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乐学书院的《管子》学习第15天

《权修第三》第3段

原文阅读

        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见其可也，喜之有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 见其可也，喜之无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刑。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

字词注释

[1]为天下：此处指争夺天下。

[2]重用其国：爱惜地使用本国力量。重，慎重。

[3]重：珍惜。

[4]畜（xù）：容留，留住。一说饲养、养活。

[5]往：离开，散去。

[6]牧：统治。

[7]处：留居，居住。

[8]一：统一精力、意志。

[9]可：可行的，可以做的。

[10]征：征验，有所表现。此处指实际的奖赏。

[11]不可：被禁止的事。

[12]恶：厌恶。

[13]信：兑现。

[14]化：感化。

[15]厚爱利：指多向百姓施恩。爱利，指仁爱利益。

[16]智礼：是非礼节。

[17]上身服以先之：在上位的要身体力行地去做表率以此引导民众。身服，自身遵行。先，引导，示范，做榜样和表率。

[18]审度量：明确法规和制度。审，明确。度量，引申为法规、制度。闲：用于遮拦阻隔的栅栏。引申为阻隔、防备。

[19]置：设置。师：乡师，负责宣教的官员。《立政》曰：“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道：同“导”。教导。

[20]申：申明，约束。一说反复、重复。宪令：法令。

[21]劝：奖励，激励。庆赏：奖赏。

[22]振：震慑，威慑。振，古与“震”可通用。一说为“举救”。

[23]说：同“悦”。喜欢，高兴。

译文参考

          要治理天下，必须珍惜国力慎用本国之民；想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慎重保存国内民众的财力物力；想要治理好民众，不敢轻易动用民力不使之虚耗殆尽。人君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民众，人们就要外逃而无法阻止；没有办法管理好民众，即使他们留下来也不能很好的为国效力。远方的人们来投奔而不走，是因为能有效地养育他们；人口众多又齐心协力就能够统一号令，那是因为有效地管理了民众。见到人们做好事，表示喜欢，就要有实际的奖赏；见到人们做坏事，表示厌恶，就要有具体的惩罚。对所见的喜欢或厌恶之事，真正做到赏功罚过了，见过的人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即使见到那些未曾见过的好事和坏事，人们又怎敢去任意做呢？如果见到人们做好事，喜欢而没有实际的奖赏；见到人们做坏事，厌恶却没有具体的惩罚。赏功罚过，对自己见到的都不能使亲身经历的人如实兑现，那么想要人们做或不做那些自己喜欢或厌恶的事，是不可能的。君主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利益，民众就会亲近君主；明确了是非和礼节，民众就能得到教化。在上位的要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来引导民众，制定法规制度来防范民众的不良行为，设置乡师官吏来教导民众。这样再申明法度加以约束，用奖赏加以鼓励善举，用刑罚加以威慑恶行，如此，百姓就愿意做好事积德向善，暴乱也就不会有机会发生了。

核心内容解读

        就治国驭民而言，文中强调，君主要严格实行法治，这是“立朝廷”“用民众”之法宝。但不是简单地施以刑罚，而是主张对百姓“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而“教训成俗而刑罚省”。

        这类论述，全书所在多是。这种既肯定法制的重要，又不忽视道德教化的政治学说，切合实际，又较为全面，成为全书的思想核心。在尊重人的利益的基础上，德法并举，对维护社会秩序、防止暴乱行为都是不可缺少的。

          从伦理思想史上看，《管子》的思想强调法治和德治的相辅相成，强调法律制裁和道德教化的相互配合。以管仲为代表的上位者在齐国治理过程中，不但没有忽视道德的作用，甚至可以说非常重视道德教化对于巩固社稷、治国安民的重要意义。他们从“尊君”的思想出发，认为“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汉书·贾谊传》）。

      因此，必须加强道德教育和思想灌输，使人们能够树立起以等级为核心的道德观念，以利于他们所说的“尊君”和“安国”。《管子》的这些观念和实践，于法、儒之外别树一帜，对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传统社会德法互济的理论渊源

        在中国历史上，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先贤就对“德”与“刑”的关系做过相关论述，并把二者融合运用到治国策略之中。周公姬旦认为，君主应“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据此对“德治”思想加以阐发，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主张，形成了西周的“德治”思想，成为先秦、秦汉时期“德治”思想的理论雏形。另外，周人提出“天讨有罪，刑不可少”,“明德慎罚，慎重用刑”,“以德化人，教而后刑”等思想，主张“以刑辅德”。这些表明，西周在治国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德法互济”思想的雏形，也因之成为中国古代德刑关系理论的源头。

          虽然“德法互济”思想滥觞于西周，但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德治”和“法治”思想才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学说，并进一步沿袭和完善“德法互济”的治国之策。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沿袭西周的“德治”思想，提出“人治”理念，即施行“仁”政，提倡德治教化。孔子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就是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孔子还提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孟子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荀子主张：“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这些言论阐述了德和刑的关系，蕴含了德法互济的思想。

          墨家以“兼爱”为德法互济的共同基石，提出了自己的法律和道德主张。道家则以否定人为德法的基础建立德法之合思想。尽管诸子百家众说纷纭，但都意识到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不仅要有德治，也要加之以法治，体现出“德法互济”的治国理念。

        诸子百家的后起者法家主张“刑主德辅”，强调“以法治国”。韩非子曾说：“治民无常，唯以法治。”提出“法、势、术”三结合的法治理论。虽然法家各代表人物都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但从其言论中也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的德治思想。如在《管子·权修》中，管子说道：“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量度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者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再如子产提出的“宽”“猛”相济策略，以及对儒家伦理的一些基本道德和规范的认同等，都可以看出法治思想中蕴含的德治思想。

        法家学说中虽然也有德治思想，但其过分强调法治，德化教育常常被忽视，严刑峻法、贱德尚刑的做法为专制集权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直接影响了秦国的统治者，造成后来秦国的暴政和灭亡。秦国的“尚刑而亡”给代之而起的西汉王朝以深刻警示，所以在秦以后，汉代出现了“德法互济”的复归趋势并更加成熟。

        西汉吸取秦亡的教训，大力倡导德化教育，但又不是单纯地复归到孔孟时代的“德主刑辅”，而是将经过一定改造的黄老思想奉为指导，主张“无为而治”，采取“休养生息、与民便利”的政策。同时又吸收借鉴了秦朝法治统治的精华，带有“汉承秦制”的色彩。总之，汉代统治思想强调文武并用、德刑相济，既重视法律，又兼容德治。在此治国基础上，汉代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资料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德法互济研究》，吴清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06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