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家里有一部红色的固定电话，搬家后就停机了，再也没有重新安装过。我家属于安装固话比较晚的住户，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想要安装一部固定电话简直比登蜀道还难，不光要交给电信公司高昂的初装费，还得托关系走后门，否则一般都得排上几个月的队，整体花销怎么也得一千多块钱，我家没有那么阔，也没有后门可走，所以一直没能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直到2001年，固定电话初装费降到了一二百元，还免费送电话机，每月的座机费也降到了16块钱，我家这才正式用上了固定电话。
家里装电话之前，我只在镇上的一家电器维修店里借用过一次，那是同村的三哥开的店，母亲准备带我去二姨家走亲戚，又不确定二姨在不在家，就临时决定先到店里打个电话问问。二姨家的电话比我家装得早，母亲使用电话也不熟练，略显生疏地拨了号，简单寒暄了几句就准备挂断，看见旁边我充满好奇的眼神，就把电话递给我，让我也说句话试试，还特意让我表弟接电话。我又兴奋又紧张，学着母亲的样子攥着话筒，犹如首次登台演讲一般慌张，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憋了好几秒就冒出来一句“弟弟，我上你家去啦！”感觉电话那头的表弟也好不到哪儿去，喊了一声“虎哥哥”就没了下文，俩人一共就说了十来个字，真是名副其实的“尬聊”。
我家里装了电话之后，由于父母的职业性质，平常打电话找他们的朋友并不多，偶尔会有学生家长询问孩子的表现和近况，我平常住校，寒暑假都老老实实在家，从来不和同学朋友出去玩，几乎没人打电话找我，所以家里的电话铃声很少响起。
这部电话真正派上大用场，是在我高考结束之后，正当我们一家三口心神不定地等待高考成绩的时候，某天下午，我的班主任老师打来电话，通知我可以打电话查分了，我立刻告诉了父母，但近乡情更怯，我本来还挺有信心，可那年高考题目难度太大，我拿起电话又没了勇气，怎么也不敢拨打查分专线。母亲也觉得心理压力太大，就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推给了父亲，父亲一看这事儿只能自己办了，就喝了口酒壮了壮胆，一鼓作气拨通了查分号码。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一边准备行李，一边憧憬着美好的大学生活，大姨家的表哥也在青岛某大学读书，我突发奇想，趁着父母不在家给他们宿舍打了个电话，对方电话响起了“嘟——嘟——”声，我又开始紧张了，特意设计好的台词忘了个干净，“喂，你找谁？”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不是表哥，我紧张的要命，用生硬的普通话自作聪明地问道：“你好，我找某某同学”，就听到对面一阵爽朗的笑声“某某，找你的！”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画蛇添足的“同学”二字，表哥被舍友嘲笑了好久。
从小到大，第一次离家这么远，父母很不放心，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还特意嘱咐每周至少要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报个平安。我刚上大一的那年，非典刚过，中国移动刚刚推出针对大学生的“动感地带”品牌，校园里铺天盖地都是动感地带的广告海报，周杰伦魔性的品牌主打歌《我的地盘》响彻校园的每个角落，不少家境殷实的同学一进校园就用上了手机，但在2003年的青岛还算是稀有物品。我们宿舍里有一部公用电话，但只能内部使用，无法接通外线，一到晚上就成了宿舍的一位哥们和同学院的女友煲电话粥的专属工具，我们另外五人都没有手机，就和师兄师姐一样从学校的小商店里买IC电话卡。
校园的林荫道旁，每隔几十米都会有一座户外电话亭，刚买的电话卡上都有密码，刮开涂层就可以拨号使用，具体的使用步骤已经记不得了，每周大致固定的时间，我都会在电话亭里给父母打一通电话，告诉他们我很好，顺便汇报一下学习和生活情况，父母总是问我还缺不缺钱，虽然彼此之间总是重复着那些没有创意的话语，但却饱含着浓浓的思念和牵挂。除了问候父母，电话亭还可以给远方的同学和朋友送去自己的关心和祝福。初夏的傍晚，和煦的微风吹拂着路边的落英，一位扎着马尾的明媚女生正站在电话亭下，抱着话筒满眼含笑地低声絮语，电话那头也许是久未谋面的闺蜜，亦或许是远在异乡的男友，她正在悄声描述学校的樱花和金黄的落日，碎碎念着严厉的教授、拥挤的食堂、讨厌的舍友、烦人的论文，学院的社团开展了有趣的活动，最近又看了一部精彩的电影，梁静茹的新专辑不错，学校附近的麻辣串真香……这种场景在当年的校园里随处可见。
没有手机的日子里，需要记的电话号码不少，我就买了一个小小的硬皮通讯录，把所有重要的电话号码、电子邮箱、QQ号都仔仔细细地记录下来，需要给谁打电话就带上这个小本本，现场人工检索。校门口的商店里也有公用电话，都是按时长收费的，后来开了一家专门经营IP公用电话的门市，一排五六部固定电话，不需要买卡，直接拨号就行，打长途电话比电话亭还要便宜，我也曾用过很多次。
李虎，2019年4月27日于济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