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儿。“这个人真没耐心”“她好有耐心哦”…… 我们是不是都觉得“耐心”这件事，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性格而决定？非也非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耐心或者不耐心，可是由许多内在、外在的因素综合决定的呢。
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为了规避这种不确定性，人们总会希望早一点消费，以获得更强的确定性。薛师书中提及“人们更喜欢今天确定的消费，而不喜欢明天不确定性的消费。费雪把人的这种非常自然的倾向称为impatience，中国最早翻译费雪《利息理论》的陈彪如老先生，把它翻译为‘不耐’，即不够耐心的意思”。
“不耐”是一种倾向，且每个人不耐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例如，年龄是影响不耐的一个因素，年轻人的不耐较弱，老年人的不耐较强，因为年轻人可以看到更久远的未来。
想象力也可以影响不耐，能更清楚形象地描绘出未来的人，他们对不确定性的厌恶就更小一些，不耐程度就较弱——他们更能坚持，更有耐心。我很喜欢书里的这段话：“自律可能源于想象力。今天许多做出伟大成就的人，他们都是在黑暗当中坚持下来的，他们靠的是信念，信念其实就是对未来前景的想象”。经济学的原理，时常和一些广为流传的俗语互相印证，大家视为鸡汤的那句“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说的可不就是这个道理么？
耐心和经济环境、时局也都有关系。在和平的年代，房产、文玩等商品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1）时间长；（2）不确定性小。这时人们会将房产、文玩这样的商品看作耐用品（一是价值不易下跌，二是容易转手。如果在战乱年代，房子分分钟化为焦土，雍正年间的白瓷瓶也并不能助人保住性命），大力追捧之。在和平且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人们对于未来的收入持乐观预期，会更倾向于购买高单价商品、满足自己的消费/享乐欲望，此时名表、名包、豪车等奢侈品大受欢迎，高端旅游等消费也会变得热门。
在经济萧条时，大家预期收入下降，对未来的看法变得“悲观”，会做出更多“不耐”的选择。一方面是停止购买高单价的消费商品，也不再追捧文玩等高价耐用品，转而将有限收入用在购买生活必需品上——即“土豆经济”。另一方面是人们会倾向于转向能立即带来满足感的廉价商品，以暂时逃避现实的萧条带来的负面感受。例如，经济萧条时口红会非常畅销（著名的“口红效应”），好莱坞电影票房也会有显著增长，因为人们需要不是太贵、能支付得起的消费渠道或者娱乐方式，以排解现实压力，满足消费和娱乐的需求。
更极端一点，如果在真正的战乱时期，人们的“耐性”接近为零，真正的硬通货可能只剩那些能立即满足生存需求的物资了——例如清洁的饮用水、面包，战俘营里的烟，以及在绝大部分区域/国家可以兑换物资的金条了。至于口红、文玩、高跟鞋？可能都没人会看一眼吧....
书中还提及，耐心跟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因素也有关系，例如“传统”和“文化”。过去的殖民者在国内修的不少洋房、铁路都十分坚固耐用。也许他们在殖民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他们会殖民那么长时间（无关对未来的预期），很可能只是他们的传统和文化，让他们习惯在修建房子或者铁路时做得精细牢固。这个因素我看书之前并没想到，但是确实存在，非常有趣。比如，我曾经在德国买过刀具，用料真是扎实啊，一把精致的好厨刀，传个几代都没问题——工匠制作时可能并没有想到要做一把传家刀，只是遵循着铸刀工艺的习惯，把它做得非常厚实。又如，某欧洲牌子的腮红，比日系散粉分量都大，一块腮红只要保管得当不变质，从奶奶用到孙女，我看不成问题。真的是生产商打算给顾客做一块“传家腮红”吗？肯定不是，这巨大的份量，只不过是由品牌要求、生产线标准决定的罢了。
所以，由于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群体的偏好不同，对物品的期待和估值就不同。“有些人看重商品今天发挥出来的效用，有些人看重商品未来蕴含的价值。有些人喜欢要现货，有些人喜欢要期货。这些偏好现货和那些偏好期货的人之间，就会产生交易，也就是说，“不耐产生交易”。
而在这个交易中，“现货和期货的比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利息率，简称利率”。利率说白了就是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为了补偿人们的“不耐”而支付的价格。关于利率的衡量和运用，那又需要用好些洋洋洒洒的文字来论述了。
（此为《薛兆丰经济学讲义》读书笔记第4篇，灵感来自第059讲。掺杂着自己的拙见和感想，献丑成文。感谢作者与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