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其内容广泛，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称“太史公”。

《史记》与班固的《汉书》，范晔、司马彪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史记》全书共五个部分，包括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表十篇、书八篇，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本纪：记录历代帝王政绩，叙述每一朝代帝王为中心的大事或传记；

世家：记录各诸侯国从开始到灭亡的相关事迹；

列传：记录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医学家、官吏、商人等各种人物的言行事迹；

十表：以表格形式呈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

八书：关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题史。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

司马迁祖辈世代为史官，父亲司马谈是汉朝的太史令。

公元前135年，10岁的司马迁随着父亲来到了长安，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他先师从古文学派大师孔安国学习《尚书》，后又拜经学大儒董仲舒为师，学习《公羊》《春秋》。在学习中，司马迁端正了做人的品行，培养了严谨的治学作风，打下了雄厚的知识基础，又为日后创作《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决定暂时终止研读经传史籍，到全国各地寻访祖国的名山大川，考察古代流传下来的遗闻轶事，了解和搜集各种珍贵的史料。

他的足迹遍及屈原的汨罗江畔、舜的葬地湖南九嶷山、著名的“禹穴”会稽山、春秋战国吴越争雄的姑苏山下、韩信的故乡淮阴、孔子的家乡鲁国的都城、项羽的故乡、孟尝君田文的薛城、古战场彭城，还有许多楚汉风云人物的故乡，因此，司马迁搜集到许多有关秦汉之际的历史资料，深入了解了刘邦及汉初的一些重要人物的事迹。

司马迁结束第一次游历，回到长安，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入仕后，司马迁只是一个级别很低的小官，但他深得汉武帝的信任，不久被任命为汉朝的使臣，代表皇帝和朝廷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这次难得的机会，使得刚过而立之年的司马迁，亲身感受和了解了我国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民情和风俗，开阔了眼界，也增长了见识。

公元前110年，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在登泰山封禅的途中病倒。临终之际，他把毕生的心愿郑重地托付给司马迁：

“我死后，唯一的心愿，就是你能向孔子学习，上续春秋，下迄汉代，写出一部与众不同的通史著作……”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完成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业——制定《太初历》，同时开始撰写《史记》。

《史记》在他的笔下初具规模，然而，六年后，一个残酷的偶然事件将司马迁推到了生死边缘。

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在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匈奴。司马迁坦诚为李陵辩护，惹怒了汉武帝，定为欺君之罪，被判死刑。

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的司马迁想到了父亲的嘱托，想到了未竟的事业，想到仲尼厄而著《春秋》，他信念坚定，喟然长叹，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反复思量，自己不能就这样结束凄惨的一生，一定要写完一部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史书。

于是，一贫如洗的司马迁在“ 50万赎罪”与“受宫刑”两种死刑减免方法中，他选择“宫刑”，他的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身体日渐衰弱。

公元前96年，已到知命之年的司马迁获赦出狱，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史记》终于在他的笔下日臻完善与成熟。

从公元前104年开始动笔，到全部完成这部史书，前后共用了14年的时间，司马迁以灵魂铸成了一部鸿篇巨制的《史记》。

一提起《史记》，耳熟能详的便是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将相和》，由“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这三个战国时期的历史故事组成。

三个独立的小故事简短凝练，却浑然一体。前两个故事中“蔺相如频频立功，职位比廉颇高”，是第三个故事中“廉颇不服”的起因，最后“负荆请罪”把整个故事推向高潮。

《完璧归赵》中，秦王写信说“愿意以十五座城池换赵王的和氏璧”，赵王知道这是谎言，却无计可施。蔺相如主动请缨“带璧换城”，在与秦王针锋相对中，他要挟秦王，不惜以命相逼，最后又以“举行典礼”这招缓兵之计，把璧送回赵国，成功识破秦王的骗局。

《渑池之会》上，秦王命赵王鼓瑟侮辱赵国，蔺相如毫不示弱，让秦王击缶助兴。秦王拒绝，蔺相如寸步不让，以“同归于尽”逼得秦王不得不从。

《负荆请罪》中，廉颇坦言，要让蔺相如“下不了台”；蔺相如却说，“秦王我都不怕，还会怕廉将军吗？秦王之所以不敢进攻我们赵国，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如果我们俩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 秦国必然乘机来攻打我们。”这一句话，让廉颇倍感羞愧，于是，他放下了将军的尊严，背上荆条，上门向蔺相如请罪。

