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代，先民只有通过狩猎、采集、捕鱼、牧畜等形式来满足生存的需要。在这一时期，除了必备的生存技能和经验传授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教育后人的。即使他们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解决生存问题上，仍旧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直到发展出来农耕文明，才算是解决了“隔夜粮”的问题。于是先民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问题，经过数万年的经验积累和总结，使长者有了可以传授与人的知识，其中包括了前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具体解决生存问题的技能。

到了上古时期，三皇五帝治下的先民在认知内容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教育内容也日趋丰富起来。嫘祖教大家养养蚕以丝制作衣服，伶伦教大家制作洞箫和音乐，隶首掌握了日常物品的计量方法，岐伯开始对治病救人的道理进行总结，风后开始研究行军列阵的问题，另有打井、造成、盖房子、制作工具等诸多内容具体负责人不详，而统一归功于黄帝。这一时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形成期，一般认为伏羲时代是启蒙阶段，而黄帝时代是重要的发展阶段，舜帝时代官学教育已经形成规模。

尧舜时代的教育在《礼记》中有记载，在都城的行政中心附近，有两种教育机构，一是“上庠”，二是“下庠”，我们可以将之理解成高等教育的“大学”和初级教育的“小学”。这种教育机构被夏、商所延续，夏代叫做“东序、西序”，商代叫做“左学、右学”，夹在中间的是当时的王城帝宫。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礼、乐、射箭”等，礼需要学习者掌握祭祀天地祖宗的仪式，乐包括了诗歌舞蹈和乐器，射箭似乎涵盖武术和军事方面的技能，接受教育者主要王族、大夫阶层的子弟。

周代的教育情况记载的相对详实一些，学校分别设立在各国“都”以及经济发达的“城”。周天子分封之后，天下各国均有其都，是独立的行政中心，而城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而非行政之所在。在这些城中所设置的教育机构名称更为详细，设置在闾（巷子）的叫塾，设置在党（乡）的叫痒，设置在州（县）的叫序。教学以识字读书为基础，继而学习礼乐。《周礼》中“六艺、六行、六德”或许是他们学习的全部内容，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六德：智、圣、仁、义、忠、和。如上涵盖了一个人的行为准则、道德修养、技能才学三个方面。我们对比孔子的六经六艺，不难发现孔子只是选择行的“吾从周”。《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除了如上属于贵族的精英教育之外，还有“六官”：天官冢宰掌管经典，教化百官；地官司徒掌管土地，统计人口；春官宗伯掌管礼仪，指导祭祀；夏官司马掌管军队，研究军事；秋官司寇掌管刑法，以纠万民，冬官司空管理农业，教人耕作。这官职均是按照大夫1人，中大夫2人，下大夫4人，上士8人，中士16人，下士32人，这种编制排列，制度严密，等级森严，排列有序。他们在本职工作之外承担起整个国家的师资力量。官学教育，以吏为师。

在东周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诸侯国不在从属于周天子。各国的人才选拔也不单从血亲宗族士子中选拔，杰出的人才游走于列国之间可以自由的选择国家任职。官学体制下的教育日渐衰微，一些有学问的人，主动承担起教育的工作。他们学识各异，水平也不相同。这与为官任职的“吏”形成鲜明对比，吏一方面表现出知识领域的专业性，掌管农业的人绝不会教人行军打仗的问题，另一方面表现出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的相结合，由主持国家祭礼的人来教授他人学礼。而士大多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孔子未曾主持过一国之祭祀，全拼借观礼和问礼得来的知识来教导学生克己复礼；孟子一生从未做官，全靠读书求学得来的知识来告诉君主应当施行仁政。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一群从未实践过的理论，在进行逻辑上的辩论。以好辩善辩而闻名天下的人，未必担当的起实际职务中的责任。

而正是这些士子的努力，不断的把官学带入民间，伴随着不同学问之间的交流对话，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以孔子为中心形成把“恢复周礼”为目标的学术团体，以墨子为中心形成以“兼爱非攻”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学术团体，以稷下学宫为中心形成以“道”为终极理论的学术团体。而稷下的学子所执之术又互不相同，所推崇之人也不相同，有推崇皇帝老子以“无为之术“治国的派别，有推崇姜太公以“韬略”治国用兵的派别，有推崇管子以“法”管理国家的派别，他们通过“论战台”来完成理论的初级辩论，再以此游说诸侯争取完成实际辩证。名家学派是辩证的佼佼者，却因为无法产生实际的效果而逐渐消亡。这一时期的教育出现了师徒传承现象，我们都知道颜回是孔子的弟子，孟子是子思的弟子，韩非子是荀子的弟子。这与“官吏”在特定学习场所之下分批次的教育贵族子弟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