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深秋九月，林区天高云淡、山色斑斓。

一个周六的上午，我和玲（妻子）象往常一样来到森工街父亲家陪老人过周末。

当我坐在那个铺满阳光的沙发上时。父亲平静地对我说：他最近咳嗽，自己去森工诊所扎了7天的针，仍不见效，打算下周一去林区医院看看。

听后，我有些惊讶，但更多的是抱怨。惊讶的是，我这个周三中午曾来过父亲家。当时并未察觉父亲咳嗽，他也没有告诉我去诊所扎针的事。抱怨的是父母有病总是瞒着我们，直到小病托成大病。

我责问父亲：怎么有病也不说呢，去扎针，我怎么不知道，周三，我来，你也没说。

父亲嗫嚅道：我想扎两针就好了，没想到这次就不好了。我看了看表，对父亲说，现在就去，不要等下周一了。

我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说着便起身穿衣服。父亲有些措手不及，忙说：不着急！周六医院不上班吧？我带着怨气，说：如果你再磨蹭医院真的就要下班了。

我大踏步走在前面，头也没回，转过拐角径直走到街边的车上。父亲显然有些跟不上。

那天，是森工街的大集，我的车停的有点远。当父亲坐到车上时，已然上气不接下气。

父亲这种喘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有些后悔走得太快，也为父亲的喘息多了几分担忧。

父亲总算平稳下来，絮絮地对我说：就怕检查出像玲妈一样的病来（我的岳母16年前因肺癌离世）。我嗤之以鼻，立即否定他：竟瞎猜，不可能，你就是感冒引起的咳嗽。父亲明显地带着几分忐忑和怯怯的不安。

来到医院，门诊大夫只听了听父亲的喘息声，就建议他住院治疗。父亲觉得太仓促，想推托，我却一口答应。办完手续，我领着父亲向住院部走去。

父亲迟疑着，念叨：千万别像玲妈的毛病。我有些不耐烦：不能啊！别瞎想了。

来到疗区，已临近中午，有的大夫已换了便装准备下班。显然，我们的到来，让他们有些沮丧。

主治大夫，简单问了情况，随即开了CT检查单，并告诫我们：抓紧去，否则下班了。

我急忙领着父亲向CT室赶去。我又开始催促：抓紧，不然大夫下班了。父亲加快了脚步，又开始喘起来。 

02

在CT室的操作室里，我正和其中一位年轻的大夫闲聊着。正在操作仪器的大夫，突然冒出一句：长东西了。

我的心一颤，连忙问道：你是说我爸吗？他肯定地回答：对，你不知道吗？！

我的头顿时嗡的一声，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感瞬间浸入心底。年轻的大夫立即警觉地转向我，问：这是你们第一次检查吗？

我惊愕地回答：对，就以为是感冒咳嗽来做个检查。他小心翼翼地轻声提示：可能是肺癌。而且是晚期，位置不好，恐怕手术不了。操作的大夫补充道。

听到“肺癌”两个字，我如五雷轰顶。恐惧、错愕、悲伤、担忧甚至崩溃，各种心绪夹杂、掺拌扑面而来。“癌症”这两个字一直觉得离自己的生活很远，那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字眼，如今就实实在在发生在自己至亲的身上。

接下来，我似乎是在恍惚中游走。

在大夫的提示下，去CT室把父亲扶起来，我不再独自走在前面，不再催促他快走，不再有一丝抱怨。父亲还在不停地念叨着，我根本没听进去他在说什么，只是偶尔应答着：好、行、是.....

我从未感觉医院的走廊如此之长，好似走了好久，好久.....

看着眼前父亲暗沉、铁青的脸，心中涌起一种痛彻心扉的悲伤和悔恨。

最近，父亲的脸色就不好，为什么没有在意，怎么不早一天带他来医院做个检查。从CT室出来，父亲好像已不是检查前的他了，现在的他有了另一个身份——肺癌晚期患者。

一种极度的悲凉和怜悯迅速袭来，我不寒而栗。

泪水在眼圈里一直打转，我故意侧着脸，怕父亲发现我的异常。父亲像刚才一样，躬着腰，怕托我的后腿，尽力趋步快走，尽管他的步子很小。我立即阻止他：慢一点，再慢点，我们不急.....

