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商金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摘自：《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文学“虚无”历史，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就显性层面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形形色色的文化产品中，戏说、改编、恶搞、调侃历史的现象比比皆是，其中尤以网络文学、宫廷剧、后宫戏、历史剧为集大成者，大有穿越时空、不疯狂不成魔就不成“戏”的态势，对于没有思辨能力，历史常识也有所欠缺的普通受众来说，在娱乐神经之外并无助益，更可怕的是这种对历史的解构，支离破碎地参与建构了受众对于历史的认知，对于青少年来说这种危害尤甚。

文学“虚无”历史的第二个层面比较隐晦，是就文学“表现”生活而言的。作为“形象的历史”，文学不以认真、严肃的内在精神介入生活，不以具有内在超越性的精神支撑创作，一味放大人性之欲之恶，铺陈人性阴暗的角落，以展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龃龉算计为乐，美其名日为零度创作、客观叙事，这样呈现出的生活是对历史、对现实的一种深层虚无化，在各种官场小说、职场剧、婚恋类作品中，这种“虚无”随处可见。这两个层面一显一隐，显性层面的危害是直接可见的，可以通过文艺批评以及市场规范进行引导和约束；隐性层面的影响则是潜移默化的，不那么容易发现，但长期浸淫于此的读者和受众，会日益背弃从文艺作品、文化产品中寻得人性之美的初衷，在观察社会、面对生活时带上灰色、消极的眼镜，对世态人心的影响尤巨。难怪有人感叹：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可不能“成为了观念上的东亚病夫”啊!

消费时代和互联网时代两个大环境是产生文学“虚无”历史现象的温床。消费时代，和市场经济一样，本身是个中性词。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上是相对不平衡的，我们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出现当前物化、商品化、金钱化泛滥的趋势，呈现出一切“明码标价”的消费景观。我们的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创作者、批评者，本应是最有可能超越一己之私、超越利益驱动的“先驱者”，但实际表现令人失望。许多作者主动“放下”姿态，为迎合消费市场、迎合消费者猎奇窥探和嬉哈取乐的心态，不惜曲解历史、曲解生活，肆意炒作，不断放大消费时代“恶俗”，出现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创作和严正的批评反而坐冷板凳的怪现象。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则更是一把双刃剑，它内含抹平一切的民主和平等意识，使人人可以传播、可以发声，导致信息泛滥、泥沙俱下、良莠杂陈，甚至出现不叛逆不特立独行不恶搞就无影响的乱象，最热闹最叫卖的文学作品往往涉及怪力乱神、宫廷秘闻、全裸出击，以及床上功夫。这种境况，就连大作家王安忆都发出“文学似乎变得非常虚无”的感慨，更何况普通作者。只有理性辨析消费时代和互联网时代两个大环境，我们才能对文学“虚无”历史的病因有更为深刻的了解。

文学和历史到底是什么关系，它的边界在哪里，本质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说历史的本质是求真，那文学则倾向于求善求美。文学并非天生与历史绑定，它允许“腾飞”，天马行空，有想象，有灵性，可以“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可依托历史，作恢弘史诗，也可离开历史，专注于人的心灵以及“抽象的抒情”（沈从文语），没有一定之规。

文学的本质是人学，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很深刻，鲁迅所谈的文学“立人”，周作人谈的文学的“当以人的道德为本”，沈从文说“伟大文学艺术影响人，总是引起爱和崇敬感情”，以及朱光潜所说的文学贵在“怡情养性”，都紧紧扣住了文学“不能不有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不能不讲“功用”这一主旨。

文学必须关注人的生存环境、爱恨生死、喜怒哀乐；关注人的人性、人格、人情；关注人的尊严和命运。朱光潜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说：“凡是文艺都是根据现实世界而铸成另一超现实的意象世界，所以它一方面是现实人生的返照，一方面是现实人生的超越”，“文艺到了最高境界，从理智方面说，对于人生世相必有深广的观照与彻底的了解”，“从情感方面说，对于人世悲欢好丑必有平等的真挚的同情，冲突化除后的谐和，不沾小我利害的超脱”。可以说，文学也是一种史，是心灵史，是人性史，和“现实世界”相生相伴，互为辉映。沈从文在他未写完的遗作《抽象的抒情》中谈到生命的发展时说：“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外一时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这些极具哲理的话语精辟地阐释了心灵史和人性史形成与流传的路径和方式，我们可以按图索骥，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从古希腊罗马神话、史诗、悲剧，到中世纪《神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画卷。

