功。一直到封建帝制的结束，也没有能够建立起来。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确实也给北宋王朝带来了灾难。一是带给支持他变法的皇帝一个极为不雅的庙号--神宗，中国几千年历史，只有两个与变法相随皇帝得到神宗称号--神叨叨的不食人间烟火。

二是由此王安石自己做了700年的伪君子，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七百年间，偶有慧眼识俊杰者为其才能表白外，大都给以指责和抨击，《宋史》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北宋祸乱之由，这一看法几乎盖棺论定，对后世起了主导的作用。清代的《四库全书》不仅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给以“彰善”的美誉，遇有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的概以“瘅恶”论定，以致有“受谤七百有余年”之说，直到19世纪末严复、梁启超才为之彻底翻案。三是北宋王朝由此陷入更大的危机，大宋江山在宋神宗儿子手上就亡国了！

再就是张居正的变法！

张居正在明朝末期推动的变法，是为挽救明王朝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应该说明朝碰到的问题，历朝历代都没有，一直不断的农民起义，折射出明王朝地缘政治战略的重大失误，长期争议于“先攘外或是先安内”，结果既没有成功“攘外”（蒙元只比他早10多年归于清朝，但保留了王位），也没能够“安内”。张居正身处明朝末年，国家机器已经高度腐烂，为了让国家能够运转，他想通过变法救亡图存，可惜仍然以失败告终。张居正也是所有变法者中最不幸者，家产被抄没，家属多人死于非命，真正是家破人亡。

但若从身后的声名来说，张居正要幸运得多。王安石被诬七百年，而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崇祯年间全面平反，恢复谥号荣衔，子孙袭职，并将张居正的故居改成张文忠公祠，以供后人瞻仰。《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尤其特别的是，为他平反的不仅是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这还不止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例如，被张居正罢官的赵锦，直到张去世后才得以复职，但他一复职，即为张居正主持公道，要求宽恕张居正；翰林院侍讲学士于慎行复职后，适逢张家被抄，他义无反顾地致信执法人，要求执法时不要株连无辜，给张的家人留有生活的余地；当初得罪张居正而引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复官后任吏部侍郎又因为呵护张居正，再次被降职。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初因为不同政见被张居正处以廷杖八十，被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面对张居正，他竟然怀抱内疚，声称“奚愧矣”！天启年间他已白发苍苍，拖着一条拐腿为昭雪张居正而奔走呼号。这不能不使人惊叹！张居正竟然使当年力图推倒他的反对派又呼唤他的归来，不顾自身的恩怨，前赴后继地为之鸣冤？可这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

张居正的变法失败，也导致明朝的灭亡和北宋一样，没有撑过三代，也是亡于万历皇帝之孙（其子仅仅过渡了一下）。关键是带给中华民族最为黑暗的、最为专制的、文明水平低下的异族统治近三百年！让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以来所有的发展机会。

结尾谈谈最后一次就是由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们在清末推动的洋务运动！因为时间相距不远，大家都很熟悉 。虽然洋务运动失败十多年清朝就灭亡了，但我只是想说，其实洋务运动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我们不能因为甲午惨败，就看不到洋务运动的巨大成就。洋务运动带给了我们很多的工业技术，奠定了后来的很多工业基础。以造船业为例，江南造船厂曾经走到世界先进行列，1918年至1919年，上海江南造船厂接受美国订货，制造4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远洋运输货轮。为美国承造的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下水，1921年2月开赴美国。1921年，四艘巨轮全部按时交船，经验收各项指标都达到要求，其中船速还超过合同指标。美方对此非常满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四艘巨轮安装的心脏均为江南造船所制造的三缸蒸汽机，这是远东乃至亚洲制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国人无不骄傲自豪。遥想早在百年前，中国就制造出万吨巨轮，而且装上了“中国心”，我们不得不为之骄傲！

总之，历史上的变法和改制，留给我们和后人很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