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欧美历史的中心便是人谋求自由，摆脱政治、经济、精神的羁绊。发起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是那些渴望自由的被压迫者，反对的是那些维护特权的人。欲摆脱政治、谋求自身解放的阶级在斗争时坚信他在为人类的自由而战，因而可以以某种理想，吸引所有受压迫者，唤醒其内心深处隐藏的对自由的渴望。然而，在连绵不断的争取自由的漫长斗争中，曾经反对压迫的阶级在赢得胜利、需要维护新特权时，又成为了自由的敌人。

起初，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权威制度的横行不过是一小戳人的疯狂的行为，其疯狂会使它应时而败落。其中最大的错觉就是，法西斯之流只不过是极端分子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控制了国家机器，人民不过是被利用的目标和对象。这些看法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暴露无遗，我们看到，成千上百万的德国人为了法西斯政权如饥似渴的献出了自己的自由，其狂热的程度不亚于当年为了追求自由而斗争的祖先们。他们不但不向往自由，而且想方设法的逃避它，奔向专制和集权的怀抱。所以说，多余民主和自由的破坏很多时候并不在于外部和内部的集权分子，而在于我们自己的个人态度。也就是说，战场从来都不在外部，而一直在我们自己的心中。

自由一直被当作是一种政治正确，认为是人类都向往的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在天生渴望自由的同时，人类的天性中是否也具有一种逃避自由，渴望臣服的隐性因子？否则，我们如何解释那么多人臣服了一个领袖，对他趋之若鹜呢？臣服是对外部权威、制度的屈服吗?其中是否包含着对自身的屈服，臣服之中有没有隐含着满足？其本质是如何？

首先人的自由是产生在什么时候呢？形象地说，在个人完全切断束缚他进入外面世界的“脐带”之前，他是无自由可言的，但这些脐带带给了他安全感，使他有了归属感，他感到了生命的根。在婴儿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孤独感日益加深，个人独立存在，与世界分离；与世界相比，个人觉得世界无比强大，能压倒一切，由此他产生了无能为力感和焦虑感。只要个人不是那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没意识掉个人行动的可能性和责任，他就用不着害怕。一旦成为一个个人，他就形只影单，只能独自面对世界各方面的危险和强大压力。

于是，为了克服孤独与无能为力感，个人便产生了放弃个性的冲动，要把自己完全消融在外面的世界里。然而，儿童永远无法在肉体上返回母亲的子宫里。所以，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力量和完整性不断增强，对自然的支配越来越得心应手，但是另一方面，日益加剧的个体化进程有意味着孤独感和不安全感的日益增加，也意味着个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对生命的怀疑增大，个人的无能为力感和微不足道感也日益加深。由此产生的逃避心理为臣服权威埋下了种子。

一系列的革命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了积极意义上的自由的增长，促进了积极进取、爱批判、有责任心的自我的成长。但实质上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和积极的自由即自由的发展并不是一回事。随着市场经济的广泛确立，成功、利益成为了目的本身，人的命运便是促进社会的反战和经济的进步，而并非为了自己的幸福。人成为了巨大经济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人臣服于经济目的，虽然积累资本为认人类进步贡献了很多，但是主观上他却是为自身之外的目的而劳动，因此他的微不足道感不断增强。

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他不明白按照自由意志去行动，我们的愿望、思想及感觉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外界加于我们的。你可以问问你自己：我是谁，除了肉体自我的连续性外，还能拿什么来证明我的身份？通过与他人的期望的趋同，不与众不同，这些对自己身份的疑问便悄无声息了，人获得了安全感，但是代价实在太昂贵了。实质上，现代人挣扎在绝望的边缘上，紧紧抓住个性这个概念不妨，想与众不同，而且只想与众不同，其他什么都不要。手提包、手机都个人化，制造者都把自己的名字缩写刻在上面，所有这些都表明，人们渴望“与众不同“，不过是个性的最后一点残迹。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任何意识形态和任何一个领袖，只要他提供一种自称使人的生命变得有意义的象征口号。这就为法西斯主义和专制政治提供了沃土。

人对生命的意义的思考和怀疑是源于自己的分离状态和无能为力感，弗洛姆说只要认识到生命只有一种意义：生存活动本身，怀疑就会消失。但是，人活着只是为了活着，这样如何赋予生命目的感和使命感，不会使人感到无目的性而沮丧失落呢？我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