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年前冬春交替时节在成都灯泡厂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而又似是而非的“政治”事件。虽俯仰一世，转瞬之间，己为陈迹，但我作为当年此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它留在我心中的痕迹至今仍难于抹去…。

1971年4月26日我结束了两年时间的知青生活，心情愉悦地跨进成都市轻工局属下的重点骨干企业一成都灯泡厂。进厂后经过五天时间的政治思想、厂纪厂规学习及两周时间的成都市御河人防工作劳动后，我分配在厂里的一车间上班。

我厂地处成都市区较偏远的东郊被圣灯乡崔家大队大片农田围裹的地方，而职工工作时间多为二~三班倒上班，成了家的职工大都住在离厂工作区域外约一里多路的牛龙公路西北侧面积约三亩左右的二幢红砖三层楼房可容纳一百多户住家的家属院里。而未成家的及家在远方的职工住在厂里一幢二层楼房和厂里后门西北角处及厂大门外生活区大路旁、蓝球场、礼堂及食堂一带的几十间平房内。

当年厂里一下子招了二百多下乡知青进厂，单身职工住宿安置便成了大问题，无奈之下，厂里通过关系通融了离厂一里多路远的十里店东侧尚无学生上学的成都地质学院院领导，让我们大多数刚进厂的男女青年工人分别住进了该学院进大门左侧紧靠牛龙公路侧的两幢仿苏式建筑的四层楼学生宿舍里。那几个月住在成都地质学院学生宿舍的日子是我们刚跨入工厂的青年工人最开心快乐的时光。那时大约六百多亩的地院校园里草木青翠、百乌争呜、美景如画似公园。从十里店学院正大门而入，一条校园主干道左侧是我们借寄的两幢学生宿舍楼，右侧是学院包括足球场、田径埸、游泳池及室内体操馆等运动埸馆，那可是我们喜爱体育运动的年青人锻炼的好地方。而学院主干道约一里多路(中段稍带弧形)的道路两侧都是树干高大挺拨遮天蔽日郁郁青青的法国梧桐树直达学院后大门，而让我们最醉心向往之处是学校中心区域由校园公路环绕呈长方形似翡翠色湖水约有二十多亩的静湖，围湖公路东、南、北方向是学院各系教学大楼及自然地质博物馆，其馆内陈列了包括第一镇馆之宝的亚州最大的四川合川出土的25米长的马门溪恐龙化石等年代久远的大自然地质方面面世的不少奇珍异宝，博物馆偶尔开放，也曾让我们一睹馆内真容而大开眼界。春夏之交时，白日阳光洒入湖中时而可见鱼儿在清澈见底的水中悠闲地寻食翔游，微风徐来，跳跃闪烁的金色波光变幻无穷如一幅美丽的画卷，让观者心旷神怡、烦忧偕忘。下班后，夜幕下，皎洁的似白玉盘的月光倒映入湖中更显得静谧神秘且富有诗意，当年正处于风华正茂年龄的我们常三五成群地在朦胧的夜色中绕着湖边绿树成荫的路上说工作的事儿，谈人生的理想，也言及青年男女的爱情观等等。而几位顽皮的小伙子，还时不时在夜色的掩护下用细麻绳系上大头针弯曲后做成的鱼钩，用馒头为鱼饵，可轻而易举地钓起湖鱼作为快事而炫耀于同伴中。时值盛夏时我们虽傍晚去学院后门的成都天然“游泳池″东风渠游泳后纳凉而归，但半夜天热难眠之时，又常会在夏日月下邀约起来躡手躡脚一同来到垂柳拂岸、晚风习习、荷香阵阵、蛙叫蝉鸣的学院湖水里展臂一游，让其身后泛起无数长长的似银蛇般的波光涟漪，如快乐的鱼儿一样来回尽性畅游一番后，再静悄悄地溜回宿舍里满足地睡去。

毕竟好花不常开、好境不常在，数月后，厂里蓝球埸的东面建成了一幢可容二百多人住宿的三层楼单身宿舍后，我们也依依不舍地搬离了地质学院。因新修的三层单身楼房不能完全满足从地院撤离回厂的青工们住宿，我也只好搬至到以一车间单身职工为主体的厂内西北一角的被厂里职工戏称为“一条街″的红砖单身平房里住下来

“一条街”平房中间有一条大致有三十米长约四米宽的水泥小道，道路两侧栽有一溜碗口粗细高七、八米桉树排列在水泥小道两旁，窄窄的排水沟后左右各有六、七间平房。从一车间工作区域走入“一条街″宿舍，左侧第一间平房后从第二间至第四间的三间平房是打通相连的大宿舍，而后一间是女工平房，女工宿舍后最尾间是一车间领导办公室；“一条街”右侧平房除头二间是二车间烧氢房外，其后是五间平房。

