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常人眼中总以枯燥乏味的死板形象出现，就拿我的学习经历来说，一般历史这类课程，都是安排在下午，尤其是夏天的下午，让人昏昏欲睡，听着听着教室里便睡倒一片。这与“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重要性全然不相关，多少历史老师们，看到如此的景象，肯定要大呼“孺子不可教也”。

近几日，心血来潮，初读《史记》，更是穿插的读了读杨照先生的《史记的读法》，受益匪浅，特写下以下文字，一述心中所想所悟。

1.初心

历史的这种枯燥乏味的形象，通常因其表述方式相关。正儿八经的历史，那是十分严肃的，这和文学作品全然不同。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故事类，总是注重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通过冲突-行动等内容将故事塑造的更有可读性。但是历史就完全不是这样，它注重的是真实性，而它往往记录的是关于人类发展举足若轻的一些“大事件”，怎样从繁杂的内容中，提炼出精华，让历史既精炼又准确，还要突出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让历史不只是冰冷死板的故事，不只是时间上的概念，而是给它赋予空间上的意义，这是对史学的一项重大考验。

曾几何时，当有些智者发觉，做好事的人不一定有好报，做坏事的人不一定会受到惩罚，而且这些做过坏事的人，他的虐行有时被深埋历史的尘埃时，人们才突然发现，真实地记录历史是多么的可贵。我想这也是正义的一种表现，也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石。

2.成长

说到历史或史学家，不得不谈司马家的两个男人。他们家族世代为史官，为历史事件的重现，以及今后该学科的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父亲司马谈，整理撰成《论六家要旨》对先秦各学派的思想特点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价，成为史学界研究先秦思想史、哲学史的珍贵文献。其治学精神严谨，重视第一手史料的掌握。“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河，习道论于黄子”，这是他坚实史学基础的来源。对于史学的执著更是近乎宗教信仰，这是推动他前行的动力。在其弥留之际依然不忘嘱托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这为儿子司马迁的今后发展树立了良好榜样。

司马迁十岁便能诵习古文，后又效仿其父，年轻时就学游天下，这种学游是具有目的性的，不是走到哪看到哪。他先后探访了汨罗屈原沉渊之处、大禹疏九江之地、齐鲁文化孔子故里、楚汉相争的战场，为今后史书的书写搜集了详实的资料。

之后，司马迁秉承父志，著述《史记》。《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其编史方法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也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其重要意义，在于将横跨三千多年的史实通过五十二万余字来记录出来，这其中贯穿着他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始终坚持一种清楚的意识与判断标准，将自己认为真正重要的东西写进去。其次还在于对历史事件的一种清晰判断，这从他编排史料的顺序上便可见一斑，作为个人，该运用怎样的方式讲话做事，作为群体，彼此怎样互动和相连，这是他想要告诉我们的。

这种方法，是要教会我们，怎样去理解和解释历史事件背后人的行为，从而从个人的角度拓展成全人类的经验，真正体现出历史以古鉴今的作用，形成当下对我们具有指导意义的宝贵经验。他在《史记》中告诉我们，要学会区分哪些是个人意志不可控的事情，诸如渺小的个人深处生命或社会大势之中，就算如何努力有时也无法改变结果。哪些是由于个人品性、学识、性格等方面的因素，造成某些结果的出现。这对我们怎样客观公平地去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比较科学的方法。

所畏的“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正确的看待“天”和“人”，司马迁所谓的天指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人力不可变得因素，“人”就是个人的思考、选择、行动，及最后怎样去承担这个责任与后果。

而“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找寻事件背后的普遍性，这不是一些片段的认识，而是联系的、长远的看待单一事件的来源、发生、变化等等。一来通过读史学会明辨是非善恶，二来学会个人处理事情或实施抉择的方式方法。这才是发展史学或学习历史的重要意义所在。

3.“野心”

太史公的野心，是“成一家之言”。具体的说就是继承孔子的雄心大志。这点从其自序中便可以看出，他在里面提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这其中，一方面他认为孔子是出于周公五百年之后，而自己生活的年代恰是孔子之后五百年，他要做和孔子一样的事情。孔子发现当时天下存在的问题，即大夫、诸侯、天子没有各尽其责：天子不行其责，作为“君权神授”者，这是一种天命所受之责，更像我们所理解的是一种“权利机构”，而按照自己个人喜恶来做，明显是不负其责；而诸侯，僭越了，做了天子该做的事情，将天子架空，也是不负其责。孔子认为当时的社会秩序、礼乐崩坏，是造成一切问题的根源。所以著《春秋》来匡扶秩序，让“达王事”变得井然有序，这里所说的王事更像是政治权利运行的秩序。

而司马迁要做的就是通过记录和探索历史来建立或完善一套封建秩序。

在此他引用他的老师董仲舒的话“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明志，可想而知这样将面对怎样的阻力和压力。天子，作为道德的制高点，是不容置喙的，而他要做的是贬、是退、是讨，满负雄心壮志，但却举步维艰。《史记》正是要完成这一壮举，诉说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一种理想的人与人之间或人类社会的秩序，这其中饱含治国齐身平天下的大智慧，可是又有几人能够理解。

司马迁用心良苦，我们唯有心怀敬意、举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