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30节]
作者：温骏轩
编辑：尘埃 / 主播：兆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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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襄九郡（6）
雪峰山是一条位于武陵山之南，并与之平行的山体。从它的走势和位置来说，的确也是云贵高原在东北方向的延伸，这一点与整个武陵山地的情况相同。然而雪峰山要比沅江北岸的武陵山海拔要更高些，并且与之拉开了一定距离（正常情况下，应该越来越低）。
这种情况下，雪峰山又往往被当成一条独立的山脉。不管雪峰山在地理层面到底应不应该算武陵山区的一部分，上述共性都使得整个湖南西部的山地，在地理、地缘上被视为一个整体。而被列入扶贫划片性质的“武陵山片区”，正是这一地缘共性的体现。
武陵山片区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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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武陵山、雪峰山为核心的这片位于湖南西部的山地来说，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地缘标签——湘西。与鱼米之乡感觉的洞庭湖地区不同的是，湘西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神秘、浪漫，甚至带有一丝杀气。
神秘感源出于这一带的奇山秀水、多民族混杂的社会结构，乃至坊间流传的湘西赶尸人的传说；浪漫气息很大程度是因沈从文的《边城》一书而为世人所知；至于杀气则是由湘军和土匪一体两面式的共同铸就。
“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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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在近代史上的战斗力毋庸多言，以至于有“无湘不成军”之说。不太为人所知的，则是“无竿不成湘”的说法。所谓“竿”意为“竿军”，指的是湘西凤凰古城的民军（凤凰古称“镇竿城”）。
凤凰古城位于武陵山的西南麓，沅江支流的沱江河畔，《边城》一书的作者沈从文便是凤凰人。只是这个湘西地缘属性的典型代表，如今引发世人关注的，却往往是与旅游业相关的负面新闻。
由于地理、地缘结构复杂，以凤凰为代表的湘西地区自古以来民风强悍，但整个地区的地缘位置却又显得非常重要。这一重要性，很大程度又是通过沅江展现出来的。
从长度看，这条古称“沅水”的河流，是三湘四水中唯一一条总长度超过1000公里的河流。更为重要的是，沅水上游的：清水江、舞水两源，能够从南面绕过樊净山，深入贵州高原腹地。这意味着，沿沅江水系所形成的水、陆通道，能够成为两湖盆地与云贵高原的连接主线。
公元前280年，已经占据四川盆地的秦军，由巴蜀顺江而下进攻楚国。楚国在竭力抵抗的同时，派遣将领庄硚率军穿越武陵山区远征云贵高原，试图在四川盆地之南打开一个新的战场。只是当庄硚领军攻至云南境内的滇国，并遣使回楚复命时，发现秦军已经占领了两湖盆地，以至于不得不滞留于云南境内称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庄硚入滇”事件。以楚国当时的地理位置来说，庄硚很有可能就是沿沅水进入贵州，并最终进入云南境内。
庄硚入滇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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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汉之际，横穿整个武陵山区的这条沅江通道，成为了武陵郡的南部领地。这意味着，设置武陵郡的战略任务之一就是沟通云贵。为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汉朝在整个沅水流域设置了：汉寿、临沅、沅南、沅陵、酉阳、迁陵、辰阳、镡成等八个县，其中位于沅水下游的汉寿，在天下大乱前甚至还是整个荆州的治所驻地。
要知道，东汉时期整个武陵郡所建制的县不过十二个，仅沅水上下游就占据了3/4。由此可见沅水无论在地理还是地缘政治层面都是武陵郡的核心。
地理上看，沅水在湘西境内是从武陵山、雪峰山之间穿越而过进入洞庭湖平原。需要说明的是，雪峰山在它的西北部还延伸出了一段海拔略低，但看起来有一定独立性的山体。这段山体因为被传说曾有“圣人”居住（至于是哪个圣人有不同的说法），而被当地之人称之为“圣人山”。
