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行文者，多常思。
文理如何？在于表意，在于言事，文质贵朴，而不在于巧言令色。文可记事，文可说理，文可载道，文可明心。一封家书，二三文字；一封情书，二三心事。未曾见“我”，却又处处有我，这些便也是一篇文章的魅力。有的时候行文写事，便如说话，娓娓道来；有的时候行文写事，便如演讲，波涛不绝。一篇文章，自有其势。不同的人作文，亦会独有其特征。而若是习惯了某个人的风格，仅仅读了一句，便可知是何人所作。
善记事者，多常察细微之处；善说理者，多自有缜密之思。在太史公《史记》中的记言记事，使得一个又一个人物仿佛重现，重新赋予其生命，正可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反观司马相如之赋，文辞之华，而今又几人记得？煌煌盛世，壮哉大赋，文辞纷繁，却只会是沉入浩瀚史册。文词成于当时，却可穿越千年。
宣纸之上的墨迹仍在，又会感动着多少后来人？也许是几封信，也许只是几段话，也许读懂它们的人，也许是会在多年以后，也许沉于石板之下。
有的时候，读一段文字，如沐春风；有的时候，读一段文字，如寒彻心骨；有的时候，读一段文字，会痛哭一宿；有的时候，读一段文字，会痴等千年。我们之所以感动，并不是那些文字本身，而在于因那些句子，似是看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自己，在旁人的故事里或可指点迷津，而在自己的世界里便恍若重雾之中。
时而如身临其境，时而如重现故人。在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中，便可见得到千年多前的苏东坡，看到那乐观自然，潇洒自在的苏东坡，看到那游于赤壁，辗转千里的苏东坡。或许，那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苏东坡，却是你我心中所愿的苏东坡。文学家的浪漫，便是在于对于心中所愿的塑造，而史学家的求真则在于寻着那存在于史集中的苏东坡。二者虽有矛盾，却亦可同归于一。
在烽火戏诸侯的《剑来》中，近段时日读的时候，便是似乎是“烽火”似是有满肚子的话想和读者说，时而如过日子般的平淡，时而是转折起伏，但对于读者而言，就会有一种看不到头的错觉，就会觉得大结局遥遥无期，而若是真的到了大结局的时候，却又会有空落落的错觉。“烽火”满肚子的话，对于我们很多人可能亦是如此，只是想将那些想到的，都讲给想看到的人。
夜深梦且长，清茶与酒躺案桌，文质如斯，无关其他，只是絮絮叨叨，想将故事讲给你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