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鼠疫》：
书中的人们在老鼠大批死亡直到政府宣布“鼠疫”封闭城市时心里状态的变化。
书中提到中国广州鼠疫，我查了下1894年广州死于鼠疫者约7万人。这倒不是重点，其中有些有意思的事，比如：
“就连塔鲁，在日记上记录用中国人用敲锣打鼓的方式驱除瘟神后也评论说，实际上没有任何途径证明敲锣打鼓是否比防疫措施更有效。”
中国人敲锣打鼓送瘟神，书中的人们不管信教与否都去参加“祈祷周”，殊途同归，现实无能为力之时我们只能去信任至高无上的神去怜悯我们。
“有一家咖啡馆贴出了绝妙的标语：防止感染的最佳途径是一瓶好酒。”
“他还注意到药店的薄荷糖突然断货了，因为人们有一种流行的信念，嘴里含着薄荷糖能预防传染病。”
我当然没经历过19世纪那场鼠疫，但是我经历过03年的“非典”，我见识过如同书中那般疯狂和荒谬。
“白醋”和“板蓝根”，一种调料和一种染色剂成了预防“非典”的神物。现在倒转过来看，一切如此的荒谬可笑。但是在现状不明，无能为力之时我们却又陷入如此荒谬之中。
理智的存在是需要条件的，在书中鼠疫封城后种种事情，已然在现今社会重现。这就是这些书的意义所在吧。
历史不会是简单的重复，但在历史中不断反复的人性本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