沅水在武陵山地中的最后一段行程，便是从圣人山与武陵山之间走完的。而圣人山与雪峰山主脉之间的裂隙，则帮助三湘四水中的另一个成员——资水，走完了最后一段山路。
汉之武陵郡在将沅水流域纳入行政范围之后，并没有继续向南扩张领地。 这意味着雪峰山（包括圣人山）北麓成为了武陵郡的南部边界。要是从这个历史源头看，当下被划入“武陵山片区”的雪峰山，最初倒的确没有被视为武陵地区的一部分。
江南丘陵在地理上一般被认为起自雪峰山以东。要是雪峰山即不被认定为是武陵山区的一部分，又独立于江南丘陵之外，以“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的姿态，作为二大板块的地理分割线，倒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当然，不管你在地理上把一片山地归类于哪个地理单元，对它本身都不会有什么影响，也不是我们需要去钻牛角尖的问题。雪峰山对湖南地区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帮助生成了的资江。
这条在三湘四水中排名最末的河流并不是发源于武陵山地，而是源起于南岭。在向北穿越雪峰山北部后，向东从主脉与圣人山之间穿出，最终从洞庭湖平原南端注入湖区。
尽管资水在在三湘四水中的流程最短，但它却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那就是完全属于湖南。其余三水中，澧水流域有小部分位于湖北境内；沅水的上源则在贵州境内可以这样说；即便是承担为湖南代言责任的湘江，它的源头其实也是在广西境内。
不过这样一条完全湖南属性的河流，在两汉时却并没有如沅水、澧水那样，近乎全流域的被划入一个行政区，而是分属长沙、零陵两郡。未能被整合入一郡之地的不仅仅是资水，还有湖南最核心的河流湘水。不同之处在于，湘水上游分别为零陵、桂阳两郡所有。
资水和湘水上游被独立建制行政区，地理上的起因是它们均源起于南岭。所谓“南岭”并不是一条有明显线性特征的山脉，而是横亘于长江中游右岸支流（直接点说就是：资水、湘水、赣水三水），与珠江流域间诸分水岭的统称。
这一属性使得北方政权，有机会通过资水和湘水打通跨越南岭，通过岭南地区的通道。关于这些通道具体是怎么分布的，在零陵郡和桂阳郡部分会详细解读。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资、湘两水的下游部分，去看看长沙郡的地缘结构。
无论是解读湘江还是“长沙郡”的行政概念，长沙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在两汉时期，当下长沙市的名字原本为“临湘”。从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出它的湘江属性。之所以由临湘变为“长沙”，理由和后来“江陵”变身“荆州”、“彭城”化身“徐州”相同，都是因为是对应行政区的治所。日后即便这个行政区成为历史，这笔遗产的继承者往往也是它的治所。
在被自然经济主导的古代社会，地缘潜力往往是由农业和人口潜力所代表。单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够统辖资、湘两水下游的长沙郡，在整个荆南四郡中的地位也不会低。
虽然境内有资、湘两水，但和武陵郡的情况类似，两水在区域内亦有主次之分。湘江在整个三湘四水中的流域面积最大，将近有9.5万平方公里。其流域在湖南国土面积中的占比达到40%，正是依托这一背景，“临湘”而建的长沙城才有机会成为整个湖南的政治中心。
湘江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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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就算湘江在荆南地区的核心地位，使得依附于其流域的城市更有机会成为地区政治中心，但也并不意味着这个机会就一定属于长沙。在这个问题上，与湖南地缘关系紧密的江西，可以再次出场做一个对比。
前面我们说了，除了北部更为开放以外，整个湖南的地理结构与江西有很大相似之处。同时长沙与南昌担当整个地区中心的时间都非常的长。其中南昌最起码在汉朝设置豫章郡时，就已经是整个鄱阳湖流域的中心了；汉初以“临湘”为政治中心所设置的“长沙国”，亦包含湖南全境（后因削藩渐变为四郡）。然而观察两座古城的位置你会发现，它们所位于的板块位置似乎有所区别。
简单点说，南昌位于鄱阳湖平原西侧，而长沙却位于洞庭湖平原之南的丘陵地带。后者的选择看起来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要知道冲积平原的前身都是湖泽或者湿地，紧邻长江这样一条流量能在全球范围内排名前四的大河，无论是两湖平原还是鄱阳湖平原，都随时面临着水患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长治久安的话，将城址与丘陵、台地相依将是最好的选择。