由文学勾勒出的心灵史、人性史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一隐一显，一为神一为形，两者有交叉也时不时有矛盾，甚至有时候会相悖，总体上虽然各自独立，但又不可分离。脱离“现实世界”去谈人性人情，是虚无缥缈，没有根基的，其艺术生命不可能持久，更不会产生跨越时间和地域的影响力；脱离“文学”去谈历史，也只是干枯无味，甚至会被所谓的历史来愚弄。但反过来，如果用“现实世界”去规约文学创作，也很难产生有想象力、灵动和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作品；如果用“文学”的笔法，以人性人情为主纲去书写历史的话，那将会影响我们对于历史规律和本质的探寻，是对本质求真的历史的歪曲乃至颠覆。真正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都是在对两者关系真诚而深刻的思考和调适中产生的，《神曲》、《战争与和平》、《罪与罚》、《红楼梦》等经典文学作品，但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等伟大的作家，概莫如是。理性看待文学和历史的这种相互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才能避免对当下的文学生产乱象瞎开药方，才能真正反思为何当代中国没能产生撼动人心的伟大作品。

我们当下看到的种种文学“虚无”历史的现象，是没有看到文学和历史内在的相互规约性，放大了文学和历史的相互独立性以及两者间的对立，或者从根本上说，创作者就根本没用心去思考两者的关系，只是把自己看作文学商品生产链条中的一环，挖空心思地吸引眼球和点击率，以赚大钱为上上策。上文谈及，脱离“现实世界”去谈人性人情，是虚无缥缈，没有根基的，而戏说、改编、恶搞、调侃历史，那样的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更是博取即时性精神刺激的消费品，怎么可能成为可以流传于世的伟大作品？1929年5月10日，鲁迅译完日本学者野口米次郎作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写了《编辑后记》，称赞野口米次郎文字的“简明扼要”，“于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来因去果”说得很“分明”之后说：

当翻译完毕时，还想添几句话。那就是作者的“无论那一国的文学，都必须知道古代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时代精神有怎样的关系，而从这处所，来培养真生命的”的主张。这自然也并非作者一人的话，在最近，虽是最革命底国度里，也有搬出古典文章来之势，编印托尔斯泰全集还是小事，如Trotsky，且明说可以读Dante和Pushkin，Lunacharski则以为古代一民族兴起时代的文艺，胜于近来十九世纪末的文艺。但我想，这是并非中国复古的两派——遗老的神往唐虞，遗少的归心元代——所能引为口实的——那两派的思想，虽然和Trotky等截然不同，但觉得于自己有利时，我可以保证他们也要引为口实。现在的幻想中的唐虞，那无为而治之世，不能回去的乌托邦，那确实性，比到“阴间”去还稀少；至于元，那时东取中国，西侵欧洲，武力自然是雄大的，但他是蒙古人，倘以这为中国的光荣，则现在也可以归降英国，而自以为本国的国旗——但不是五色的——“遍于日所出入处”了。

鲁迅谈的是继承中外文学遗产，只能是从中取得借鉴，而不能用来替代创作，这和“中国复古的两派——遗老的神往唐虞，遗少的归心元代”，毫无共同之点。对于“借鉴”，鲁迅强调的是“和近代的时代精神有怎样的关系”，并从“和近代的时代精神有怎样的关系”这个结合点切人，创造出“培养真生命”的文学。而当下那些虚无缥缈、没有根基的戏说、改编、恶搞、调侃历史的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是“和近代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趣味低劣”的“白相文学”。创作者对文学到底是什么缺少应有的思考，具有内在超越性的“立人”和“培养真生命”被弃置脑后，其结果自然是对现实的生活理解肤浅浮泛，抽空现实生活和“现实世界”的精神内核，走向虚无。

现在，拿着iPad、iPhone、kindle进行阅读，点击视频网站进行观影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受众、我们的读者似乎人种发生了改变，阅读习惯、审美趣味、消费取向发生着巨大变化，创作者的个人体验也与以往不同。文艺批评的标准在互联网时代和新媒体环境中左右摇摆，没有定性，迎合热点，不甘寂寞，更别提去引导创作了，这是很悲哀的现实。确实，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对现在出现的文学虚无历史、虚无“现实世界”的现象安之若素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王国维所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只是针对着文学的表现形式，其精神内核则是一以贯之的，不管唐诗、宋词、元曲，都是讲人情、人性，追求美善崇高和庄严的。

真正的文学，不管描写善，还是描写恶，不管描写和谐，还是展现冲突，都有一种使人超越庸常，感受到人情美，体验生命超越性的力量。虚无历史、虚无生活的作品，荒谬浊俗，对其进行上纲上线、居高临下的批评其实作用有限，适当引导并加以市场规范即可。更重要的是，要给认真的创作者以机会和园地，鼓励创作尊重历史、尊重生活的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来净化我们的文化市场和审美趣昧。随手翻及2014年第1期的《随笔》杂志，主编在《三十五周年寄语》中说，“我们也深知‘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大环境下个体的无能为力”。但还是要努力，要“既对得起良心、也对得起历史”。如果我们的文学创作者、文艺批评者都抱有“既对得起良心、也对得起历史”的态度，不是尽想着在消费的饕餮盛宴和眼球经济时代分一杯羹，创作出“新时期”撼动人心的作品才有希望。不过，这也得要有一个大前提，这就是朱光潜在《作文与运思》和《资禀与修养》中所说的“文章出苦心”，致力于文学的人，得有“‘生知’的资禀”，“再加上‘困学’的功夫”，方能左右逢源，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