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存在媒介之中，却不自知。只有回过神来看，才发现生活早已被媒介浸入，才开始反思媒介真正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

  《理解媒介》一书自1965年发表以来，畅销不衰，不可谓不是传播学领域的经典佳作。作为经历了印刷时代的落幕和电子时代的崛起这一巨变的学者，麦克卢汉在此书中第一次将印刷文明和数字文明进行了区分，其颠覆性的命题和概念为现代社会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颇具哲学思辨的范式。

    但是可能与麦克卢汉连续的、批判的思维方式有关，整本书充斥着他自己所说的那种“我只探索，不解释”的浪漫主义式的论断，却很少有对于自己理论较为浅显的解释，因此初读起来其实有些痛苦，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其中若隐若现的联系。但近日，在粗略入门了赵毅衡老师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后，我发现符号学的视角对于理解麦氏媒介观有重大帮助，在这种激动的心情下我重读了《理解媒介》第一部分的内容，并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理解的细节。

媒介即讯息

    麦克卢汉最著名的这一论断，即使非专业人士也可能有所耳闻，但其实这一概念的实质却十分容易误解。“媒介即讯息”，乍一听好像是在说媒介和其传播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不过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麦克卢汉自己对于这一论断的开篇明义：“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任何一种延伸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从这里我们就发现了，麦克卢汉并不关注媒介承载的内容，他所强调的是媒介本身就带有“讯息”，这个“讯息”不同于“信息”，媒介变迁的过程本身就能对人类产生不可估量的效果。但是，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如果完全抛弃内容谈作用，势必会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当中。在这里我们不妨先停下，用符号学根据本质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剖析。

    首先来说，符号的传统定义是“一物代一物”，这里的“物”指的是“事物”（entity），但并不强调其物质性，甚至物质的缺失也可以承担（比如空白、无声、虚无）；再进一步说，符号就是“符号载体”的感知与其携带的意义之间的关系，从这个定义上可以看出，“载体”、”感知“和”意义“是符号定义中的必备要素；而在符号现象学的观点中，”意义把获义意象活动投向事物，把事物转化为获义意象对象，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意义。“这种观点描述了意义在符号解释过程中的转化，并且也可以类比信息的产生过程，即接收信息时总是先将意识投向文字、图像等信息载体，再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解释从而获得能够消除我们不确定性的意义。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所谓”信息载体“其实就是媒介，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而用于消除意识不确定性的意义才应该是”信息“。

    苏珊·朗格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奠基人，她提出的”不同符号模式对于人类思想和情感的不同建构作用“也如麦克卢汉的思路一样，强调外在于人的媒介和符号对人的决定性作用。她从符号学视角对媒介的界定使得我们更加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媒介是作为表达形式的符号。“

    厘清二者的关系后，我们回到理论本身，这一论断其实有两层含义。其一，媒介形式才是最重要的，它能对人和社会施加决定性影响。作为符号可感知部分的能指，媒介形式相比于内容带来的更多是长期的宏观变化，如麦克卢汉举的印刷术出现后西方文明个人化发展的例子；第二，媒介是另一种媒介的内容，比如口语是文字的内容，文字又是书籍的内容等。这其实本质上也是符号中意义的无限传递的体现。媒介不是孤立的技术，其本身也是符号，当符号过程开始时，意义被编码并承载于符号上等待解释，解释完成后前一个符号便失去意义，意义又形成新的符号。因此，媒介是媒介的内容。

    当今网络与新媒体时代，是人与媒介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密和复杂的时代。智能手机和5G技术让我们几乎随时处在由媒介和信息营造的符号场域之中，这种改变已经深深形塑了人类社会：比如智能手机以及网络媒体使得获取信息变为了更为个人化的行为，人们在社会化活动时也不可避免的人格独立化和身份虚拟化的倾向，如《群体性孤独》中雪莉观察到的现象；媒介与个人生活愈发紧密的锁合，也使得工作与非工作的时间界限逐渐模糊，资本对于劳动者的剥削形式和异化程度也有了新的发展，比如群魔乱舞的各类工作制，再比如现在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媒介焦虑（需要频繁查看消息，否则会焦躁不安）；甚至说当今时代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内卷”现象，除了与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压力大有关，互联网这一媒介也是增加焦虑的推手之一。网络媒介消除时空差异的特性使得我们的认识可以跨越我们本身的物理现状而去窥探更高层次的信息，当我们有意无意地产生对比后，落差感无可避免地产生。再加上在利益的驱动下，从官方到民间各个层次都不亦乐乎地营造拟态环境，（这里曾经有内容）在这种差距过大时，反而会激发受众的对抗性解读和焦虑升级。（这里曾经也有内容）在这个距离到达极限后，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就此产生冲突，对抗性解读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