在《将相和》 这篇文章中，蔺相如智勇双全，顾全大局；廉颇为人诚恳、知错就改。司马迁在纷纭反复的历史流程中，在剑拔弩张的场合中，用高度概括的文笔重点刻画了蔺相如和廉颇这两个鲜明的的历史人物形象。

在内容选取上， 根据故事情节着重刻画了蔺相如与廉颇二人的立场和关系，让人感受到了他们的价值。

蔺相如是赵国的文官，出谋划策是他应尽的责任；廉颇是赵国的武将，上战场杀敌是他忠贞的选择，因此，“将相和则国固”，并无廉颇所说的“蔺相如只凭一张嘴，却位居我之上”的功劳大小问题。

后来，蔺廉二人和解，齐心协力，为赵国立下汗马功劳，宣扬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将相和，平天下”这一主题思想。

这正是司马迁思想的集中体现。《史记》以人物为中心，以历史为背景，把人物置身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从而彰显人物鲜明的个性，完整地写出人物的一生和命运。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人物为本位”的写作方式，是《史记》的首创。《史记》的人物传记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又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如战国四公子，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孟尝君，他们的传记便前后相连。

《史记》撰写人物列传用了专传、合传、类传三种形式。专传是一篇一个传主，如《苏秦列传》《淮阴侯列传》；合传是两人以上的合一篇传记，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张耳陈馀列传》；类传则是同类之人，合为一篇，如《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

第二、在描写人物时，善于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段。

1、选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善于抓住事物发展的关键时刻，围绕尖锐复杂的矛盾展现人物的性格。

例如，对刘邦的形象刻画，当刘邦成为汉高祖后，作者摒弃了“刘邦在位期间，采取了减轻田租、什五税一、与民休息、豁免徭役，制定《汉律》九章”等重要措施的描述，而着重记叙了刘邦“翦除臧荼、韩信王、彭越、英布、卢绾、张敖等几个异姓诸侯王，分封九个同姓诸侯王，以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把刘邦称帝后“阴狠猜忌、日益膨胀”的一面刻画得栩栩如生。

例如，对项羽的描写，作者选择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这三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完整地展现出楚霸王项羽从崛起到鼎盛，最后走向未路的人生三部曲。在充满了尖锐矛盾和复杂斗争中逐步丰满项羽这一人物形象。

2、采用人物自白的方式，选择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其性格特征。

比如，武帝急了：“你的人安排完了吗？我也想安排几个。”

看似孩子赌气的一句话，却有效地阻止了丞相田蚡想提拔官员的得寸进尺念头，也形象地表现了汉武帝不甘受人摆布、自有主张的性格特点。

如，（周公）向上天祈祷：“我的王还年少，没有见识，得罪神的是我啊，要惩罚就惩罚我吧。”

从这句内心独白中可以看出，周公一心为成王的健康着想，他赤胆忠心、鞠躬尽瘁的性格溢于言表。

又如，重耳说：“人生安乐，再也比不上现在，我打算终老此地，不想其他。”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重耳无心霸业、安于现状、淡泊明志的性格。

再如，陈涉发誓：“苟富贵，无相忘。”

陈涉在受到别人嘲笑的情况下，不由自主地发出慨叹，表现了这位农民起义英雄素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豪情壮志。

3、刻画人物形象，抓住足以显示人物性格的细枝末节的描写。

为了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关系，刘邦当即给陈平拨了四万斤黄金，由他恣意花费，不用报告预算。可见，刘邦为人豪爽、知人善任，为成就一番霸业埋下了伏笔。

郦食其求见，刘邦正在泡脚。郦食其很不高兴，他立刻吩咐停止泡脚，穿戴整齐，请郦食其上座，诚恳请教高见。由此可见，刘邦既有不拘小节的一面，也有求贤若渴的一面。这样双重描写，使得刘邦的形象更真实，更丰满。

