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姐打来电话时天微微亮，听到她的话后，我的泪水顺势落下，外公走了，虚岁七十九。
在外公七十几年的光阴里，他勤劳、朴实、善良。他常常与锄头，柴刀、扁担为伴，他用一双手养活了六个子女。
童年时，母亲常给我说起外公的故事。年少时外公不惧危险去救人，赶走了一只白虎。中年时，外公的肩头是母亲的港湾，那时我的母亲还是个孩子，得空的晚上他背着她去乡里看电影，白天他挑着担子带着她四处干活。
在历史的洪流中，七十年代的农村实行集体主义，各家各户只有多做农活，多拿分子才有饭吃。那个年代，老百姓都指望着家中的劳力。因而为了一屋老小的生活，外公和外婆白天在田间地头里耕种，晚上也不敢闲着，什么辛苦活儿都干，想着不让一家人挨饿，他们常常忙到半夜。于是勤劳的他们由于常年的劳累，直到老年时，外公的腰部发病疼痛，外婆也患有心脏病。但即便如此，两人还能种好几十亩油菜，播种上百斤花生。直到近三年来，长期负荷的身体不断发出警报，外公腿部浮肿住了院。
再到后来，外公从鬼门关一次又一次挣脱，子女们始终瞒着他，从不敢告诉他得了何种重病，于是外公靠着顽强的意志，一直支撑着身体，偶尔在天色好的上午，守在池塘边上垂钓，他坐在阳光底下一坐就好几个小时。家中亲人看到这场景，心中也庆幸着。我曾混账地与母亲争吵过，我说“你们就是欺负他，欺负外公不识字，所以一直骗着他，不告诉他实情。”当时我看到母亲眼睛红红的，以至于后来我也学会了这种“欺骗”。
但好景不长，直到外公住院的次数增多，县医院的医生也表示无能为力，说是只能拖一日算一日，昂贵的血红蛋白也无法改变事实。于是子女们商量着把外公带回了家，我也买了些西洋参和人参花给外公泡茶喝，每个人都在尽最后一份力来挽留。
待到今年正月里，外公的生活已不能自理，他卧在老木板床上，盖着厚重的棉被，脸上眼窝深陷，人瘦了好几圈。我和他聊了几句，他都轻声地回答了我。我知道他身体上的痛苦，却无法安慰，我只能一如既往的说着“会好起来的！”外婆因为伺候他，也瘦了不少，我们回家前外婆还执意要送，后被我和父亲拒绝。
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我时常听到有关外公的消息，在我接到这通电话后，我心里很难受，同时我更担心我的外婆和母亲，但我依旧不知如何安慰。
直到次日，我和表姐一同赶到外婆家，堂屋内的灵堂早已设好，法师们敲打吹拉着乐器，道士哼唱着经文，香道士点着纸钱，我们走上前去，看到外公的灵位，扑通跪在装地上，眼泪立马流出。我到母亲，姨妈们守在棺木前，她们两眼通红、泪流不止。我不敢走过去看那棺木里安眠的外公，生怕我会哭的失去理智，惊醒沉睡的他。
不过多时，管事的酒席督管唤着众亲人入席，席间道士唤孝子跪拜，舅妈给我们披上了孝服，在道士声声唱词间，我听到了舅舅外婆、母亲、姨妈们的哭声，而我强忍着眼泪。
跪拜过后，小孩子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系在她们身上的孝衫轻飘飘的，她们脸上带着笑，完全不知这场法事意味着什么。而在房间内，舅舅坐在椅子上，今天他喝了不少酒，后来他借酒告诉了我们外公临走时的情形。
凌晨两点左右外公躺在床上，子女们都围在床边，那时外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眼睛也睁地很大。子女心里都很明白，今晚看来是躲不过了，于是舅舅一一问他有什么放不下，是不是对外孙、曾孙、曾外孙不放心？外公听到这些都没什么反应。最后舅舅告诉了外公实情，告诉他不是后人不愿为他治病，只是因为外公得了癌症，没法治。而外公听到这话，深憋的一口气便泄了，眼泪从他眼角流出，他像个孩子一样哭出了最后一声，便失去了脉搏与呼吸。
在当天下午，父亲和表哥们一同回来，父亲眼睛里满是泪水，表哥们眼泪流了出来，他们跪拜完后，姨妈给我们掀开了外公额前的纸钱，表哥点开了手机里的手电筒，照了又照，心里实在是难受，便点了两根烟。
舅舅请来的道士归属于南泉派，他们的唱词同我在三年前听到的不一样，晚上一位周老先生负责写“当大事”的悼文，他一笔一画地写着，并跟我解释其中的深意，而我听得似懂非懂。
在办“当大事”的那天，贴在灵堂门梁上的悼文粘了一只蛾子，我从小信奉这些，我觉得这是外公化作的。那时堂屋内锣鼓喧天，外婆止不住眼泪，我拉她过来看了这蛾子，外婆便叫来姨妈来看。
后来我看到外婆常常一个人坐在棺木旁哭，到了晚上道士要将棺木封上，所有孝子无不泪流满面，外婆更是哭地凄婉，但谁也无法改变眼前的一切。人人都知这生老病死，不论富豪高官，还是寻常百姓，这条路都得走。当棺木盖上，几十年如一日，却没人说得了再见。
在最后一天便是下葬。花匠折了纸屋和一些生活用具，都要同旧衣服火化。另一边，两位舅舅撒着买路钱，外孙举着白幡，村中的丧夫抬着棺木跟在后面，我们一起朝后山走去，一路上丧夫讨要礼行，所有子女、侄女都给丧夫发了红包。最后我们到了下葬的位置，他们把棺木放在施了法的土穴里，然后泥土慢慢覆盖，再在坟头立一个小石屋。周围鞭炮齐鸣，却宛如呜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