我分在“一条街”左侧三间相连可容十五人住宿的大宿舍内，从大宿舍中间偏右的门进入后，中间有一条通道，室内单人床相对摆放，右侧住六人，左侧住八人，进门处通道后住一人，我住在右侧靠屋后第二间单人床处。

在大宿舍一晃就住了一年有余的时间，我也渐渐适应和熟悉了室内外的生活环境及室友们，因不久时间就在此大宿舍右侧进门右侧第一间单人床上发生了一件惊动全厂的“政治”事件(称案件也可)，我有必要重点介绍一下住在大宿舍右侧六人的简单经历和情况，进宿舍门后住在右侧第一床位人周瑞九，是成都某技校电工班毕业分配后进厂在五车间(机修车间)当电工，他身高约在一米六零出头，五官适中，一双淡眉下的大眼晴盯人有时直勾勾的，有时是飘忽不定。他似乎有点自卑胆劫的性格，难得和人正常交流，此人个人卫生习惯也差劲，早班临近上班时间起床后，从不理好自己床上的卧具，总是不洗脸或者草草用一碗冷水在脸上抹几下了事，然后穿上不洁的工作服，挎上电工专用的皮制工具包上班去，于是厂里调皮工人给他起外号称其为“周滚龙”，也有工人背后叫他“周疯子"或“花疯子”，缘由是他在一次上夜班时间，在女工面前有解自己裤子的不端行为。住在周瑞九右侧床位人余世远，他中等个子，秀眉亮眼，五官俊俏，喜与人侃侃而谈，他乒乓球打的好，是厂乒乓球队主力队员，他也算厂里的老职工，据他说自己1958年十五岁进厂，当时在厂里三车间上班，不久后他主动要求调换工作，在厂内开水房烧锅炉，或许是他家庭出身问题影响，他年届三十岁仍是单身汉。余世远床位右侧靠墙末单人床人乔体灵，个高1米76，头稍大，好运动，是厂男子蓝球队队员，他是成都南光厂子弟小学毕业生，虽是小字生文化程度进厂，他尚好看书学习，是厂里机修车间车工。乔体灵对面靠室内后墙最尾单身床位人林运广，是广东人，一口广腔味的四川话，他1956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到成都红光电子管厂(106信箱)工作，后成都灯泡厂1958年建厂后，他因支援新厂建设，又调入我厂四车间(特泡车间)工作。当时我的床位正面对他的床位，俩人朝夕相处，对他了解较多，他那时刚患急性肝炎痊愈，工作处亍半休阶段，因病愈后食量大，他一米七零的身高，体重不下七十多公斤，虚胖的体形从头到脚呈圆滚滚的模样，他为人和善，且有一个男同志少有的爱好，擅长编织毛线织品，我常看他盘脚正坐床中间，把毛线放在圆圆己发福的肚子上，用竹制或金属制毛线勾勾针，双手熟练地编织毛线衣裤等，因他织毛线手艺高超，厂里不少女工常来大宿舍向他请教织毛线衣各种花形的编织手法。他当时己是三十三岁的年龄，也是单身汉。至于我自己也简述一下，当年进厂一米七零的身高，近七十五公斤的体重，身強体壮，爱好各项体育运动，是厂里当时尚未认可的业余足球队队长。我的床位右侧人罗文富，和我同时进厂的原十中初68级知青，他中等个子，说话声音尖细急促点，紧张时稍显结巴，他胆子懦弱些，对人处事和气谨慎相待，当时他在厂里三车间上班。大宿舍其它九人不赘述了，但不得不提及一人一沈师傅，他是机修车间的七级(或八级)车工，当年在厂里技工级别数第一，他的个人履历也丰富，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在上海开了个私人机械加工小作坊，拥有二至三台机床，抗战时国民党迁都重庆，他也来到重庆某军工厂工作，因历史上某些问题，他在1949年底重庆解放后，曾被新政权审查过。后几年因他车工技艺不凡，他从重庆军工厂被调入成都南光机械厂工作，后又因其解放前的历史问题，不适合在国防厂工作，调至成都灯泡厂。他当年己是五十多岁临近退休年龄，个子偏矮，背微驼，少言寡语，谨小慎微为常态。其余室友除1966年进厂的熊诚忠工龄稍长外，还有杨安林、杨木标、李新祥、曾茂勋、李和平、胡x德等六人也是成都南光机械厂小学毕业后进厂的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