第三、《史记》饱含着司马迁鲜明的爱憎，具有强烈的抒情性。

司马迁受宫刑而撰 《史记》，犹如屈原放逐而赋《离骚》、孙子膑足而修《兵法》一样，因此，笔下洋溢着一股沉郁愤激的情绪。

《史记》的抒情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有些传记主人公的际遇引起司马迁的共鸣，他怀着深刻的同情记叙主人公的言行，虽然没有一字一句述及自身，但通篇暗寓着他自身的身世之感。

如，李广想到自己年少时便以征战成名，大半辈子过去，连一个列侯的影子都没看到，感到很郁闷。他向巫师王朔诉说自己的委屈：“为什么一些庸人都封了侯，我却没有？是我的面相不好，还是命运不好？”

在李广坎坷悲凉的一生遭际里，寄寓着司马迁自己的一腔悲愤、满腹辛酸，表现了对统治者摧残人才的极大愤慨。当年，司马迁在狱中受尽屈辱，他反复申辩：“我作为臣子，作为史官，就不能发表意见，就不能说实话吗？这难道是我的罪过吗？“我错在哪里？我有错吗？我没有错！”通过这种满怀愤懑的呐喊声，司马迁光明磊落、坦荡耿直的性格特点呼之欲出。

其二，有些传记在行文中夹叙夹议，反复吟叹，表现了司马迁的无限感慨。

如《屈原列传》，司马迁写到：屈原志行高洁，喜欢咏叹芳草，至死都不屈从世俗。他身处烂泥之中，却能洗干净污秽，像蝉蜕壳一样，把浊世甩在外面。他在尘埃之外浮游，不接受浊世的污染，皎然洁白，熠熠生光。他的志行可以和日月比光，毫不逊色。

司马迁高度赞扬了其人洁似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其书辉同日月，永垂青史。这难道不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真实写照吗？即使身陷牢狱，他撰写《史记》的初衷至死不渝，他的行为光照史册，千古永垂。

其三，有些传记通过篇末的评说赞叹，寄托了鲜明的爱憎之情。

如《帝王风云录》中，尧说：“穷不要紧，关键是人品必须好。人品好的家庭，出不了坏人。”

这是尧帝对舜的评价，也是他为天下苍生挑选接班人的独特看法。他也确实做到了，经过几番考察，家境贫寒的舜成了最优秀的接班人。“尧舜禅让”的事迹成了千古美谈。

同样，“人品”二字在司马迁心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汉将李陵在与匈奴的一次交战中战败投降，汉武帝得知消息，大为恼怒。司马迁与李陵并不熟，但据他平日观察，李陵为人诚实，廉洁奉公，人品不错。于是，当众人阿谀奉承，纷纷倒戈指责李陵的不是时，司马迁则实事求是地看待李陵的得失，并坦诚直言。

第四、《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吴起实施变法，裁撤冗官，使得楚国的军力日益强大，但那些被剥夺利益的王室贵戚，却对他怀恨在心。楚悼王一死，他们便联合起来，乱箭射死吴起。

吴起是历史的先行者，他的行动具有超前性。同样，还有推行变法的商鞅，主张削藩的贾谊、晁错，尽管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他们献出了生命的惨重代价。

齐恒公、赵武灵王，一生战功赫赫，是中原第一霸主，何其辉煌！可晚年却因子嗣争位，围困而死，齐桓公尸身俱腐，无人收拾；赵武灵王饿死行宫。

他们虽显赫一时，却因自己的错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历史悲剧。

白起、韩信、彭越、黥布等英雄，他们曾为天下大统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因功高盖主，落下个凄惨的结局。

屈原、侯嬴是士大夫精神的代表，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和生存方式，他们为了理想和忠诚，伏清白而死直，以身殉道。

孔子遭受排挤，仕途不顺，周游列国，却得不到哪个国君的重用，他一生郁郁不得志，困顿落魄。

《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儿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 中的刺客游俠，他们品格高尚，为了正义而献身，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景仰，他们赤裸裸地毁灭了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

《史记》是历史文学，也是文学历史，它把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经过归类整理，把历史和文学相结合，以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一部精彩磅礴的历史。

司马迁是中国的伟人，也是世界的伟人。他是享誉盛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当之无愧的文学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