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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亚当 · 斯密所说，美洲的发现、经由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群岛航道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所记载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仅仅几十年时间，欧洲人对世界的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地球之岛变成了地球之海。人们原来以为地球就是连片的陆地，如今发现三分之二的地球表面都被海洋覆盖。

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说，无论哥伦布、达 · 伽马还是麦哲伦，他们都是惊世骇俗的海盗。或许像当时的任何船长一样，他们不能不野蛮和凶残，因为他们是和一群恶棍和惯犯一起环游世界，这些人是在绞刑架和水手之间选择了后者。早期的海外探险或者说冒险，一般不会是那些彬彬有礼的绅士愿意做的事情。即使在后来的日子里，从美洲到澳洲，也几乎都是欧洲罪犯的流放之地

现代印度之父尼赫鲁曾说：“外来政权即使罪恶满盈，至少有一项优点，那就是扩大人们的精神视野，迫使他们从龟缩的硬壳向外看，让他们了解这个世界比想象中的还要广阔且丰富。”长久以来把人们隔绝开来的海洋，突然之间变成了欧洲人的通衢大道。

《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未能保护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新大陆殖民地的长期独占，因为其他国家并不认为这个条约对它们有约束力。罗马教皇的权威因宗教改革而遭到削弱，那些皈依新教的北方民族甚至将夺取殖民地视为一场宗教斗争。

进入 19 世纪，俄国继续“向海狂飙”行动，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英国的遏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数年之后，俄国乘人之危，从清朝手中骗取了太平洋不冻港符拉迪沃斯托克。随着俄国势力对阿富汗的不断渗透，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夺取印度洋出海口，但在此又遭遇到殖民印度的大英帝国 ……

英国人最早的原始积累来自黑奴贸易。他们将非洲人贩卖到新大陆的西班牙殖民地，以填补其劳动力的不足。

对于深受维京文化影响的英国人来说，从奴隶贸易到成为海盗，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说中世纪的维京海盗曾经改变了欧洲的话，那么近代早期的英国海盗则影响了整个世界。

英国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自古以来便倚重海军。早在 9 世纪的阿尔弗雷德大帝时期，英国就建立了正规的海军，以抵御维京海盗的入侵，但最后还是没有避免被丹麦人和诺曼人征服。海盗的基因就这样成为英国精神的一部分。

英国人和荷兰人常常为自己的海盗辩解，因为从法律和道义角度来说，西班牙越洋船满载的金银属于印第安人，是西班牙人偷窃和抢劫的赃物，英国和荷兰海盗对其的劫掠行为只是剥夺了本不属于西班牙人的东西而已。海盗行为不仅使英、荷两国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也同时削弱了西、葡两国的势力。作为大英帝国的“接生婆”，东印度公司的海盗行为几乎摧毁了葡萄牙人的东方殖民体系。

修昔底德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由于雅典力量的日益壮大以及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使得伯罗奔尼撒战争无可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最终会酿成战争冲突。在伊丽莎白后期，英国和西班牙的敌对状态达到了高潮，最终导致了一场争夺海上霸权的战争。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英西之战成为传统战术的豪华葬礼。此战中，西班牙的三桅风帆战船跟希腊 - 罗马的桨帆战船一样，在吃水线上方有一个撞角，用来冲撞敌船。虽然勒班陀海战已经过去了 17 年，但西班牙的每艘战船仍然满载步兵，准备进行一场接舷战，而火炮只被看作是辅助性武器。在很大程度上，西班牙船只并不是皇家海军战舰，而是不得不从私商那里租来的商船。

英军人数连西班牙一半都没有，但装备的火炮数量却占有绝对优势。英方的作战意图很明显，他们已经由冷兵器时代的接舷格斗，转变为热兵器时代的远程炮击。英军装备的小口径长炮射程较远，这与西班牙海军的大口径短炮形成鲜明对比。

英西海战之后，桨帆船和卡瑞克帆船都被现实淘汰，而盖伦船以其优异的性能最终取代卡瑞克船，成为风帆船的主流。盖伦帆船的进一步发展，最终成就了一个标准风帆战舰时代。

打败了无敌舰队，英国并没有从此就过上太平日子。霍布斯一生，见证了残酷的内战和国王被杀，他在流亡中度过了十年，终生未婚。当他 84 岁时，仍在回忆那可怕的时刻 —“ 谣言在我们镇上四处流传，说无敌舰队的入侵将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末日。

就像当初伊莎贝尔与费尔南德通过联姻成立西班牙王国一样， 100 年后，一场政治联姻使尼德兰成为“西班牙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德兰人并没有反对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重新划分荷兰的行政区域和派来新总督，但当他们被要求缴税时，被西班牙人称为“乞丐”的尼德兰人愤怒了。

荷兰依靠运河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定期可靠的运输体系，这要比火车时代提前整整两个世纪。在代尔夫特和鹿特丹之间，每天有 16 艘船只往返。除了在河流封冻季节，运河上的船只能够像火车一样定期开行。它不受风力影响，也不像陆路交通一样受路面状况影响。

1622 年 7 月 11 日，雷耶斯佐恩率荷兰舰队在澎湖登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荷兰人按照一贯的殖民精神劫掠了 600 多艘中国船只，将 1500 多名中国人卖为奴隶。天启四年，被激怒的明朝政府动用了超过 1 万名的士兵和近 200 艘战船奔赴澎湖。大明水师在澎湖遍设火船，攻击荷兰战舰。经过 8 个月的海战，大明帝国总算挽回颜面。

澎湖海战失败后，荷兰人走投无路，大概是出于同情，明军派遣一个翻译告诉荷兰人，他们可以去不远处的“大员”停泊。这个翻译名叫何斌。从某种程度上，正是他将无处落脚的荷兰人带到了台湾；很多年后，又是他带路，帮助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人，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继倭寇海盗组织溃解之后，李旦、颜思齐和郑芝龙等新海盗集团又崛起于东亚海域。颜思齐的海盗集团野心勃勃，一度试图发动叛乱，征服日本。在天启四年（ 1624 年）起兵倒幕失败后，颜思齐逃往台湾，被称为“开台王”。颜思齐的旧部郑芝龙随后在日本平户崛起，成为海盗集团的新首领。

海盗班底的明朝海军终于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了西太平洋海权。郑芝龙从此完全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东南沿海商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一面令旗售三千金，连“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商船也不得不购买令旗，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每年向郑芝龙缴纳 2 万法郎的保护费。

与西方跳帮撞船战术不同，中国传统的水战和海战，常常是互射火箭，或顺风漂送火船，以此焚毁敌舰。火器出现之前如此，火器出现以后仍如此，从屯门海战、澎湖海战到台湾海战，中国无一不是以火攻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