回到病房，把父亲安顿好，我匆匆找到这家医院的一位朋友，也是内科的权威人士。

他急忙随我来到CT室，把刚打印出来的片子插在白炽灯框里。

只看了两眼，他嘴里就发出“啧啧”的叹息声，我已意识到父亲病情的严重性。

他详细地向我说明，发现我听的并不清楚。其实，也并非不清楚，而是被这确认的噩耗惊呆。

他又用简短明了的话概括：老爷子的病很重，而且已没有手术的可能。建议我拿片子到长春的大医院让专家看看有什么好办法。并主动为我联系了中日联谊医院的胸外科教授。

走出CT室，他拍着我的肩，深沉、中肯地说：恐怕大医院的结论也是一样的，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出去只是寻求心理的安慰。

我发自内心地说了声：谢谢！但我必须去试试。

03

迈着沉沉的步子，我目光呆滞，神情恍惚，甚至走错了医院的出口。外面的世界感觉顿然失色，满目苍凉，一片灰暗。

我呆坐在车里，全然无措，仿佛刚才发生的是一场梦。我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脸，自问：是真的吗？我感觉到了疼。

我意识到，要尽快梳理一下思路：首先一定要瞒着父母，但第一时间要把这件事告诉妻子和哥姐，然后去长春寻求专家的建议，不管前景多么渺茫，只要有一线希望。

到父亲的楼下，我再次提醒自己：一定要控制情绪，不能有反常的表现。照着后视镜，我强行笑了一下，但立刻又恢复了一脸的愁容。

我强打精神，走进家门。家里还是一片祥和。哥姐都在，还包了饺子。母亲忙问我父亲的情况。

轻描淡写地回答：爸没什么大事，就是肺炎，但需要住院系统治疗。即便如此，母亲还是满是牵挂地埋怨父亲的固执，没有及时就医。

哥、姐匆匆吃过饭要去医院，被我拦住，让他们等我一起。下楼后，大哥径直走向他的电动车，我说：哥，你上我车，有事要说。

这一细节，被玲发现，转而急切地问我：爸怎么了？不好？我微微点头，瞬间，泪水盈眶。

坐到车上，哥姐已意识到父亲查出了大问题。我几近哽咽地说：爸刚才做了CT，情况不好，肺癌晚期！!哥姐和玲被这一噩耗惊呆，同时发出长长的“啊”声。

随之是一串质问：怎么可能，怎么这么突然，怎么发现就是晚期.....

玲和姐开始抽泣，然后是片刻的安静。

既然这样，我们面对现实吧，明天我去长春；眼下还要瞒着爸妈，决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打破了沉重的宁静和叹息。

来到医院，我们努力平抑自己的情绪。在看父亲的眼神里，不自觉地平添了一份心痛、同情和忧虑。

我们竭力地劝着父亲：没事儿，就是重感冒，住几天院就回家了。我们有意把“感冒”的这个词说得清晰、宏亮。

父亲问，CT片什么时候出来？我随口说：明天。

04

在走廊的尽头，我拨通了吉大二院好友的电话。

多年来，他是我们家人健康的守护神。全家人只要有重病，需要上级医院治疗的，我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他。他也是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这次也不例外。

我尽量以平静的口吻来述说父亲查出肺癌的整个过程。他除了婉惜和同情，痛快地答应找他们院最好的教授给看片子。我们约定明天见。

当天下午，父亲扎过针，我把他接回家。从父亲家出来，望着楼上窗子映出微弱的灯光，我心绪杂陈：爸还能在家多久？

原来“在家”的意义如此重要。哪怕家再小、再破、再清贫、再偏远。在家，至少意味着平安、康健、安宁和温馨。

回家的路上，父亲的一生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因为即将看到结局，所以联想到初始。

父亲出生于山东泰安郊区的一个小村庄。由于家境贫寒，他的早年生活充满艰辛和困苦。

作为长子，少年时的父亲，只念了7个月的私塾，就开始出苦力赚钱：在客栈烧过茶炉子，在染房当过帮工，在工地做过力工，在黄河岸边拉过套子(用人力拉货船)，最艰难的时候，还领着二叔要过饭（当年要饭时被狗咬的腿伤，一直还在）。

1952年春天，为了填饱肚子，在闯关东的大潮中，17岁的父亲跟随一位远亲来到人迹罕至、冰天雪地的东北。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父亲在三岔子这个林区小镇开始扎根。以此为大本营，郑氏家族也迎来了命运的大迁徙。父亲先后把爷爷、奶奶、母亲、二叔、三叔、大姑、二姑、三哥（堂哥）接到东北，他不遗余力地接纳和帮助他们在这片土地立足、稳定、生存、发展。

由于父亲质朴善良的品格和谦逊敦厚的为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从制材厂的一线工人，逐步成为工组长、车间主任、分厂书记。

退休后，为了供我读中专，又到个体木材加工厂打工。直到把5个子女培养成人、成家，他才真正停下劳作，安享晚年。

父亲的性格既有山东人的憨厚和倔强，也有东北山里人的直率和豪爽。他一生勤劳俭朴，与人为善，重情重义，爱憎分明，悲悯仁慈。他是我们这一支系家族在东北的开拓者，也是家族团结长久维系的灵魂和旗帜。

如今，这一灵魂就要消散，旗帜就要倾倒。那个17岁闯关东的孩子，跋涉了那么久，就要长久地安息了......（待续）