比如前面曾经说过，看起来身处江汉平原之上的武汉，其实正处在鄂东南丘陵的延伸部分中（武汉最有名的丘陵为汉阳境内的龟山，以及武昌境内的蛇山）；至于南昌，你会发现它的西侧有一座形态与庐山颇有些类似的山体——西山（以至于又被称之为“小庐山”，甚至让我在做图之时两次误标为庐山）。
这些与主城相依的丘陵本身，虽然于承载农业和人口无益，但它们的存在却抬高了相邻平原地区的海拔，使得这些地区中心能够抵抗住水患的洗礼，将城市的历史延续下来。
洞庭湖地区在三国时代所面临的变数比现在还要更大些。在长江北岸的云梦泽，因湖底淤高而被迫缩小水域面积时，帮助长江分洪的任务，更多的压在了长江南岸的洞庭湖平原之上。
对比古今，你会发现源出湘西山地的澧水、沅江、资江等三条河流，其在洞庭湖平原的河道位置，都发生了大范围的位移。比如在东汉时期，澧水与沅江是在洞庭湖平原的北部接入湖庭湖，今天则是在南部汇流成湖。
在一片大平原之上，河道受洪水和地势变化影响发生位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那些低洼之地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中逐渐成陆。奇怪的是，与另外三水相比，湘水的位置却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又是为什么呢？
湘江的稳定性，与“幕九连山脉”的存在有关。上述三条河流的下游总体都是由西向东流淌，只有湘江是沿着幕九连山脉西麓北流。由于这条山脉的存在，与之平行北流的湘江干流，在东线几乎没有变道的空间。与此同时，“幕九连山脉”在与“武陵山地”的博弈中却又处于下风，使得洞庭湖平原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走势，压缩了湘江向西改道的空间。在这两大高地的共同作用之下，湘江下游河床的地势要略高于洞庭湖，并能够稳定的沿“幕九边山脉”西麓一路北行。
基于上述特征，湘江很大程度可以被视为在洞庭湖地区一条地理分割线。其西面为极易蓄积成湖的低洼地势，东面则是地势略高于洞庭湖面的丘陵地貌。如果洞庭湖水域面积大涨，那么湘江河道将与之融为一体。一旦湖面缩小，湘江河道则会分离出来单独入江。二者只在接近长江之时有一个稳定的连接点。
很显然，这样一个能够稳定连接洞庭湖与湘江，并且无限接近长江的连接处，不可能为政治家和军事家所忽视。只需在这长江、洞庭湖、湘江三水交汇之处，选址建立一个城邑，便可打开通往整个湖南地区的大门。
那么，拥有这样一个“江湖要冲，三湘锁钥”地位城市，到底是谁呢？顺着刚才的画像，大家应该很容易在地图上认出，它就是以范仲淹《岳阳楼记》而闻名天下的湖南省岳阳市。
岳阳成为军事重地并开始筑城，正是始于三国时代。赤壁之战后，为适应新的形势。周瑜受命将驻地从鄱阳湖侧的柴桑移至洞庭湖地区，以与曹、刘两家争夺荆州的控制权。
区位优势显著的这个三水交汇之地，成为了周瑜完成这一战略意图的支点。只不过，岳阳一名要迟至宋朝才出现，在三国时代它的名字是“巴丘”。在孙刘两家于荆州暂时达成和解之时，巴丘和湘江一度成为了两家的政治分割线。周瑜本人亦是病逝于巴丘。顺便说下，若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回首公瑾一生，其功绩相当于帮助主公，将控制线从鄱阳湖口推进至洞庭湖口。
从“巴丘”之名亦可看出，这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并不在洞庭湖平原，而是在湘江东岸的丘陵之间。这样的地势保证了800多年后的范仲淹能够登临岳阳楼，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叹”，亦能让岳阳一直承担东洞庭湖平原中心城市的职责。
而在巴丘因区位崛起前的两汉时期，帮助长沙郡经营洞庭湖平原的是另两个城邑：罗县和益阳。前者位于汩罗江下游，对应现在的汩罗市；后者位于资水下游，对应现在的益阳市。
由于洞庭湖区的不稳定，使得汉之长沙郡虽然在地域上包含了半个洞庭湖平原，但其城邑却均选址于边缘的丘陵之上，罗县与益阳两县也不例外。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两个点其实都是位于边缘的丘陵山地中，并非真正的大平原之上。其中益阳还可向西南方向，辐射资水下游，而罗县则可通过汩罗江及“汩修走廊”，穿越幕九连山脉与时称豫章的江西相通。
之前的内容中曾经提到，刘表之侄刘磐曾多次领军沿“汩修走廊”进攻孙吴治下的豫章。演义中，刘备得荆南四郡后，在黄忠的推荐下曾以刘磐为长沙太守。果真如此的话，这位刘氏家族成员接下来应该在顶着长沙之名的“临湘”延续他的政治生命。
下一节，我们就将把视线南移，去看看长沙及其所属的地理单元，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使之能够压倒洞庭湖地区成为整个湖南的地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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